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炮台的司令邵百昌曾是张权的老部下，张权认为吴淞口是上海之战的要点之一，如能在最后时刻争取到邵百昌的支持，那对整个起义计划的实现将有极大的好处。
王亚文劝阻道：“明天就要行动。你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再出去，以免出问题。”
“我和邵百昌认识的时间好久了，在这个时候，能拉一把就拉他一把，这对他本人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张权坚持自己的想法。
张权和王亚文分手后，乘坐吉普车赶往吴淞要塞。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张权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曾经视察过上海四周的大场、罗店、宝山、月浦、闵行、徐家汇、真如、南翔等阵地；他特别细致地了解了吴淞要塞的火力配置、炮位工事结构、火炮的型号和口径等。视察结束，他写了详细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
这次是再度前往。
不幸的是，当张权在当日下午返回寓所时，几个持枪的人将他围住了。
张权被捕了。
按照预先的起义计划，5月16日上午10时，国民党炮兵第51团将首先占领四川北路底的一座大楼，以此为基点向通往吴淞方向的咽喉要地蕴藻浜、张华浜扩展，以便和预计16日到达吴淞的人民解放军西线兵团里应外合；届时，驻扎在市区的一个摩托化团也将在战斗打响后出击……
为了占领吴淞，张权还布置由他单线联系的海军的一个舰长，在起义发起时即在吴淞口狭窄处炸舰设障，封锁水道……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张权的被捕，这次起义流产了。
1949年元月，张执一介绍李正文与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少将高参段伯宇见面，他们研究了另一个军事起义计划。
李正文1933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曾在莫斯科郊外的马拉赫夫卡据说是蔡特金的房子里专门学习过情报工作。
张执一介绍李正文与段伯宇相见时，李正文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打着漂亮的领带，文雅的脸庞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张执一对段伯宇说：“这是李正文同志，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
我有事先走，你们俩好好谈谈。”
段伯宇曾于1938年6月到过延安，根据党组织的考察与安排，他于这年8月在国民党第32军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后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过党的组织生活。
李正文与段伯字在短短的时间里，研究了军事起义的具体计划、行动方式。这里头包括国民党的江苏保安总队，刘农竣的伞兵第3团，贾亦斌为总队长的国防部预干团第1总队，王海峤的工兵第4团，等等。
中共上海局经过考查、研究，确定分别派遣周其昌、张文藻、汪声明等地下联络员，分别进入刘农竣、贾亦斌、王海峤等人领导的部队。
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加快，正在筹划中的联合起义也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复杂险情：
在溪口的蒋经国原本一直信任贾亦斌，在得到贾亦斌有可能异动的密报后，召贾亦斌到溪口谈话；
王海峤的工兵第4团奉命从原驻地向浙赣线转移；
几乎在贾亦斌到溪口见蒋经国的同时，驻扎在上海郊区安亭的刘农竣的伞兵第3团接到了由海上撤离大陆的命令。
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负责人张执一面对地图寻思良久。这位老新四军的指挥员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对李正文说：“我以为，联合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这几支部队的起义要立足于小股、独立。正文同志，你看呢？”
李正文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马上研究各部队分头起义的计划。”
后来的结果是，只有刘农竣的伞兵第3团的起义比较成功。
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伞兵第3团经由福建鼓浪屿去台湾，刘农竣提出部队离开上海登船后，在海上宣布起义。此时，根据张执一、李正文的安排，地下党向刘农竣处派出的联络员周其昌已分别将伞兵第3团内部刘农竣这条策反线和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伞兵第3团团副李贵田这一条线联接起来，在团内成立了起义临时党支部。
李正文指出，3团是美国顾问团亲自装备训练、被寄予很大希望的一支部队，如果起义成功，不仅给蒋介石以震动，对加深美蒋的矛盾也会有影响。他要求大家一定要把困难想足。
为了开拔方便，刘农竣奉命率全团离开安亭，临时驻防到上海浦东的三林塘。
4月初的三林塘，同整个上海郊区一样，桃红柳绿，誊暖花开。
可是，市郊的公路上四处是国民党军车的喇叭刺耳声，一些被抓去的民夫在士兵的监督下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到处可见临战的气氛。
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田云樵，司事先参与联络工作的舒忻一起，来到上海大沪饭店伞兵第3团驻上海市区的联络点，在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召开起义准备工作的最后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农竣、李贵田，随船行动的陈家懋，副排长孟虎，以及早就隐蔽在团内工作的地下党联络员周其昌。
在这个会上，首先听取了刘农竣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并确立了起义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步骤。
会议结束，刘农竣回到团部，巧妙地把纠察队内十多个比较反动的队员作为先遣队派往福州，交给他们一笔经费安置未能随行的军官家属。这些人得到美差都欢天喜地各自打算。接着，刘农竣任命周其昌为纠察队队长，孟虎为副队长，从各连选拔了一批可靠的士兵充实了纠察队，顺利地改组和掌握了这支武装。刘农竣和周其昌还加紧做了电台台长成书生的争取教育工作。
4月13日中午，草黄色的“中”字102号登陆舰，正征有条不紊地“吸入”伞兵第3团最后一批人员、物资和车辆；其中包括作为“团长的客人”、中共地F党派来协助伞兵第3团起义的有经验的轮机长武成迹和大副自力行。江水荡漾，船体上的红线也渐渐地下沉接近水面。码头上，先前等待的人员、堆放的物资愈来愈少。这预示着船上的装载工作即将完成。
根据安排，弹药、炸药放于底层，由陈家懋和孟虎负责。陈家懋幽默地说：“我要让那些捣乱的坏蛋知道，他们是在火山顶上跳舞。”
甲板上安放了枪支、火炮、汽油桶等军用物资，回旋的余地已经不多；团部以海上航行风浪大为由，把部队全部安排在船舱的两层，容易掌握的部队放在上层，不易掌握的放在下层。上船后，船长向团部报告说，这艘船从福建返沪途中曾发生过兵变，他要求加强戒备。刘农竣将计就计把周其昌负责的纠察队安排在舰桥上，两侧架设机枪护卫，电台设在后甲板上。李贵田担任行船指挥官，率领纠察队和特务连全副武装在各个舱口和要害部位巡逻站岗。
下午2时30分，随着汽笛发出沉闷的叫声，“中”字102号大型登陆舰缓缓驶离了码头。刘农竣威严地站在指挥塔上。但见吴淞口外的长江与远处的东海融合，水天一色，浩荡的水流一直涌向地平线……
下午6时，船在吴淞口外，三次遇到国民党的军舰，相互用旗语致意后。通行无阻。
7点多钟，夜幕已经笼罩海上，登陆船已经航行至花鸟山附近。
花鸟山在暗夜里影影绰绰。这座山是一个海上的坐标，它东航日本，南航台湾，北航青岛。
就在这时，无线电台台长成书生在指挥塔的舱门外喊报告，按照事先的计划，这是进入起义的标志。成书生不露声色地将一份“电报”递到团长刘农竣的手中。不一会儿，就听到皮鞋底急促碰击甲板的声音，副官按照团长的命令将已经在舱里休息的副团长、各营营长召集到指挥塔开紧急会议，大家到齐后，刘农竣宣读“刚刚收到”的这份“电报”——“伞兵第3团立即北上，增援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