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丝既已产出，便进入丝织业。清代丝织品种增多，丝织技术有了新的提高。如苏州的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百子被面、三元绸；南京的妆花绒、金彩绒、宁绸、宫绸、亮绸、闪缎；湖州的水绸、纺绸、纰绫、线绫；吴江的吴绫（方纹、龙凤纹）、通州的生丝织绢、广州的剪绒等等，都素有盛名。有的用十几把大梭同织，有的以一把大梭织底纹、十几把小梭织花纹，用十几种颜色织成（图55）。一般的丝织木机、素纱机需织工
图55清代的织锦机2人，一人为织匠，一人为纬穗匠。花机至少需要织工3人，一人为织匠，一人为挽花匠，一人为纬穗匠。清代前期的江南地区，丝织业发达，在生产经营上已出现了三种形式。一种是“妻络夫织”，自产自销；一种是雇工生产，集中经营。这两种均是“现卖机户”“自织”，又多称“机户”。还有一种是商人，俗称“帐房”、“纱缎庄”、“丝经帐房”，将“经纬”和“货具”，除俗称“机壳”的机及梭子、纡筒、竹刀、机剪、拣镊子等零件之外的专用机具，如“泛”、“渠”、“纤”等提供给机户，使其“揽织”，加工成丝织成品，“织成送缎”，而后计工授值，俗谓“代织”。由于清前期技术提高，分工细密，实际“上机经纬，造成缎匹，向非机匠一手一足之力”，需用十几把梭、复杂的挽花不必说（一个花匠显然不够），其中还涉及到“掐泛”、“槌线”、“牵经接头”、“上花”等技术，都需世代相传的专门工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8页。机户从“帐房”揽织后，也“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9页。机匠中有织工、机工之分。织工中分花缎、素缎、纱缎、锦缎等工。机工中有接头等业。客师与机户实行“常主制”习俗，“说定之后，不能更易”。雍正十二年（1734年）苏州《永禁纱缎机匠叫歇帮行碑》中载有“各匠常例酒资，纱机每只常例，给发机匠酒资一钱，二月朔日给付四分，三月朔日给付三分，清明给付三分，三次分给，共足一钱之数。缎机每只常例，亦给付机匠酒资一钱，六月朔日给付四分，七月朔日给付三分，中秋给付三分，三次分给，共足一钱之数。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临时需要短雇各种工匠，即唤以日工趁佣的“无主之匠代之”。每日黎明，各种织工在固定地点等待主顾。如苏州，花缎工群聚花桥，纱缎工群聚广化寺桥，素缎工群聚白蚬桥，锦缎工群聚狮子桥，摇丝车匠立濂溪坊等，“名曰立桥，以便延唤，谓之叫找”。《吴门表隐》卷二《立桥》。这些工人是按各自技能，计日授值。有些传统丝织业发达地区，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作坊。如乾嘉时南京织机超过3万张，“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道光年间不算纱绸绒绫等机，仅缎机即达3万张光绪《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有开五六百张机者”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2．棉织作坊讲“字号”
棉织的原料是棉花，与之有关的便是去棉籽的轧花业。明末崇祯年间已出现了季节性的轧花工匠。清前期有的地区轧花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专业轧花工匠使用“太仓式轧车”，一人一天可出花衣30余斤，九月中成市，卖于贩客。接着便进入棉布生产。棉布生产包括纺纱和织布两个环节。纺纱分弹棉、搓条、纺纱、成衽等工序；织布分浆纱、牵经、穿综、穿筘、摇纱、织布等工序。很多地区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首先是纺与织的分离。一些人只纺不织，一些人只织不纺，纺织互资成业，棉纱与布都成了商品，布不必说，“上海棉纱成衽……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布经团”褚华：《木棉谱》。“不纺而织者为兑纱，不织而纺者为卖纱”，有谚语：“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浙江通志》卷一0八。