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夜袭西山”战斗胜利结束以后，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重挫。1945年8月正当日本侵略军准备重修碉堡和增筑炮台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乱施暴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贯进行投机钻营的阎锡山，窃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窜回太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队越战越强，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溃败。阎锡山的统治，日暮途穷，风雨飘摇。为了作最后挣扎，他便脱掉“仁慈善政”的外衣，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8年，采取了“兵农合一”、“三自传训”等一系列强暴措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梦想以法西斯手段，来维护其即将崩溃的反动政权。在工矿企业中，阎锡山强迫工人勒紧裤带，加速生产，发展军火工业；在郊区他强制推行极端反动的“兵农合一”。
所谓的“兵农合一”，就是在农村统一登记役龄壮丁，每6人编成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另外5个称为国民兵在家种地，国民兵每人每年出优等粮3石，棉花5斤，以供养常备兵及其家属。在外做工经商和求学的青年，限期由家属叫回抽签服役，逾期不归者，由家属交优待粮和棉花。以村为单位，把土地划成若干等份，交由国民兵领种，领种土地的国民兵，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保留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阎氏所说的“土地村公有”的实质。
阎锡山在太原郊区和晋中各县推行的“兵农合一”，把农民变成了农奴，它是一条逼命、要粮、征兵的铁锁链，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活命，背井离乡，有家难归。
凡实行“兵农合一”的村庄，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关门闭户，人心惶惶。农民含泪抱恨，到处流传着“兵农合一好，到处长荒草”，“兵农合一聚宝盆，又没粮食又没人”，“地里蒿草多，村里病人多，家里女人多”等歌谣。在那悲惨的日子里，太原郊区的许多农民被迫卖妻卖子，挣扎在死亡线上，仅1948年中，全郊区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26户人家卖妻的就有5户，卖子的有9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
在城区，阎锡山实行了臭名远扬的“平民经济”政策。通过“平民经济”的执行机构，阎锡山控制了整个太原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物价一涨再涨。最高的时候，太原粮价，超过当时上海2200多倍，居全国第一位。
人们用一块银元买不到2斤杂粮。特别是解放前夕，阎锡山的“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逐户抢市民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有的甚至全家饿死。在太原新南门外竟然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肉包子”。同贫苦市民的悲惨处境恰恰相反，阎锡山和他的官僚们经过3年多的疯狂掠夺，光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在这个时期，阎锡山还在太原实行了空前残暴、灭绝人性的特务统治。1945年秋季起，太原不仅先后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和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还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如梁化之控制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此外，还有绥署侍参室、黄河通讯社等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对人民的一言一行进行监视和镇压，许多无辜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特务架走，投入牢房，以至死于非命。
仅特警处3年多时间就秘密处死5000多人。其中，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有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庭主妇。太原，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死城。
为了打内战，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大肆修建军事据点的同时，在太原南至武宿机场，北至周家山，东至罕山，西至石千峰，东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盆地上，修筑方的、圆的、三角的各种战碉，共有5000多座。
在修筑这些工事时，许多饥寒交迫的人被阎军抓到工地，在皮鞭和棍棒之下，经年累月地无偿服役，流尽了汗，累弯了腰，以至受尽折磨而死。林立的碉堡群成为太原人民灾难的标志。
1947年以后，阎锡山在太原实行了所谓“三自传训”，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城乡人民死于乱棍之下的难以数计。从农村到工矿，从郊区到城区，在阎锡山施行的一系列暴政中，最残忍的是他独出心裁地成立的“三自传训委员会”。这一组织是1947年在太原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张凤翔等人组成的，总负责人是梁化之。各县（市）均设有分支机构，这是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地狱。
阎锡山的所谓“政治革新和转变干部意识”，就是要“自己斗争自己，转生自己；同级斗争同级，转化同级；
下级斗争上级，转化上级；民众斗争干部，转化干部”，也就是以“三自传训”“自白转生”的形式，在太原各单位乃至晋中一些县城，普遍地开展“肃伪运动”。
“三自传训”十分残酷，在“自白转生”大会上，有不少伪官员为了表示“转生”，被迫用手掌狠打自己的脸面，个个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互相打，互相唾，脸上的唾沫横流，谁也不敢擦。被认为有通共嫌疑或者不自白的人，还要用锥子乱扎，用棍子乱打，用石头乱砸，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有的甚至脑壳迸裂，死于非命。
当时，西北制造厂（即抗战前的太原兵工厂）的厂长阎树松，是阎锡山的本族孙子。他遵照他爷爷“过了筛子再过箩”的“肃伪”方针，对1800名员工普遍审查，共查出120个所谓“伪装分子”。阎锡山根据他的报告，断定太原城内的共产党，七成在工厂，二成在学校，一成在机关，共产党培养的山西省主席也必定在工厂。于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肃伪”以工厂为重点，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工厂设立专门肃伪机构，从同志会和特警处抽调有特工经验的官吏爪牙，到各工厂经办“福利室”。“福利室”设主任1人，秘书2人，领导所谓的工会与同志会。
阎锡山的“三自传训”干部手册规定：日伪时期工厂之工人可疑；“光复”前后进工厂者可疑；抗战初参加牺盟会、晋西事变后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区者可疑。
阎锡山在各工厂开展“三自传训”的程序是“动员、斗争、召训、处理”。
所谓“动员”，就是把全厂员工集中起来，由“福利室”主任训话，大肆诽谤污蔑共产党。再则，就是把叛徒请到主席台上，身佩彩绸，胸挂红花，表示“自白转生”的“荣耀”，诱惑与会者学习。最后，在“自白不彻底，死在乱棍底”、“有关系交关系（指同共产党的联系），交了关系没关系”的吼叫声中宣布收场。会场的出口处，都设有“密投箱”，强迫人人写条子，检举共产党。
所谓“斗争”，就是动员之后，“福利室”根据平时调查，把全厂员工分成三批。第一批是家在解放区、交错区和外省的；第二批是家在本省阎管区以内的；第三批是员工家属。第一批是传训的重点，10～20人为一组，每组的指导员由受过“烘炉训”的特工人员担任。“自白转生”必须人人过关，自我交代。被认为“自白”不彻底者，指导员、组长和便衣特务便组织骨干开展斗争，先让自白者自己打自己，然后再指名强迫工人互相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至合乎“召训”扣捕标准时为止。
所谓“召训”，比小组斗争更凶狠。工人们把它称做“过鬼门关”。召训由职业特务负责进行。被召训人一进召训室，就立刻被命令站在地上或跪在地上，背诵“自由流年表”，而召训人则观脸色，摸心跳，找漏洞，见缝下蛆；
一旦脸色异常，心跳较快，背诵和写的有矛盾，便马上遭受乱棍毒打，直到承认是共产党派来的，或者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才住手。
所谓“处理”，就是通过“召训”，把清查出来的“通共分子”送交特务机关治罪。
工人们在过上述四道“关口”中，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真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晋华卷烟厂女工杨某，年仅15岁，从没见过八路军和共产党，就是因为在斗争会上不说话，被传训长追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否通八路？”她还是低头不语，传训长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杨某受他舅舅的指示，准备往茶炉中放毒。于是，召开全厂大会进行斗争，杨某被斗得神经失常，口吐鲜血，含冤而死。西北造纸厂女工杨拉弟，下工后与一名叫于三毛的工友说了一会儿话，见人来了便不说了，于是成了斗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