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退休后，我介绍他到《江西教育》杂志社做通联工作。开始我和社领导还担心他一个老干部，从事这种简单枯燥报酬又不高的工作是否安心，哪知二叔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干得很好，得到编辑部同仁的赞扬。这就是我的二叔，一位讲党性、有觉悟、有涵养的共产党人。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二叔性格沉稳，平时话语不多，却有着惊人的意志和毅力。他的一生仕途不顺，命途多舛。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他都摊上了。面对三叔的右派冤案，满枝姑的英年早逝，二婶坏死性胰腺炎的手术等诸多重大打击，他都一一因应，默默承受。陶渊明诗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顺其自然的精神境界，我从二叔身上看到了；随遇而安、超凡脱俗、参透人生的思想高度，我也从二叔的一生中悟到了。
从儿时爬在二叔床上玩耍，到目送他老人家入土为安，我眼中的二叔为人真诚，行事低调，不好说教，也很少疾言厉色。我记不得他对我有多少教诲，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悟到了许多，他是让人一接触就觉得可信、可亲、可敬，毕生值得结交、托付和信赖的那种人。
1961年，庐山精简城市人口，我不愿随母亲下放去九江，便自说自话要搬到大林路居委会食堂去住。二叔知道了，连夜和二婶来做工作，说服我搬到窑窪和他同住。因此，我在二叔二婶的呵护下，在窑窪生活了近两年，直到母亲随九江国棉一厂庐山招待所重返庐山，我才又回到她的身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中午都要到“庐建”食堂买饭，但往往等我放了学再去买时，食堂早卖完饭了，所以二婶总是替我先买好。我15岁生日那天，当我吃二婶买好的饭菜时，发现饭底下还藏着两个荷包蛋。这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可是二叔二婶和五位弟妹都不可能享受的待遇呀。
1965年夏天，我考取复旦大学，二叔不声不响，亲自动手为我做了一只杉木箱子。材料也是他亲自把烂电线杆埋在地下的部分挖出来，刨去外面腐烂的部分并晾干再锯成板的。这只箱子，一直伴着我从庐山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南昌。二婶则义务为我缝制了一套蓝色学生装，虽然裁剪制作都是家常水平，但却成为我大学时代唯一的“礼服”，我在复旦校拍的几张照片，穿着都是这件“礼服”。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结婚时，二叔又不声不响，帮我做了一个五斗橱，并把饭桌等旧家具油漆一新，送到南昌。我选编《邵式平书信集》时，二叔见我忙，便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替我抄写文稿。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二叔总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悄然出现。我的二叔，就是这样一位叫你不由得不尊敬、想忘都忘不掉的忠厚长者。
东林草堂落成时，二叔已是耄耋老人了。他很高兴能回故乡安度晚年，他和二婶不等装修完工，就急匆匆地搬了进来。后来我写了一篇《东林草堂记》，想请二叔书写，一来，想借此留下我们叔侄合作的一个纪念；二来，也想留下他老人家的一点墨宝。二叔慨然允诺，并为此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反复练习，最终以80高龄手书完成。作家陈世旭见了，也说写得不错，并亲为制匾。谁料想，这竟成了二叔的绝笔。
半年前，二叔驾鹤西去，我泪眼迷蒙，脑海空空，当时只写下挽联：
赤诚对党，鞠躬尽瘁一生。
忠厚待人，慈爱胜似三春。
现在，痛定思痛，有许多话想说、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面对二叔多难而又善良和圣洁的一生，我又有些许犹豫，但尽管情长笔短，二叔给予我的温暖和恩泽以及他留给我的人生感悟，却最终使我不能自已，于是就认真地写下了以上的话，希望后辈们能从中感悟到许多宝贵的人生体验，更想以此告慰二叔的在天之灵，祝愿我的二叔在天堂里宁静安详！
2009年国庆节于东林草堂
三叔的右派记忆
三叔是我们家第一个拿到学历文凭的知识分子。世代贫农的家族，要想读书拿文凭，当然只有在新中国，在党的培养下才有可能。可我这三叔也成了我们家唯一的“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偶尔听父亲和二叔谈起过，但语焉不详。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我偕美霞回东林草堂小住，与叔叔婶婶等亲人团聚。在完成《哭二叔》一文的写作后，问起三叔划右派的事，三叔连声说：“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那确实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
1957年夏，三叔由赣州林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彭泽县农林水综合局工作。当年写在毕业照片上的题诗，三叔至今还记忆犹新：
林校虚度五春秋，临别前夕把影留。
男儿愿誓凌云志，丰创伟业建神州。
三叔正是怀着“创伟业”的“凌云志”走上工作岗位的。报到之前，先回庐山看望祖母。三叔是祖母最为疼爱的老崽，故希望三叔能留在庐山工作，一是庐山也需要林业人才，二是祖母年事已高，身边需要人照顾，但三叔说，男儿志在四方，组织上既然定了，就不变了，真是一腔豪情。
