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到这样的队伍中去，成为当时青年的无尚荣光。许多青年庄严地表示，为了保卫和建设新上海，为了解放全中国，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6月17日，南下服务团成立，团长张鼎丞及第一期团员400余人出席了在大同大学附中召开的成立大会。南下服务团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南方，组织革命青年为人民服务。22日，挂起了“华南西南八千万人民需要你”大幅标语的天蟾舞台，300多所学校的8800余人集会。“肃清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参加人民革命事业”的口号声不时在会场内响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热潮在上海兴起，复旦、暨南、大同、同济、交大、上海法学院、上海商学院，大批学生踊跃报名。29、30日在复旦、沪江报到的被录取南下服务团团员有4900余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他们将分赴福建和四川，参加那里的人民解放斗争。
前浪未平，后浪又起。以陈毅为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6月25、26日举行第一批入学考试。为了参加这所培养解放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工作干部的学校，7000多名上海考生，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了两天的笔试和口试。而7月2日还将举行第二批考试。
解放初期，数以万计的上海青年通过各种形式参军、参干。
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历经数月的酝酿讨论，第三野战军制订出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1949年4月1日，由陈毅领衔，粟裕、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署签名，以命令的形式颁发了这个文件。
命令说：“兹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作为全军指战员、工作人员进入城市生活行动的准绳。各级军政机关须据此深入教育所属部队，务使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各级军政干部须以身作则，督率全体切实遵行。并须奖励自觉遵守的模范行为，批评与制止违反的现象；对有意违反或屡教不改者，应予以必要的纪律制裁。以期贯彻执行，而达到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的目的。”
人城三大公约
一、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制度。
二、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建设。
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
人城十项守则
一、无故不得打枪。
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
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
四、车马不得在街上乱跑。
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
六、买卖要公平。
七、驻地打扫干净，大小便上厕所。
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
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
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为了确保入城公约和守则深入人心，野战军领导机关还用快板的形式广为宣传。从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当年解放军政治纪律、群众纪律的严格、具体，也可以看到那时政治工作形式的生动、活泼。
第三野战军人城守则和纪律
全体指战员要：人人熟记！人人做到！
解放大军下江南，要进上海和南京。
大小城市几百座。都要解放归人民。
接管建设新城市，政策纪律最要紧。
入城守则共八条，一条一条记在心。
第一实行军管制，保护人民各阶层。
保障民主和自由，保障财产和生命。
不准随便乱捉人，维持秩序安人心。
（只有首要战犯，武装特务，军事破坏的现行犯，持枪抵抗者可以逮捕送军管机关处理）
不准随便乱杀人，杀人就要经法庭。
严禁抢劫和破坏，严防特务害人民。
搜索盘查要严格，站岗放哨要细心。
大家提高警惕性，蒋匪残余好肃清。
首恶战犯必要办，胁从分子可不问，
为民立功受奖励，分别对待有方针。
第二加强纪律性，服从指挥听命令。
（一切权力统归军管会）
三大纪律要做到，八项注意要执行。
不管部队和机关，不管民工和民兵，
没有携带出入证，一概禁止出入城。
若要进城来宿营，要经军管会批准。
房子不能随便住，宿营必须听指定。
（工厂、学校、医院、教堂、文化机关等不住）
不准乱跑乱游逛，先要请假后出门。
不准随便乱打枪，军纪森严不容情。
不准沿路拦汽车，走路要靠一边行。
尊重风俗和民情，城市常识要弄清。
监牢犯人分别放，放了盗贼害人民。
（由司法机关分别处理，开始只放革命的政治犯，不放匪盗分子）
第三宣传党政策，人民利益最为先。
实际行动守纪律，就是政策的保证。
帮助防空和防火，打扫街道讲卫生。
建设工作努力干，为民服务好精神。
揭穿敌人的造谣，多拿实际讲真情。
开始不准写标语，宣传政策要谨慎。
第四缴获要归公，官僚资本归人民。
一切蒋匪大企业，全归政府来经营。
（工厂、商店、仓库、堆栈、公司、银行、医院、铁路、矿山等）好好看管保护好，不准破坏和搬运。
（应强调只有看管保护之责无接收处理之权）战斗缴获的物资，街上零星军用品，不要私人发洋财，交给上级统一分。