其次是各个工序的分工愈来愈细。棉纺业工具有所改进，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如上海纺车，从两指拈一纱的手车，发展到了三指拈一纱、以足运轮的脚车，更出现了名牌纺具“金泽锭子谢家车”。如乾隆时松江地区的弹花弓，从原4尺加长到5尺，弦粗如5股线，以槌击弦，将棉花弹得“散若雪，轻如烟”等等。各棉布产区都产出了驰名全国的精品。仅松江即有扣布、飞花布、斜纹布、三梭布、药斑布、紫花布、精线绫、漆纱等品。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物产》。棉纺业的经营与丝织业类似。其中突出的是与帐房类似的布商，有称“木棉花主人”，他们一般供给纺工2斤棉花，收回1斤棉纱。纺工“晨抱纱入市，易木棉归，旦复抱纱出”。
靠布商供给原料的纺户，多为以纺纱为主业的贫穷农户，大大多于织户。这是由于纺纱无论是工具还是操作技术都较织布简单，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即可进行，并不必雇工，这也是棉织经营不同于丝织经营的地方。成布后要染色、踹光。又有染踹业。染布有作坊，叫作“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定号常有数十家赖以举火，唯富人乃能办此”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踹布也有作坊，叫作“踹布坊”，经营者叫作“包头”，“包头”备置巨石、木滚、家伙、房屋，召集踹匠，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商人）领布发碾。每匹各匠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二毫，每人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雍正年间仅苏州阊门一带即有踹坊450余处，每坊有踹匠数十人不等。可知其规模。
3．制瓷习俗丰于前代
制瓷业分制坯、烧窑两大流程，其中分工更细。制坯计有淘泥、拉坯（俗称做坯）、印坯（俗称拍模）、旋坯（俗称利坯、挖坯）、画坯、舂灰、合釉（有配灰、有合色者）、上釉、抬坯、装坯、挑槎等十多种专业。烧窑计有烧窑（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满窑等专业。每一专业，又再分更细的工种。如“画坯”中分画工、染工，“画者止学画而不学染，染者止学染而不学画”，这是由于“青花绘于圆器，一号动累百千”，若要达到画款一致的要求，必须有专门工匠，于是“画者、染者各分类聚处一堂，以成其画一之功”乾隆《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烧窑工，俗称“把庄”、“烧夫”，又因“火不紧拱则不能一气成熟”而分出“紧火工”；因“火不小溜，则水气不由渐干，成熟色不漂亮”而分出“溜火工”蓝浦：《陶务方略》，《景德镇陶录》引。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法国传教土殷弘绪（昂特雷科莱）在给教会的一封信中这样描绘瓷器的制作过程：“粗坯一离开辘轳，就立即被送到第二个工人手中，置于坯板上，不久传给第三个工人，他把坯置于模型上进行印制和整形”，“第四个工人用泥刀进行修坯”，然后转入画坯。“这一劳动在同一工场内是由许多工人分别进行的。一个工人单纯地把圆形色线绘在瓷器的口缘上；第二个工人描绘花的轮廓；第三个工人接着晕色。这一伙人专门画山水，而那一伙人就专门画鸟兽”，“一件瓷坯在被运出这座工场到窑房的过程中，至少要经过二十余人之手，但并不发生任何混乱的现象，也许这种劳动分工能使制瓷操作极为迅速地进行。”景德镇陶瓷馆文物资料组：《陶瓷资料》1978年第1期。坯房，又称“烧坯窑户”、“搭户”。造坯不烧，分圆器（日用盘杯之类）坯房、琢器坯房、雕镶坯房等。各坯房人数不一。圆器坯房至少需旋坯工2人、装坯工2人、画坯工3人、上釉工2人、其余工种至少1人，共计15人，设坯房头辖制。烧窑，即烧窑户。设窑不制坯，专为别人烧制，“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道光《浮梁县志》卷二《物产》。坯作与烧窑兼而有之的为“烧囵窑户”，其人数当为前两类之和。