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江苏第一甲种农校尚未毕业就被介绍到东南大学任助教。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刚刚传入我国。秦仁昌在教学中发现，中国的蕨类植物全是外国人在研究，包括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瑞士等国的学者、军医、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等；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的250篇文章，全是用拉丁文或英、法、德、日、俄等国文字发表的；模式标本全都分散在国外，我国连蜡叶标本都没有。他决心主攻蕨类植物研究，对华东、华北和华中的蕨类植物进行了全面考察。1926年随同陈焕镛教授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1927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经过几年的努力，掌握了180多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和邻国的蕨类植物文献。在胡先骕的支持下，1929年到欧洲考察、访问，并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系统研究，查阅了大量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国的蕨类植物标本，积累了珍贵资料。1932年回国，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标本室主任。
1934年8月，受胡先骕委托，出任庐山植物园主任。在较短的时间内，引种栽培国内外数千种植物。1940年发表论文《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从蕨类植物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及生态习性进行比较研究，大胆提出创见，将水龙骨划分为33科249属，震动了国际蕨类植物学界，破解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的最大难题，取得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被国际上称为“秦仁昌系统”，填补了中国对蕨类植物系统分类的空白。秦仁昌因此荣获1940年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如今，“秦仁昌系统”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199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01年国际蕨类植物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与会外籍专家由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主任、中科院外籍院士雷文率领，赴庐山植物园“朝圣”。
1945年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1949年后，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领导并规划云南省金鸡纳和橡胶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造林工作。同时，坚持不懈地研究蕨类植物，1954年发表“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为当时全国各大标本室所采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为了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与世界上的实验分类学同步，秦仁昌认真研究世界上有关蕨类植物分类和进化的细胞学、配子体形态学、孢粉学以及人工杂交实验等领域的最新著作和文章，大力培养人才，率先开展结合蕨类植物分类的形态解剖学和细胞学等实验研究，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从单纯的标本观察逐渐扩大到形态、解剖、孢粉、细胞、生态、植物地理、古植物和栽培利用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59年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出版《中国植物志》第二卷，是这部历史性巨著中的第一本。按计划蕨类植物在《中国植物志》中共设五卷即第二至第六卷，到1964年，他已完成其他四卷中的近三卷。在“文革”期间，秦仁昌虽然受冲击，但仍然密切注意国际植物学研究动态，收集有关资料，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分类系统，于1978年发表《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一文，使他的蕨类植物系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秦仁昌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除了目前全国各地的蕨类植物学工作者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以外，他还培养了不少林业和植物学人才。他翻译80多万字的《植物学拉丁文》一书，编译《现代科技辞典》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植物学部分，组织翻译和审改《韦氏大辞典》植物学部分的译稿。他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的蕨类植物部分和杜鹃花科部分被广泛使用，其中杜鹃花部分在美国被译成英文版。60多年来他发表论文160多篇，出版专著和译著15本。