（由军管会物资委员会统一分）功劳大小都有份，照顾功臣和伤员，首先会给解放军。
第五保护工商业，人民生活有利益。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坚持这个总方针，市场稳定百业兴。
鼓励开工做生意，照常营业开大门。
不准抢购和强买，军队买卖要公平。
尽量不买新东西，统一采办必需品。
第六保护建筑物，这些财产归人民。
电车汽车火车站，轮船码头电报局，
电灯电话自来水，电影戏院娱乐场，
名胜古迹和公园，还有医院和学校，
文化教育各机关，都是公共的财产，
都要保护不破坏。
机器零件不拆卸，窗上玻璃不打碎，
家具用品不搬走，文件表册不乱翻。
一切东西都不动，恢复建设不困难。
第七城乡有分别。城市不能比农村。
农村斗争的方式，不能机械搬进城。
不准“分房”、“分浮财”，不向工商乱斗争，
反动政治要摧毁，生产机构要保存。
逃亡地主不捉他，主要回家去劳动。
有些地方看不惯，宁缓勿急要忍耐，
调查民情和风俗，即使不好渐改造。
第八头脑要清醒，站稳立场不忘本。
劳动人民是主体，团结市民各阶层，
（首先是依靠工人阶级，其次是其他劳动者——如手工业劳动者、苦力、小职员、小商贩、中下层自由职业者，其次是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对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赞成人民民主的开明士绅也要争取团结）
共同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大资本。
建设人民的城市，帮助农民兴乡村。
不去讨好资本家，也不乱斗大商人。
不去谄媚外国人，也不盲目排外人。
不受贿赂不贪污，不让特务来勾引，
不去腐化嫖女人，不学傻瓜刘宗敏。
衣食住行要朴素，优良传统要保存。
八条守则讲分明，看谁条条记得清？
全军上下无例外，都要白觉来执行
干部自动带头干，检查督促要抓紧。
同志互相来监督，共同为党负责任。
谁敢故意来违犯，铁的纪律不留情。
首先把他赶出城，轻则检讨重处分。
用心研究和学习，遵纪立功为人民。
秋毫无犯纪律明，革命胜利有保证。
有条不紊的接管
新生的政权，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是接管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各个单位和人员。军管会、市政府成立后，接管工作就开始了。
接管工作要求有条不紊，少破坏，以便迅速建立正常秩序，安定市民日常生活，恢复生产。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为此，整个接管分为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
接收工作一般包括移交、清点、接收，主要求得不打乱、不影响军管时期工作和业务的继续。在此阶段，国民党反动制度的遗迹暂时存在很多，变化不大。在管理阶段，主要是进行研究和考察，开始局部的改造和整编，国民党反动制度的遗迹开始清除，人民民主制度开始建立。在改造阶段，则着重全盘地或大部地肃清国民党的反动制度，巩固地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权制度。
政务部门，由政务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了旧市政府所属各局、市政府本部各处，以及法院和市区、郊区各区，共计旧人员职工4．9万余人。财经部门，由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了银行、工厂和仓库等机构共411个单位，在这些机构供职的职工约15．3万余人。还接收了一批重要资财，计黄金2．46万两、白银36万元、金圆券21万亿、台币2亿4千万、台糖3．5万吨、粮食47万石、新旧汽车1．8万辆、汽油4887万加仑。文教部门，由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接管，高等教育方面，接管了大专院校19所，教职员工2836人，学生8109人；市政教育方面，接管了公立学校及教育机关521个单位，教职员工8884人，学生17．6万人；新闻出版方面接管了报馆及通讯社20个、书店印刷厂24个、广播电台及器材厂3个，人员共22429人；文艺方面共接管18个单位，计员工907人、技术人员165人。军事方面，由军事接管委员会接管，原来下设陆军、训练、政工、后勤、空军、海军六部，陆军以战场歼灭代替了接收，剩下的是打扫战场和处理俘虏；训练部接收的几个军事学校完全是破坏了的空房子；政工部接收了两个政工队、一所印刷厂、17个广播电台，以及电影、戏剧、乐队等30个小型单位；后勤部接管国民党军队联勤系统的补给、修械、被服、医务等116个单位，总计人员34697人；空军部接收12个单位，空军和民航人员2715人；海军部接收18个单位，14个仓库，各类人员375人。私立的大中小学、私营企业和文艺单位均不实行接管，也没有军管，对外商企业实行了军管。
上述单位接管以后，市政部门划归市人民政府领导管理。财经部门在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成立后，由华东财委移交上海财委，不属于市政系统的原中央企业及各省的企业事业单位，由军管会代管，以后逐步划归中央和各省市领导管理。