其他还有碓场（白土场）、匣房（匣钵场）、红店（炉户）等大大小小的场坊。传统制瓷基地景德镇有民窑二三百处，工匠数10万人。这些工匠基本是“四方远近”、“故土既已无归，异乡又无托足”，“挟其技能以食力者”光绪《江西通志》卷九四《经政略》。其有“常佣”，饭钱“阖镇皆三月朔起”，另有“发市钱”。蓝浦：《陶务方略》，《景德镇陶录》卷四。短工计工受值，平均工值银每日3~4分，有做到二鼓者，则“工值倍之”乾隆《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清前期，制瓷业发展很快，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品种都远远超过前代（图57）。仅釉彩，就有康熙“硬彩”（釉色微凸器上）；雍正“胭脂水”、“软彩”（“粉彩”）等。乾隆时更吸收了西洋、日本的制瓷技术。制瓷专家唐英总结制瓷技术，编写了传世名着《陶冶图编次》以及《陶成图》、《陶成纪事》等。
4．制盐多称“灶户”
盐分海盐、池盐、井盐三种。清代汉族地区有11个产盐区：长芦（天津）、奉天（东三省）、山东（鲁豫苏皖）、两淮（苏皖两湖豫）、浙江（浙苏皖赣）、福建（闽浙台）、广东（两广闽赣湘云贵）、四川（藏川两湖云贵甘）、云南（本省）、河东（晋陕豫）、陕甘（陕甘）（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其中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诸盐区为海盐，生产方法有煎有晒；四川、云南诸盐区为井盐，生产方法皆煎；河东、陕甘诸盐区为池盐，生产方法皆晒。
盐业生产者为灶户，属特殊户籍。灶地原为官地，然明时已逐渐私有化。清前期灶户或用己地，或向盐商租地生产。资金也多向盐商称贷，盐商并临督灶户不得煎私盐。灶户，特别是盐商，多雇佣“煎丁”从事盐业生产，如两浙“各场煎丁均属无籍贫民，惟恃煎盐以为糊口，既无升斗之资，更无负贩之业。唯赖商人课本赴场，源源接济，随煎随售，尽付现钱”嘉庆《两浙盐法志》卷十六《条约二》。
晒盐场地，淮北称为“晒池”，淮南称为“亭场”，河东、陕甘称“畦地”。盐场属于盐商的称的“商亭”、“本池”；属于灶户的称“灶亭”、“客池”。晒海盐多设一灶头，督率各灶丁在晒盐场地中晒盐扫盐。晒池盐则有掌“浇洒”的“作头”、督领长工浇晒的“副作”，以及取直接生产的“长年”。“长年”计年做工，视技术、产量、勤惰，“给以工食之多寡”《河东盐法备览》卷五《坐商》，附《工作》。
煎海盐除了煮卤需要的灰场、草荡以外，又有煎盐的铁锅，深者为“盘”，浅者为“敝”。煎盐过程由盐商负责监督：煎盐工具有定额，“无许过额”，“煎烧盐斤，以一昼夜为火伏”乾隆《两淮盐法志》卷十八《火伏》。临煎前灶户向本商领旗号，举火张旗，熄火偃旗，盐商派人巡查，禁止熄火后复私煎等等。
井盐的盐井，明朝以前官营，清朝允许商民自由开采经营，只对井灶及盐引课税。井盐业有了较大发展。大的业场，“井、枧、灶、号”一应俱全，集打井、汲卤、通枧送卤、煎盐、运集等各道工序成一条龙的生产规模。业主（又称东家）之下，设有“董事”，总理全厂事务；有“掌柜”，“领东家本银以办井及灶及号”；有“外场”“分理外事及接待宾客”；有“佣侩”，负责出纳、盐价及同行商的联系；有“管事”，“提调山匠使作器治井”。“管事”中分“井管事”，“规划形势，督工匠以凿井”；“灶管事”，“综核水火，计成盐运盐，行水陆以权交易李榕：《自流井记》，《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工种有“司井、司车、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山匠、灶头等技术工。工值按劳动强度和技术水平而定。盐匠、山匠、灶头之类技术工工资较高；劳动强度大的担水夫次之，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复运送，日值可行千钱”；盐般夫、担盐夫等再次之。
清期井盐凿井工具仅锉（钻头）就有鱼尾锉（平地开井用）、马蹄锉（处理弯井用）、银锭锉（凿小眼用）、六楞子、八楞子、斗笠尖、钻子头、蜡烛头（特殊作业用）等。凿深井时工具落失，有偏肩、木龙、穿鱼刀、独脚棒、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其器之机巧，不能名状，有时神明变通，并不能拘成法也”（同上）。
5.矿冶习俗分化
