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刘昌义，出身于西北军，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暂15军中将军长，率部与日军交过战。其后相继担任第19集团军副司令、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实际上失去了带兵权。1949年5月16日，当国民党第51军在浦东被歼后，汤恩伯将51军逃回之残部又重新拼凑，名为一个军，实际不到两个团，由刘昌义任军长。5月23日，汤恩伯、石觉、陈大庆准备撤逃时，让刘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并还委他兼北兵团司令。
“哪个北兵团？”刘昌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陈大庆说：“根据汤总司令指示，51军、21军、123军组成北兵团，在苏州河以北组织防御。你就任这个北兵团司令，明天晚上，苏州河以南的几个军也要撤到河北，到时候上海的防御就要靠你了。”
刘昌义的心里明白，汤恩伯、陈大庆等人是要逃跑。什么北兵团，不过是为他们逃跑充当“替死兵团”罢了。21军是四川部队，123军是苏北民团改编的，51军是东北军，且又都是七零八落。“嫡系”部队要逃，让“杂牌”部队去送死，这是国民党的习惯做法。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溃退的敌人如丧家之犬，龟缩在苏州河以北。他们凭借沿河的高楼仓库，以极其密集的交叉火力封锁各桥头、街口，阻止我军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部队仍旧规定“不准开炮”、“不准使用炸药包”。这一来可真困难！
几次硬攻都失利了。直到中午，我军还在与敌隔河相持。除了用武攻，还可以不可以用攻心战术呢？某师罗政委正在想着这个问题。
正巧这时候，党的地下组织派老田同志来了。罗政委与他接上了关系。同一条战线两个战壕里的战友相会，是何等的亲切！他们多么想将内心的喜悦、担忧、感受互相倾吐！可是，对面响着枪声，战斗任务要求他们迅速交换情况，商议对策。
“我们正面的敌人是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已在川沙被我俘获。现在的军长就是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罗政委一边介绍敌情，一边将望远镜递给老田。老田接过望远镜朝对岸造币厂大楼看去，大楼上那满布弹痕的沙包，敌兵一悠一晃的钢盔，以及从敌机枪眼里喷出的淡淡的火舌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思考着，没有讲话。看了好一会，才放下望远镜说：
“五十一军……我们打过交道。”
“晤？”罗政委很感兴趣。
原来，老田是我们党上海局“对敌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他以印刷所老板的身份为掩护，结识了不少卸甲经商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老军人。这些军人大都忠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满。在他们联络下，一九四八年底，我党就对当时驻扎在杭州的五十一军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五十一军被调至江阴、扬中江防。因一个当副军长的军统特务严密控制，策反未能得手。待工作有了进展，该军又被调回上海。上海交通发达，敌军麇集，加上白色恐怖严重，一直未遇到适当时机……
“那么刘昌义呢？”罗政委听了以后，又急切地问。
“我们知道他。”老田就象在他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什么似的想了一下。“他是保定‘讲武堂’毕业生，曾在东北军干过，又在西北军当过军长。‘双十二’事变后，西北军被迫改编为‘国军’。因为他不是蒋介石嫡系，始终不受重用，经常受嫡系排斥、欺侮。只是眼看京沪杭不保，才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成了汤恩伯的替死鬼！”，老田笑了。罗政委听了，在房间里一面踱着步，一面思考着。突然，他停步问道：
“刘昌义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跟刘昌义熟识的关系？”
“有！我马上打电话请他来。”说着，老田就拿起了电话。打完电话，他们又认真地进行了分析，初步拟订了一个敦促刘昌义起义的计划，然后，用电话向聂风智军长作了汇报。聂军长听后很赞成，作了一些指示，最后热情地说：“希望你们成功！”
这短短的六个字，使老田感到温暖，又感到责任重大。他决心尽一切努力瓦解敌军，为保全上海作出贡献。
不一会，老田打电话请来的那人到了。他叫王仲民，原是东北军一个军官，抗战的时候跟刘昌义共过事，后来做过国民党国防部的少将部员。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加上过去抗战稍微积极了点，便被蒋介石以“精简”的名义复员了。在那种社会里，复员等于开除，王仲民差点无衣无食。多亏他在上海海关当税务司的同乡介绍，才在海关关警中当了个队长。凡此种种，当然使他不满。一年多以前，他在寓居上海的东北军、西北军老军人中，是个有名的“牢骚满腹”的人。那时，经张学良将军的高参宁武先生介绍，他又与老田相识，为我党做了不少联络工作。他也知道，老田找他一定有急事，所以一见面就问：
“找我有事？”