一报到，三叔就当了局团总支宣传委员，受到重视。三叔也浑身是劲，搞调研，抓中心，跑基层，干得很欢。上班不久，就参加“双抢”工作组，组长是一位局领导，对三叔十分满意，鼓励三叔好好干，并说要介绍三叔入党。“双抢”结束，三叔就被派到马当区林业工作站当负责人，算是局里的一名骨干了。
由于三叔表现出色，1958年7月，局里领导推荐他到县委党校学习。在三叔看来，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在党校学习一个月，20多人，来自县直各单位，三叔还担任了学习组长。时隔51年，三叔至今清楚地记得，开学那天，县委副书记宁福山作动员报告，强调当前全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继续整风、鸣放，一再重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
学习期间，三叔和许多学员一样，听党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叔一向古道热肠，心胸坦荡，意气骏爽，心直口快。因为担任学习组长，总是带头发言，联系实际，畅所欲言，显得活跃。在学习讨论时，三叔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政治抱负，只是就事论事，着重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转述一位都昌籍学员的话，说大炼钢铁中，有大量树木被毁，而炼出的是废铁，得不偿失。
第二件事，是三叔在浩山乡搞放烟雾剂灭竹蝗试点时的经历。他当时住在一户农民家，房东丈夫去世了，女的带着四个孩子，一日两餐玉米糊，几个人共穿一条出门装脸面的好裤子。三叔于心不忍，就把自己穿的两条裤子送给了他们。三叔讲这事，是哀生民之多艰，实话实说。
第三件事，也是三叔亲身经历的。彭泽县历来都在4月中旬至5月初栽插早稻。1958年3月底，天气尚冷，县委号召搞“蒸气育秧”，三四十人一上午好不容易栽了1亩多田。马当区委书记中午来检查，说还不够密，下令拔掉重栽。这些蒸气育出来的秧苗本来就特别娇嫩，经过一番折腾，加之气温又低，三天后死得一株不剩。三叔带着青年人特有的纯真和幽默，调侃地说：“这哪里是跃进，是冒进。”
这次发言，成了“攻击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根据。三叔自然不服。第一件事是别人说的，怎么算到我头上？后两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怎么成了反党？不服就搞“辩论”，所谓“辩论”，其实就是围攻、批斗。再不服就升级，从县委党校揪斗到县政府。一夜之间，县农林水综合局贴满大字报，逼三叔认罪、检讨。在局里斗了整整一周，其中三天三夜派人轮流守着，不让睡觉，轮番批斗。那位曾经说要介绍三叔入党的人，这时成了围攻的积极分子，不仅要三叔承认这些所谓反党言论，还要承认“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
一周后，战场从局里转到县政府礼堂。全县各单位全体干部连续批斗，声势浩大，火药味越来越浓，三叔仍说无罪可认。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县财政局一名女干部跳起来，拍着桌子说：“李啟岩！你不老实，给我站起来！”三叔怒不可遏，高声斥道：“你一个地主的女儿，没资格斗我！说我反党？我家祖坟里三代都找不到一根黑骨头！”这个女人顿时语塞，而其丈夫是一位局长，后来成了整三叔的急先锋。
连续几次大会后，县监察局局长时日新找三叔谈话，劝导三叔承认反党，说不承认还要组织全县干部来斗。三叔开始还嘴硬，“没有的事，我承认什么？”可不让睡觉这一招厉害，三叔熬不过，心想，反正权在别人手上，要坐牢要枪毙还不是别人说了算，承认就承认吧，认了可以少受点罪。就这样七斗八斗，屈斗成招，违心认罪，并签了字。
认罪了，批斗也暂时停顿下来，一时间也有了短暂的自由。罪虽然认了，但三叔心里怎么也想不通，一连几个晚上，他独自踯躅于长江边，内心如江潮涌动，几次想跳江自尽，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当时彭泽县已经有两人自杀了。但转念一想：妹妹满枝不久前病逝，还瞒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我再一死，老人家如何承受得起？说不定还要被定为畏罪自杀，那不更连累家人了？为了母亲，不能死啊！
当年打右派是有比例的，此地无鱼虾也贵，三叔是彭泽县打的最后一名右派。性质定为“普通右派”，开除团籍，撤职降薪，从月薪38元降为28元。事后，一位南下干部私下对三叔说：“小李，你出身好，如果到县委书记王寒影那里去哭一哭，右派帽子怎么也戴不到你头上。”
一场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可怜三叔这位走上工作岗位仅一年，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既无背景，又无恩怨，更无依无靠的热血青年，一下子就被一顿乱棍打入十八层地狱，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我问三叔：你在林校毕业时，全国反右斗争业已开始，到了彭泽县，怎么仍放言无忌呢？三叔分析了三条原因：
一是政治上幼稚。当时天真地认为，是党号召整风、鸣放，县委领导在党校信誓旦旦说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就信以为真，甚至幻想别的地方可能乱打右派，彭泽县不会。
二是“自来红”思想。认为自己根正苗红，读书时就是学生干部，一参加工作就成了入党培养对象，是共产党救了我和我的家人出苦海的，并着意培育了我，我还会反党？党打谁右派也不会打我右派。