作为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秦仁昌是作出卓越贡献的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学权威之一。正如美国蕨类植物学权威科泼兰特1947年在其巨著《真蕨属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地位。”秦仁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中国和世界的植物学发展创立了不朽的功勋。
最后说说陈封怀的科研经历与科学贡献。
陈封怀（1900—1993）江西修水人，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植物园专家。
陈封怀大学—毕业即投入植物园事业。他通过植物园的引种驯化工作，在我国成功引种了西洋参、糖槭、檀香、白树油、欧洲山毛榉、神秘果等多种特种经济植物、造林树种、药用植物和园林观赏植物，丰富了中国的植物资源。由于他及其同事的努力，使庐山植物园仅裸子植物便引种栽培了11科37属270余种，成为国内种植裸子植物最集中、最丰富的场地；华南植物园引种栽培亚热带植物达3000余种，在科学内容与园林外貌上均达到一定水平，在国际上得到较高的评价。
陈封怀留学英国期间主修植物及造园，不仅具有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对西方的造园艺术有较深了解，而且受其父陈衡恪、祖父陈三立的影响，国学根基很深，擅长绘画。他主持建造的植物园，做到了中外结合、古今结合、科学和艺术相结合，既有丰富的科学内容，又有优美的园林外貌，还有发展生产的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科研方面，他提出了“从种子到种子”这一全面、系统进行植物引种驯化研究的指导思想。
中国现有植物园100多座，陈封怀在庐山、南京、武汉、华南等4座植物园工作过，20世纪50~70年代建立的许多植物园，或聘请他指导工作，或送规划请他审查，渗透他精妙的构思和大量心血汗水，被称为“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1963年，他应邀赴朝鲜中央植物园协助建园；1964年，他访问加纳等西非四国，参加国际生物学会议，并作了题为《新中国植物园的发展》等学术报告；1976年又应邀率团赴泰国进行访问。1981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会议上，尽管陈封怀没有与会，但仍被选为国际植物园协会常务委员。
在植物分类学方面，陈封怀对报春花科、菊科、毛茛科以及栽培植物均有深入研究。他主编的《庐山植物园栽培植物手册》一书，总结了20余年的引种驯化成果，记载了1250余种栽培植物的原产地、生长习性、栽培繁殖方法、经济用途和引种后的生长情况。报春花科是被子植物进化中的一个重要类群，分布于全世界，主产北半球温带，种类繁多，有22属近1000种。中国种类特别丰富，但由于此科植物多数为高山种类，形态变化较大，而且标本资料较少，在分类上难度较大，无人作过全面的整理。
陈封怀早年便注意到了报春花科植物，留学英国时主攻报春花科植物。回到庐山后，他继续钻研报春花科植物。1936年，发表《述植物名实图考所记载报春之种类及植物名称》，1940年发表《云南西北部及其邻近之报春研究》和《报春种子的研究》，1948年发表《中国报春研究补遗》。1979年，发表《中国珍珠菜属植物的分类与分布》一文，对该属约120余种植物进行深入研究，从理论上全面分析该属植物的演化、地理分布和起源，提出了新的见解，也为他及其学生所承担的《中国植物志》报春花科的编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华南植物园后，陈封怀带领学生集中对中国报春花科植物进行系统研究，经1975年7月至1989年7月十余年的努力，首次全面清理了中国报春花科植物的种类共13属517种，并进一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深入论证了中国西南山区是珍珠菜属、点地梅属和报春花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多样化中心，也是其起源中心。对珍珠菜属的分类系统作出重大修正，根据花部构造将中国的种类分为5个亚属，消除了前人系统中存在的亚属之间的性状交叉和混乱，纠正了西方学者将中国沿海岛屿种类与夏威夷种类归为同一亚属的错误。对点地梅属的分类系统也作了部分修正，认为此属起源于中国西南中海拔湿润森林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支向高海拔地区迁徒，保持了多年生习性，并出现了木质根茎；另一支在高纬度地区发展，演化为一年生植物，从而挂翻了长期以来认为一年生种类是从具有木质根茎的高山种类演化而来的观点。在传统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用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对珍珠菜属98种植物的花粉形态的演化与花部构造进行深入研究，证明在亚属水平上花粉形态的演化与花部构造的特点密切相关，花粉特征在各亚属中十分稳定，从而证实了修正后的系统更趋自然。通过研究和分析，发现点地梅属和报春花属是报春族中的两个主要分支，并在各自的演化过程中分化出一些近缘的小属，否定了近年来部分西方学者将点地梅属归并于报春花属的主张。他们还重新划定了报春花属30个组的界限，对部分种类的隶属关系作出调整，使组的划分更趋自然，纠正了前人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其编著的《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九卷第一分册（1989年11月出版）和第二分册（1990年1月出版）中。