“对，请坐。”老田待他坐下，慢慢说道。“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不用多说。五十一军就在对面，我们请你到刘昌义那里去一次，做做工作。希望他以上海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放下武器。行吗？”
“我……”听老田交待完任务，王仲民吞吞吐吐。
“你怕？”
“我……我担心封锁线过不去。”
老田笑了笑：“我们停止射击。那边，你可以设法用电话联系一下。”
“让我想想……”此时王仲民心乱如麻。为解放军当信使、做好事，他是愿意的。但一想到那横飞的子弹，万一被打死，老婆、孩子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又失去了勇气。
老田深知他的为人，并不去打扰他。王仲民走出门去，一边踱步，一边紧张地思考：自己半生坎坷，一事无成。在国民党军队里，除了受欺就是受气。现在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机会到了，怎么又胆小起来了呢？……
半个小时以后，他折回来，口气坚决地说：“老田，决定了！我去。”
“再考虑考虑吧！”老田慎重地说。
“不！考虑好了。我只有妻子孩儿两个亲属，如果我完了，请你们适当照顾，别无要求。”王仲民说着就要走，老田一把拉住他，笑着说：
“瞧你，你怎么去？去说什么？怎么联系？不研究好，怎么去？”说得王仲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老田将罗政委请来，为王仲民作了介绍。然后，跟罗政委一起，对他作了详细的交待。交待完毕，罗政委命令我军停止射击，并派两个参谋将王仲民先生送至桥口。
这时，踞于桥北大楼的敌人，见我军停止射击，摸不透什么意思，渐渐地也放松了射击。但出于神经脆弱，不一会又拚命射击起来。在这枪紧弹密的情况下，要想过桥是十分困难的。尽管王仲民一再高叫“不要开枪”，敌人听不见，还是照旧将子弹一个劲儿地往桥面倾泻。怎么办？王仲民急出一身汗。忽地，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家文具店，就叫开门，买了张大白纸，用毛笔写上“和平使者”四个大字；随即高举头顶，一边喊“不要开枪”，一边不顾一切走上桥头。敌人远远看见只有他一个人，手里还不停地挥着一件白东西，不知怎么回事，就暂停射击。待王仲民冲了过去，便有四个敌兵涌上来将他挟住，送去见“长官”。
刘昌义正在临时司令部一间屋子里踱步。此刻，他好比笼中鸟，瓮中鳖，左右为难：逃走吧，吴淞口已被解放军卡住，走不脱；抵抗吧，士气不振，战线不明，根本无法取胜……正在焦虑，副官报：“王仲民先生到！”
见了王仲民，他又惊、又喜、又疑惑，忙问：
“哎呀，仲民兄怎么过得来？”
“嗨！别提了，差点儿被打死，做冤枉鬼。”王仲民说着整了整衣衫。“国军”一路上的审问、解押，把那套海关制服弄得皱成一团。
“这种时候你来？……”
“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说着，王仲民把那团揉破了的白纸展开。刘昌义见上面写了“和平使者”四个大字，心不由得一震，屏退副官，忙问：
“是那边派你来的？”见王仲民点了点头，又说：“仲民兄，你胆子真大啊！”
“胆小就不来了。再说，你现在是这儿最高司令官，我还怕什么？”
“交情归交情。不过……你真是解放军派来的？你跟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关系？”刘昌义问得很急，口气又重，王仲民有些火了：
“怎么？不相信我？告诉你，我是看在朋友面上才冒死跑这一遭。既然你不信，再见！”说着，拿了帽子就要走。刘昌义连忙拉住他，赔笑说：
“仲兄！既然来了，何必忙着就走？那边的意思？……”
王仲民见他有了意思，就把罗政委和老田交待他的一番话原原本本地说出来。那大意是：希望他认清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举行阵前起义。只要同意起义，解放军一定以礼相待。
听了这番话，刘昌义又激动，又惶恐，楞了半天没说话。王仲民乘机提起他俩抗战时的友谊，讲起“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两将军的迫害，他们俩的受排挤受压抑，又讲起全国解放的形势……这些话，一句句都象锥子刺痛刘昌义的心。他蓦地抬起头来说：
“仲民兄！如能设法见到共方代表，我一定考虑！”
王仲民高兴地应道：“行！我来联系！”说着，便走向电话机，拨起某师指挥所——小沙渡路劳工医院的电话号码来。
这时是下午两点。焦虑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的老田，一听电话铃响，马上拿起话筒：是王仲民！
王仲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立即请刘昌义接电话：
“刘将军吗？我是共产党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代表，我姓田。”
“久仰，久仰！”刘昌义声音有点紧张。
“我跟你们五十一军早有过来往啊……”
“是啊，是啊，这，敝人明白。要不是军统控制太严，队伍早就拉过去了……”
“现在拉也不迟啊！”老田爽朗地说。
“是，是。”刘昌义连声应道。
“那么，你愿意谈罗？”
“愿意。”
“好，你等着，我请军代表跟你通话。”
罗政委和老田将情况向聂军长作了汇报后，军长给刘昌义又打了电话。谈了一般情况后，聂军长表示：
“刘将军如果真以上海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贵部全体官兵和你本人、家属的前途着想，尽快选择一条正确道路，我们表示欢迎！”
“是。尽快，尽快。”对方答道。
“至于具体谈判时间、地点，请考虑一下，再跟你联系。”
“好，好。”不知怎的，放下电话，刘昌义已一头大汗。他马上找五十一军将领开会商量。