三是性格使然。他和我祖父祖母一样，都是可以点得着火的爆竹脾气，容易冲动，且了无城府，又宁折不弯，不会求饶。性格决定命运，他可以说是个典型。
被划为右派的头几年，三叔精神不振。一次回家探亲后，祖母问二叔：“老三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二叔只得隐隐地说：“犯了错误。”“什么错误？是男女作风错误？”“不是。”“是贪污？”“也不是。”“那是什么错误呢？”“说了错话，得罪了领导。”祖母对二叔说：“说了错话，那不要紧。”祖母至死都不知道三叔成了右派。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当了右派，自然无班可上，无事可做，每天只有打扫院子，冲洗厕所。干了几个月觉得无聊，他就主动写报告，要求到上十岭垦殖场劳动锻炼，接受思想改造。这一去就是24年，直到1982年调入德安共青垦殖场，而此时三叔已从26岁的青春年华熬成年过半百、进入人生的黄昏了。
24年弹指一挥间，可三叔受到的打击却是接二连三，在政治高压下，饱受磨难，度日如年。
首先是九江市那位与三叔恋爱了三年的女友跟他吹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苦痛，三叔明智、果断地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为妻，即我现在的三婶。我还记得，那是1962年春节，我们到东林老家拜年，我和三叔睡在一张床上。早晨还未起床，一位本家的婶婶来找三叔，说她有一个侄女，24岁了，没出嫁，希望三叔去见一见。三叔一口答应，当天早饭后去见了，回来就表示同意，当年“五一”办理了结婚手续和户口迁移。三叔曾自嘲地说：“瘦田丑妻，无价之宝。”确实三婶文化不高，长相也不及原先的恋人，但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既嫁从夫，与三叔风雨几十年，相濡以沫，无怨无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患难中建立的家庭，对一个经常遭遇风浪侵袭的人来说，特有的稳定性就是幸福。这个和谐幸福的家庭也就成了三叔唯一的心灵港湾和重要的精神支柱。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子女也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影上十岭的三叔渴望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然而继反右斗争之后，“反右倾”、“四清”、“文革”，无休无止。三叔虽然在1961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仍留有“错误言论”的尾巴，因此在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挨批挨斗，没完没了。特别是“文革”期间，三叔作为“黑五类”，初归入牛鬼蛇神，天天都在横扫之列，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文革”中，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左”得出奇，从1970年开始，全省凡是有点问题的下放干部一律“三取消”，即取消干部编制，取消城市户口，取消商品粮。三叔说，这个打击是致命的，从上十岭茶场下放到桥畈农村生产小队，实打实当了三年农民。
下放时，三叔三婶在茶场养了一头猪，长到150多斤，准备再养三四个月杀了过年的。但茶场的头头说：“这头猪占茶场生猪存栏指标，把猪留下，你们才能走。”桥畈小队头头则担心三叔取消了工资，靠工分挣不回一家人的口粮，要以猪抵债，提出猪到桥畈才能杀。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三叔硬是流着眼泪，两边做工作，好说歹说，总算是养到过年才杀。
三叔说，这是在上十岭最苦涩最黑暗的三年。当时苦到什么程度呢？“三取消”后，没有油吃，到过年才分到一瓶菜油——这就是一年的份额。一到冬天就修水库，每天带咸菜和红薯为口粮，早出晚归修水库，人经常饿得晃晃悠悠。为了不影响出工，大年三十和初一都上山砍柴，以储备一年的柴火。下放那年，大女儿宝玲已迁移到大伯家，小女儿华玲6岁，不能上学，要在家带1岁的弟弟。更痛苦的是，劳动不能缺，批斗不能少，学习还要带头。残酷的政治迫害，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使当时上十岭二三十个下放干部中就有4人自杀，还有一人因男女作风错误被斗得受不了，用菜刀切掉自己的一截生殖器。二叔和父亲也替三叔担心，信中总是叮嘱不要自杀。三叔说：“我才不死呢，我何罪之有？我要活！”批斗会之后，三叔还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所幸三叔劳动不躲懒，学习时还主动要求读报，讲故事，与群众关系不错。
一位哲人说过：“人在逆境里比顺境里更坚强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保全身心。” 三叔经过反右斗争，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性格更坚强，精神更乐观，思想更豁达了。1971年春节前夕，从不轻易向人开口的三叔致信我和几位亲人，“讨钱过年”。事后三叔说，当时的确如“涸辙之鲋”，缺钱过年，但更重要的是，想以此举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这着棋果然灵验。桥畈大队的头头们，看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某部队、庐山大厦等地都汇款来，脸色立马阴转晴，再也不对三叔吆五喝六了，有人竟然还向他借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