在《中国植物志》已出版的各卷中，陈封怀等编著的报春花科被认为是研究模式标本最多、清理种类彻底，并从演化趋势和亲缘关系进行全面探讨的少数卷册之一，与国外同类工作相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处于领先水平。正因为如此，此项成果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综上所述，“三老”都是著名的植物学家，虽然他们各自的专业研究重点和方向不同，但都天纵英明，思想超卓，品位独特，他们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以毕生精力、坚韧毅力，潜心研究，取得了中外瞩目的创新成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视学术为生命，视独立自由为根本，视培养人才为己任。
胡先骕早年强调“科技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造，不仰外人”。1955年，他在高校教材《植物分类学简编》中，严肃批判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不符合现代遗传实际，反科学的理论”，“是借助于政治力量而风行一时的”。由此遭到批判，以至院士资格两度落选，但他唯实求真，不畏高压，不信邪，生命不息，研究不止。“三老”眼界开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同时热心扶持、培养新人。“学高为师，德劭为范”，“三老”不愧是学界泰斗，人中楷模。
报效祖国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三老”是坚定的爱国者，著名的植物学家，卓越的战略科学家。祖国高于一切，是“三老”共同的信念。他们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爱国奉献精神。
明代大学者宋濂说过：“人有三成人：知恐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知恐惧才有忧患意识，知羞耻才有责任意识，知艰难才有进取意识。尽管出身家庭背景、个人性格不尽相同，但“三老”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有坚定的爱国奉献精神。
1914年胡先骕致信胡适，说到他为什么选择植物学：“惟幼秉庭训，长接佳士，闻风恭义，颇知自好，虽德薄能鲜，无所成就，然未尝不欲躬自策励，以求一当，藉以上慰先人，忧国之忱，以图报邦国于万一也。窃以弟束发受书，即知国难。盖弟托生之日，即家邦败衂于倭寇之年，忽忽二十年，国事愈坏，蒿目时艰，中心如晦，然自以力薄能鲜。”在另一信中，他又说：“别无旋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惟农林山泽之学是讲也。”所以选择“农林山泽之学”，是因为蒿目时艰，以求国家富强之方。两年后，他的诗句“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更高度概括了他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宏愿。言为心声，胡先骕的上述表白，是“三老”共同的心愿和誓言。
“三老”深知，中国植物资源如此丰富，为西方所倾慕。从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特强凌弱，以传教、经商、考察等种种名义来华，大量采集我国植物标本，盗取和掠夺我国生物资源，国人面对外人的肆意妄为，却木然不知。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些外国研究者胡乱发表新属新种，编写植物名录，而我国要确认新的物种，必先制成蜡制标本请外人鉴定，命名权属于他们，而且所制植物标本还必须免费送给他们。这是民族的耻辱。
知耻而后勇，知难而奋进，知危而警醒。“三老”出国留学、考察、访问、讲学、交流正是为了打破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学术侵犯和垄断，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实现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的宏愿。以“三老”的条件，他们完全可以滞留国外，过着平静、优越的学者生活，但他们都学成回国，服务民族。
胡先骕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也是基于报国、救国、兴国的初衷。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于1928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尚志学会共同举办。胡先骕积极推动，先任植物部主任，1932年接任所长直到1949年。到解放前夕，科研人员50余人，成绩斐然，与中科院生物所交相辉映，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闻名遐迩的“南北两所”。秦仁昌、陈封怀等也都为其工作过。
胡先骕起草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计划书》，全文如下：
中国天产号称最富，而植物种类之多，尤甲于各国。盖因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除北部诸省外，皆多名山，其森林带较之同一纬度之美国东部高至二倍，故中国虽无彼邦著名伟大乔木，如桸楏之类，然蜀滇诸省之针叶林亦至雄伟；美国林木不过五百余种，中国则有一千五百余种之多。第因昔日政府人民不知保护与培养，遂使交通便利各省之原始森林砍伐殆尽，市场呈材荒之象，外国木材乘机输入，遂为巨大漏卮。又以内地森林未经详细调查，致树木之种类不辨、材性不明，可用之材不能利用，贷弃于地，殊为可惜。而各地林场年糜巨款，盲目造品质低劣之森林，实国民经济中最不经济之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