“欢迎解放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旧上海的政府官员中，有一批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在政权交替的时刻，他们的去留对后来有关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在精心运筹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经常提醒干部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要注意调动各界人士的积极性。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东局，要他们“争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协助接管上海”。5月20日，中共中央就关于接管上海的机构及干部配备复电华东局，指出：“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工作”，同时“亦必须有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陈毅等领导人认真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大力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胜利完成接管上海的艰巨使命奠定了基础。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争取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者、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自愿留下来。一批旧政府的重要成员也在历史潮流推动下，弃暗投明，不去台湾而留在上海。赵祖康和张维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赵祖康是学土木工程的，1922年毕业离校后就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理想，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技师。梧州市工务局局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副处长、代理处长，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府工务局局长职务。抗战前，他参加规划和督造苏、浙、皖、南京、上海三省六市六条联络公路，并制订了省市间互通汽车的规划和办法，继而开辟西兰、西汉公路，使落后的中国公路建设前进了一步。抗战爆发，他以救国之心奔向抗日前线，组织工程队伍在敌机轰炸下抢修军用公路，滇缅公路的迅速修通就有其一份贡献。其后，赵祖康又负责督修了其他一一些公路。可以说，在中国公路修筑史上，他也是个挂得上号的人物。
然而，当政权面临更替之际，赵祖康茫然了，先是困惑，继之失望，并提出辞职……
就在这时，毛泽东通过地下党组织捎出口信。其中点到。包括赵祖康本人在内。可以不必去香港、台湾，欢迎解放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解放区电台的一则广播讯息中，也指明赵祖康和另外两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正处在犹豫、惶恐之中的赵祖康很是兴奋，感到有了可靠的光明前景。
1949年2月，应地下党组织代表的要求，他递交了《市郊大桥地址图》，为解放军的进军提供参考。
5月，他联系到了浙赣铁路的有关资料。
汤恩伯在上海环市四郊构筑碉堡，要求市政府向工务局“征借”石子。赵祖康与中共地下党的代表商量后，先是推说这是市政工程的备料，拒绝移用；以后又让步说，只能暂借，要汤的机关内已际购材料，限期归还工务局等等，一直拖了好久。
具有戏剧性的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的赵祖康，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旧政权最后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长，成为旧政权于大陆崩溃时的一个特别见证人。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上海外围进攻。国民党市政府内，早先是市长吴国桢辞职离沪了。原市府秘书长陈良改任市长，所缺秘书长一职发表以茅以升继任，但茅以升一再推病拒就，始终不愿到职。继之，市府所属各局局长也多辞离，陈良不得不另委继任人选，发表以汪维恒任财政局长、赵祥麟为教育局长、陶一珊为民政局长、陈保泰为社会局长，至于警察局长，则早已由俞叔平改为毛森。
这时，上海物价腾涨，市民生活更陷于水深火热。在末Et来临之际，汤恩伯、毛森等人，更加疯狂地迫害和镇压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市。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进展，隆隆的炮声日益迫近。炮声振奋着市民的心，也震破了反动派的胆。于是，陈良等人被迫演出了下述一幕。
上海外围作战开始，赵祖康从原先居住的公馆迁到市中心区长乐路一个明友、交大同学姓梁的家中居住。夜阑人静，他阅读用《论美军登陆》封面遮盖着的毛泽东的文章——《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不可避免，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才有光明的前途。
5月23日深夜，上海市郊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对方指明：“请赵祖康局长讲赵祖康接过听筒，听出对方是他的老同学、原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刚刚出任上海社会局局长的陈保泰。
陈保泰：“陈市长请赵兄务必即去市政府见面。”
赵祖康：“是什么事情？”
陈保泰：“去了就知道，事情很急迫。”
赵祖康一怔，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已是0时30分。
“外面正在戒严，打枪打炮，我又没有车子……”
陈保泰：“你等着，我马上派车来接你。”
放下电话，赵祖康心里茫然无底。那位姓梁的老同学也闻声过来，关切地问：“谁的电话，这么晚还要去哪里？”
“说陈良要我马上去市府。”
“什么事？”
“没有说，车子很快就到。”
屋子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赵祖康忐忑不安？到底是为什么事要自己深更半夜赶去市府？难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