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脚踩的地狱只是天堂的倒影，我唇角的故事终将是时间的灰烬
浩子大学时跟我一个班，在院篮球队里是我的替补。他身体素质很好，人生得又高又帅，可惜就是太懒，球技稀烂，如逢重要比赛，一定全场板凳。他每每赖着队长要上场冲杀一阵，放他上去就是一阵胡搞，要么乱放“三不沾”的三分球，要么抢篮板崴肿了自己的脚脖子。
这还不算，浩子成绩很差，基本属于旷课专业户，倒是谈恋爱、打架、组建网游战队啥的样样精通。
有一天，浩子鬼鬼祟祟地跟我讲：“班长，现在我他妈的混成咱学校老大了啊，你要是有人要砍，吱声啊！”
我说：“暂时还没有，先谢了哈！”
浩子伸出健身指凌空一戳，说道：“不客气，自己人，吱声啊，一定吱声！”
浩子的命运从大四时发生了急转，整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往前冲。先是球技精进，发奋图强地锻炼身体，紧接着，全年旷课，到社会上组建了一个模特演艺队，自己做经纪人，全国走穴赚银子。
那个时候，浩子经常在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内容循环往复，大体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是，班长，你猜我今天赚了几万？
其二是，班长，我昨天被追着揍，你猜我被几个人砍？
其三是，班长，学校点名你可一定要帮我顶住！
我通俗的回答是，你要平安地回来。你现在的点名可是全勤的，要是回不来，我估计要被学校砍了。还有，尽量早一点儿，我快顶不住了。
我苦苦地顶了一年，毕业前浩子因为自控（自动控制）成绩不及格的事被学校翻了出来，自控老师硬生生地要把他按住留级。
浩子收到消息，杀气腾腾地赶到学校找自控老师拼命。自控老师曾留学东洋，不但治学严谨，生活、衣着也极像扶桑青年。印象里，大学期间她好像整天穿着丝袜短裙，就算飘雪的冬日，也不忘展示一双不穿裤子的美腿。
浩子说：“我他妈找‘布川裤子’拼啦！”
我说：“你淡定点，布川其实人不坏，就是在扶桑多年，人也变得有点儿一根筋，你跟她好好谈谈，兴许还有戏，千万别动手。”
我说，记住，绝招是装孙子。
浩子去找布川理论，我等损友在守在办公室门口窃听。
浩子苦口婆心、声泪俱下地讲了半天，最后布川轻声地问了一句：“假如我放你毕业，你有什么人生理想？”
浩子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毕业三年挣足一百万。”
“哈哈哈？？”办公室里，布川发出地动山摇的笑声，她让浩子赶快滚蛋，她说：“一个‘连自己干什么吃的都不知道的人’，到社会上能有什么用。你——留级留定了！”
这之后，我们毕业，浩子留守，杳无消息。
又过了一年，浩子打电话说，他毕业去新疆打CUBA了，赚了几双好球鞋。
又过了一年，浩子打电话说，原来大学的球队有人结婚，问我要不要一起随份子？
我说，随吧！你告诉我账号，我打钱给你。浩子说，那点儿小钱，你甭管了。
又过了两年，浩子打电话说，班长，我随份子的钱，你能不能赶快打给我？
我说，行啊！你在哪儿呢？急吗？
浩子说，急，我在等着赶飞机，你丫快点儿，饿死我啦！
此后又过了好几年，我一直没有浩子的消息，直到去年，他来杭州出差，特意租了辆车开到宁波来看我。
浩子好像变了，眼神里不再有戾气，裹在金丝镜框里的大眼睛，跟住上豪宅似的，有股雍容的优柔。
我说：“你这几年跑哪儿去了？”
他说：“我去了哈萨克斯坦。”
我说：“去干什么啊？”
他说：“我毕业进了一家管道公司，然后搞工程施工，其实我挺能吃苦的，后来就出国搞建设了。”
我说：“好啊！我正计划搞毕业十年同学会，你到时一定要来啦！”
浩子说：“行啊！同学会我个人要捐点钱出来。不过，要是布川裤子来，我就不去了。”
我问：“为啥？”
浩子说：“布川看不上我，认为我不知道自己干啥吃的，我怕她再看见我，对她的人生打击太大。”
我说：“布川不是特鄙视你的理想吗？你实现了吗？”
浩子说：“‘理想’？”他熟练地推了推金丝眼镜，军统特务一般，一本假正经地说，“三年一百万那个吗？已经超额完成了。”
我说：“对了，你国外待得好好的，干嘛要回来？”
浩子说：“我妈走了，你知道吗？”
我一时语塞，定在半空。
浩子说：“我妈得的是癌症。其实我出国拼命挣钱，是给我妈做医药费用的。我赶着回国，是因为我知道挣再多的钱也没用了，我要陪我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浩子开始慢悠悠地跟我讲如何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陪伴母亲。这完全不是他在我脑海中的一贯印象，他很淡定，仿佛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他很冷静，抽丝剥茧不带一丝火气地告诉我：他如何烧菜做饭，一勺一勺喂母亲吃；他如何洗衣拖地，一点儿一点儿地给母亲擦洗身体。他如何自学按摩，让母亲舒服一点儿，又如何在母亲小睡的间隙，疯疯癫癫地冲回家看望父亲。
因为是癌症晚期，医院不建议进行手术切除。
父亲很漠然，很犹豫。父亲跟他说，做不做手术的事情，由你来定，我已经无法承受了。
浩子听完父亲的话，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指着镜子中的自己一遍一遍地骂，我为什么这么蠢？为什么下不了决心？日子为什么会这么难？
然后他用头撞墙，大嘴巴抽自己。
然后，他推开窗户，瞪着楼底，掂量着是不是要一把结束这苦难的日子。
然后的然后，他在卫生间了清洗了哭红的眼睛，攒着一张笑盈盈的脸，上了发条似的继续烧菜做饭，继续洗衣擦地。
“最后，还是瘦成了一把干柴。”浩子说，“妈妈走得很安静。”
“追悼会的那一天，想不到医院来了很多人。病友、护士，还有特意请假赶来的主治医生，他们说，没见过我这么孝顺的男人，他们越说，我哭得越厉害。我哭得丧心病狂，很多人都拉不住，索性跟我一起哭起来。”浩子说。
我和浩子坐在江东区新河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午夜一点半，咖啡馆准备歇业打烊。灯光幽暗而昏黄，远远地，服务员开始收拾擦地，我们两个忽然抱头痛哭。
宁波的秋夜很安详，江风穿过法桐的叶子，哗啦啦的像要揉碎这个晚上。
浩子说：“别哭了，咱俩加起来快有三米八了吧？”
我说：“是啊，咱们两个大爷们儿，别再把人家吓着。”
我们从咖啡走出来，沿着江边溜达，我问：“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浩子说：“接下来，我要找个好姑娘结婚。我的条件不高，就是有一样，要容得下我爸。结婚以后我要我爸跟我们一块住。”
浩子终于搭乘一辆出租车，消失在秋夜的尽头。临走时，他问：“你还记得毕业前，咱们打全校‘三人制’（篮球）的时候，被三个两米多的大个儿打得像狗一样吗？”
我说：“记得，你不是扔进了人生第一个三分球，然后咱们压哨逆转了吗？”
浩子说：“是啊！扔之前，我就傻乎乎地想，快点儿结束吧！”
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诗：“你脚踩的地狱只是天堂的倒影，我唇角的故事终将是时间的灰烬”。浩子的生活正好印证了前一句，而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记录下来。我想，等到时间化为灰烬，还会有人们在唇角挂记着这些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