到机场欢迎的，有热情洋溢的数千干部群众，有服装整齐、精神抖擞的仪仗队，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等。
不多时，飞机降落在机场上，毛泽东等迎上前去，欢迎从飞机上下来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罗伯逊、郑介民、叶剑英等人。
毛泽东与马歇尔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尚不熟识。周恩来连忙给他们作介绍。毛泽东握着马歇尔的手说：“欢迎马将军到延安来视察！”马歇尔回答说：“感谢毛主席的盛情欢迎！”
周恩来又把罗伯逊、郑介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也表示热烈的欢迎。张治中则是老朋友了，当他和毛泽东握手时，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道：“真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接着，在毛泽东、朱德的陪同下，三人军事小组检阅了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
然后，马歇尔一行被接到王家坪朱德的住处——两孔修整得较好的窑洞里休息。主人准备了茶点，宾主一边吃喝，一边叙谈。
稍事休息后，马歇尔、罗伯逊等去美军观察组驻地看望他们在延安工作的同胞，张治中等人则留在王家坪。
下午，马歇尔来到了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也是两孔窑洞，两人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
《马歇尔传》的作者在书中这样描写了这次会谈的情况：
毛答应遵守各项协议的规定，马歇尔则赞扬周恩来在长期的重庆谈判中友好合作。这位美国人宣布他无意干涉中国的事务，但他强调了停火的必要。然后他向毛直接表明了已对蒋介石讲过的要点：如果中国不统一，美国就不能给予援助。
在会谈过程中，毛说他希望停战协定能引用于满洲，把执行小组派到那里去。马歇尔想到，当共方在满洲得势时也很不愿意实行上述措施去限制他们，他决定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他向杜鲁门报告说，他讲得“极其”坦率，毛并没有表示不满。马歇尔说，据他理解，停战协定本是可以引用到满洲的，但共方事先宣布在那里有特殊权益，对引用停战协定有怀疑。蒋介石不愿执行小组去满洲，是为了小组内有美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委员长甚至断然说，苏联要求派人参加执行小组）。
会见毛泽东后，马歇尔也拜访了朱德。
张治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也进行了互访。
当天晚上，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招待所，毛泽东、朱德设宴招待了马歇尔一行。
宴会开始，毛泽东首先致词。他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与各位将军、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位努力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表示衷心感谢。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最后，他举起杯来，讲了这样的祝酒词：
“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祝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各位朋友健康！”
马歇尔的祝酒词讲得很简单，他说：“感谢毛泽东主席、朱德将军及各位主人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为中国人民干杯！”
宴会结束后，客人们又被请到中共中央大礼堂内，出席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晚会。
晚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持，朱德致欢迎词。他再一次代表中共中央向客人表示欢迎，对政协、三人小组的一切协定表示拥护，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忠实履行这些协定。
张治中在晚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向主人保证，国民党百分之百地执行整军协议。然后，他便风趣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听到张治中的这句话，毛泽东也高兴了起来，他笑着说：“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张治中回答道。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马歇尔、张治中的延安之行，就在这样友好、和谐而又充满希望的气氛中结束。
3月5日上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飞往汉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又亲自到机场欢送。马歇尔临上飞机之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
是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是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真正地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早在2月1日，也就是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一天，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在生病，但还是带病认真地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这一份指示，虽然也提醒全党“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这样写道：
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阶段是到来了。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指示还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
这种对和平形势的乐观估计，也反映到对各种协议的执行上。
3月6日，即《整军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
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
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望根据恩来所告，再行考虑，制定详细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晋绥方面，请贺立即筹划，并偕荣臻一道，乘飞机来延开会为盼。
中央三月六日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又指出：“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三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做成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执行”。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和平形势的估计确实有些乐观了，而对蒋介石破坏和平的决心的估计有些不足。正如全面内战爆发后刘少奇所说：“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
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毛泽东也承认这一点。
他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们，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大阴谋家，他虽然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也发布了停战命令，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停止内战。因此，他从一开始也就不打算履行所有协定。早在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蒋介石就于1月7日秘密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进军令：
“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行动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接着，蒋介石又利用停战机会，一方面进行“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积极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4月9日，他秘密接见美国记者说，他已经作好了打的准备，“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5月2日，蒋介石到河南新乡视察，在那里，他对郑州绥署所属各部队长官发表了讲话。他说：“你们大多数部队驻扎着陇海路上，与共产党相距很近，你们如果是有志气有血性的现代爱国军人，必定要提高志气，雪耻自强，扫荡反动派共产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蒋介石在命令熊式辉、杜聿明等人在东北大打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关内的调兵遣将，把军队、武器弹药运往内战前线，建立各种军事设施，调整军事指挥机构，制定作战计划等。到1946年6月，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基本完成了，他要大打了。6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6月17日，蒋介石又蛮横无理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即要我军退出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胶济全线、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冀东沿海、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1946年6月7日以后我军从山东、山西两省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蒋介石声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退出这些地区，才能考虑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同意这些无理要求，于6月21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但是，蒋介石是铁了心要打内战了，他根本不加理睬。
一场中国人民不愿看到的全面内战在所难免了。
二、序战拉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大规模内战准备后，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斯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围攻下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在和平之树的绿阴下建设自己家园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全国内爆战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的66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解放军的3．4倍。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大规模内战准备后，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斯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围攻下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在和平之树的绿阴下建设自己家园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全国内爆战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的66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解放军的3．4倍。
蒋介石对其一手发动的这场内战的性质与规模，在战争初期就有明确的表述：“今日之共匪，其装备训练与作战指挥，比较江西时代，均相当进步”。“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此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从这里不难看出，蒋介石一开始就把这场内战看成是正规的、全面的战争，是关系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决战。
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帅部决定采用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约占其全部正规军的80％）向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对于这种“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作了如下的解释：“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匪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蒋介石在确定战略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战争初期的三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蒋介石及国民党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
“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中断，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传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确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领”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即可当十个兵之用”；“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