这里，聂军长又用电话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司令员听了，放声大笑，以他那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好嘛，你们作得对。但不能麻痹！否则敌人是不肯就范的哟！”接着，又在电话里详尽地指示了谈判中我们的要求和各项原则，甚至连一些细节都作了交代。
放下电话，聂军长想：司令员考虑问题多周到啊！为了趁热打铁，他请老田马上跟刘昌义定下了谈判的时间、地点。接着，便一面查看前沿战斗情况的电话记录，一面思考起跟刘昌义谈判的内容。
五点多钟，刘昌义带了两个副官，十几个卫兵，分乘两部汽车，由王仲民陪着从桥北过来。这里，我们的车也准备好了，孙师长、罗政委和老田领着刘昌义一行，驶向虹桥路我某军指挥所。
聂军长见到刘昌义马上起身相迎。刘昌义见我军以礼相待，十分感动。互相介绍了姓名、身份后，谈判立即开始。刘昌义首先报告了他的部属、番号、布防情况，又谈到他个人的经历、感受。在谈到他处境时，叹了口气说：
“唉，行伍复杂，派系过多，有些部队不一定听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副司令指挥啊！不过本人决心已下，一定诚意和谈，弃暗投明。”
在刘昌义讲话的时候，聂军长一边抽烟，一边以锐利的目光审慎地注视着他，等他讲完，就用沉着坚定的语调说道：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军队跟蒋介石打交道打了二十多年。蒋介石天天都在想把我们一口吞掉。
可是，他吞不了，我们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他那几百万军队都搞得差不多了，江山也丢啦！这是为什么？”聂军长象是问大家，又象是问自己，末了对着刘昌义说，“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而他们，则是为腐败的国民党所控制的军队，是为保护少数的官僚资产阶级而镇压人民的军队。在这两种军队面前，人民拥护谁，反对谁，不是很清楚吗！”
“是呀，是呀，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乃战争成败关键。”刘昌义点着头，插了一句。
“刘将军是个明白人，现在是到了顺民心、应民情，为百姓着想的时候了！”
“当然，当然。”
“不知刘将军想过没有？长江天堑，一声令下我们就过来了；而三十米宽的苏州河，我们却迟迟没有过去？”
“我也在纳罕，为什么贵军有炮不用？……”
“那是因为要为苏州河北岸数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着想，为我们民族利益、国家建设着想，所以我们有炮不用，有炸药不炸！”说到这里，聂军长显然激动起来，“当然，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要打，我们完全可以及早结束战斗！可是千百万老百姓和普通士兵是无辜的。他们早就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平解决，以减少伤亡，为上海人民做一件好事呢？”
刘昌义听了这席话，非常感动。想来想去，觉得聂军长态度恳切，句句实话，这是他没料到的。于是，口气坚决地说：
“人不可无信，我一定说到做到，洗心革面，弃暗投明，在我有生之年，为人民做好事。”
至此，谈判进展顺利，刘昌义将军起义的大局已定。
当下就人员、武器、起义后待遇及个人财产等具体事宜达成协议，这时已近深夜了。我指挥所迅速将谈判情况用电报向陈毅司令员报告。在等待批复时，聂军长设便宴招待刘将军及其随从人员。宴席上心情轻松，气氛友好。老田也为完成任务而高兴。
饭后，复电到。聂军长当即向刘昌义将军宣读：
命令兹批准接受刘昌义率部起义之要求；其所部应于江湾、大场之×××，×××，×××集中待命；
限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前集中完毕；
刘部撤防应严饬部队，不准破坏、抢劫，所有物资设备均得负责妥加保护；上项命令如有不遵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
此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听完命令，刘昌义将军“啪”地一个立正，表示完全接受。只是提出：因通讯联络瘫痪，怕集中时间来不及，要求延长。聂军长想了想，就同意适当放宽了时限。
在指挥所灿烂的灯光之下，刘昌义，这位获得新生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军，紧紧的握了握聂军长的手，什么话也没说，就转身迈向他的汽车，向苏州河方向——不，应该说，向着一条一切国民党人员应该走的光明大道——驰去。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争取，25日，刘昌义到解放军第27军指挥所接洽投诚，26日其所部在江湾地区缴械投诚。上海解放的战斗结束后，刘昌义到“解放军官训练总团”学习。学习结束时，对刘昌义按起义待遇。1985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刘昌义颁发了起义证明书。
被押送后方的大批俘虏通过上海南京路。
“务求军政全胜”
在上海战役中，由刘飞、陈时夫率领的第20军的战斗任务是，与兄弟部队共同消灭浦东地区之敌，尔后控制松江以南、黄浦江以西地区，协同友邻沿沪杭线，从龙华地区攻入上海市区。
部队接受任务后，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有的人在对话中竟用起了一口上海方言，这是第20军中的上海籍官兵，他们大多是先后从上海转移到解放区的大学生和地下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