矿冶业主要以铁业和铜业为主。铁的生产包括开采、冶炼和锻造。经营有单一型的铁场和炉场，或采或冶或煅；有综合型的铁场和炉场，采（开采矿石）、冶（冶炼成板，再炒炼成熟铁）、煅（锻造种铁器）一条龙。单一型经营中“挖矿者均系贫民”，“动以千计”，“随得随卖，以资生计”，矿贩收买后，“装运近河开设炉墩之处，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人夫煸铸生板”，“计每炉需雇工及挑运脚夫数十人”，产出生板，再装运出售于炒铁厂，炒成熟铁，而后转运各地铁器加工工场，煅造成铁器。道光《辰溪县志》卷二一《矿厂》。综合型铁炉“每炉一座，做工者必须数十百人，有凿矿者，有烧炭者，有煽炉者，巡炉、运炭、运矿、贩米、贩酒等役亦各数十人”《政和县志》卷九《赋税》。清前期，铁的采冶业集中在广东、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广东、陕西的规模最大。铁器制造以佛山为中心，有清人《竹枝词》云：“铸锅烟接炒锅烟，村畔红光夜烛天，最是辛勤怜铁匠，拥炉挥汗几曾眠。”
铜的开采工艺复杂，分工细密。矿场称“硐”，每“硐”分路开采，称“尖”。每“硐”设一“镶头”，负责技术，组织生产，下有领班，每“尖”每班一人，辅助“镶头”铺设“镶木”，下有“槌手”，每尖每班设2人，1人挂尖，1人持槌，互相轮换，叫作“双换手”，又设“背荒”，人数视矿大小垌深浅而定。炼铜（又叫“扯铜”）的工艺亦十分繁复，矿砂采出后，先要用撞碎法、淘洗法去除夹石夹土。然后好的矿砂在大窑中煨烧两次，入炉煎炼，再入蟹壳炉炼出；次的矿砂在大窑中煅一次，配青白带石入炉煎炼成冰铜，再入小窑煅七八次，复入大炉炼得紫板铜，再入蟹壳炉炼出。铜的采冶主要在云南。经营也分综合型与单一型。在综合型的铜场中，上有场主，场主下“设七长治厂事”；有掌宾客之事的客长；有掌税课之事的课长；有掌炉火之事的炉头；有掌役食之事的锅头；有掌镶架之事的镶头；有掌槽洞之事的垌长；有掌薪炭之事的炭长等。单一型的小铜场中业主称“锅头”，下有“管事”，掌经营工本，置办物资；有“柜书”，掌出入帐目，再下便是镶头所辖的工匠和“砂丁”。场主、锅头以下都是雇力。但技术管理人员与单纯食力的工人差别较大。有所谓“亲身兄弟”，“不受月钱”，“与垌主四六分财”；有所谓“月活”，不论有矿无矿，按月支领工价，去留自便；有所谓“砂丁”，属临时雇佣者。
三、商业风俗
清代前期，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直接促进了各地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很多商业城市。于是，各种以商贸为依托的风俗惯制也逐步产生、完善、丰富。
1．坐商麇集成市
清代前期，各地的坐商已形成一定规模，他们都有固定的铺面，经营综合性商品、杂品或某一方面的商品。城市中坐商群的产生，形成了以某地段为界的商业繁华区，并在其中形成各种分门别类的“市”。如珠市、果子市、菜市等。如清时北京的琉璃厂集市，其热闹程度更是空前。琉璃厂在元代时还是官窑所在地，清乾隆年间，停止烧窑，“始成市肆。凡骨董、书籍、字画、碑贴、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为雅游而消遣岁月。加以每逢乡会试，放榜之前一日，又于此卖红录，应试者欲先睹为快，倍形拥挤。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厂之隙地。”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商务印书馆本。又如北京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的晓市，亦叫小市，是专门的旧货市场，因交易时间一般在后半夜到天明之间，所以也称“鬼市”。《燕京杂记》曰：“外城东有东小市，西有西小市，俱卖皮服椅桌玩器等物，而东市皮服尤多，平壤数十亩，一望如白兽交卧。东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破衣烂帽，至寒士所不堪者，亦重堆叠砌。其最便宜者，割方靴为鞋，价仅三十余钱，官则不屑，商则不宜，隶则不敢，惟上不官，下不隶而久留京邸者，则甘之矣。西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穷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