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分家酒之日，娘舅、姑夫及主要族亲必须到场。浙江湖州地区，分家诸兄弟的岳家，则要女婿送一对分家竹。分家竹要留枝带叶，用红丝带或苎麻捆在一起；同要送一套炊具、食具。
这天要拜分家主和祭祖，正堂贴分家主的马张，室内备酒菜，设香烛。分家的诸兄弟和来宾，都要拜揖顶礼；同时燃放爆竹。此前，分家竹已解去捆带，竹梢某桠枝上已挂好用红丝绵兜裹着的竹油盏，叫“挂膳火”，还挂一串用红头绳穿起来的六个或十二个“顺治铜细”，以讨彩头，并将这两株竹分立于檐前，间距约一尺。礼毕，兄弟在“分家书”（或“分家簿”）上画押确认。
分家时，娘舅、姑夫是公正人。若兄弟有争持不下之事，娘舅、姑夫秉公而断，兄弟不得再有违拗。据说若筷子按份分后，余数不足每户一双时，娘舅、姑夫要当场折断，以示公平。若遇娘舅、姑夫也为难时，则由父母裁决。
分家时还有“父借子讨，父欠子还”的民间成规。即人家欠父亲的，子女可以去讨（事前分好数量和具体债户）；父亲欠人家的，在分家时平分给诸兄弟负责归还。也有某兄弟多得一份家产而多分担相应的债务，或某兄弟少得一份家产而少分担或不分担相应的债务的情况。
分家后，父母多采取吃轮家饭的办法。轮家饭多数为半月一轮，也有五天一轮的。轮到时必备稍好的菜肴，要把上座留给父母，父母未入席动筷，子女不得先吃。个别长寿者，子亡媳故，便在孙子家吃轮家饭。
二、宗族风俗
汉族社会的宗族制度根深蒂固。民国时期，虽经过农村革命的冲击，但宗族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传统宗族风俗如聚族而居、族长制、祠堂、族产、族祭、族谱等的基本内容和收族敬宗的功能仍没改革掉，并继续在影响和规范族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许多方面也有所松动，以至出现了一些新的风俗事象。
１．宗族离散
民国时期宗法思想已趋向淡化，再加军阀混战、水旱饥荒等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也导致宗族出现了离散的现象。如民国《慈利县志》载曰：民国初年，由于军阀连年混战，该地持续处于兵荒马乱之中，民不安业，疲于奔命，宗族成员四散，以致出现了“耆旧凋零，典型浸失”，“旧日典常一切废弃隳坏无余”民国《慈利县志》卷十一，《祠祀第八》。同时，由于城市工商业兴起，大量农村人员流向城市，流向工矿地区，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家庭迥异的城市家庭、工人家庭。这些为数众多的流动人群，特别是城市家庭、工人家庭，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或者基本脱离了农村宗族势力的束缚。有些人即使仍流落农村，到他处农村谋生，或举家迁徙到别的有荒可垦的地方，也是五方杂处，“既无宗族思想之维持，复无安土重迁之观念”，随时准备离去。孟维宪：《洞庭湖滨之农民生活》，载《东方杂志》第３３８号，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侵蚀农村，加剧了农村土地兼并，族田已成为买卖兼吞的对象，也逐步破坏了宗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如郴州陈氏的族田，就大量被本族的豪绅买去，化公为私，名为购买，实则侵渔。民国《郴阳陈氏家谱》卷一《族谱遗训》。宗族失去族产这一经济基础，就势必丧失了它凝聚力，加快了它的离散。
２．修谱从宽
在民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在修族谱时，出现了“源流主宽”的现象。过去，一个家庭如果无子，收外姓子弟为继嗣，则在族谱中只能别为附谱，以免混淆血统，造成“乱宗”。民国时期，这种情况则逐渐有所松动。如在汝城县，民国时期，已是“阖县家谱，主宽者为多”民国《汝城县志》卷二一《政典志·礼俗下》。即使系外姓收入继嗣者，与本姓一视同仁，不入“另册”。“这表明人们宗法观念有所淡化，对异姓乱宗的防范有了放松。”严昌洪：《西俗东渐记》，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５３页。
三、乡里风俗
１．邻里互助成风
邻里互助，是汉族社会代代相传的惯俗，民国时期仍沿其旧，而且互助内容及于许多方面。首先有婚丧事的互助。山东乳山、海阳地方，人家有女将嫁，亲邻各送麦面若干，云是“给闺女做体已干粮”，名曰“送面”。人家结婚，村人或多或少，总以红纸相裹，送一点钱，书面上叫“喜仪”，乡人只称作“人情”、“送人情”。至娶亲之日，俗称“办喜事”，村人不呼自至，纷纷前去帮忙。其中有些人且是办某项事务的有经验的里手，如记帐的，采购的，办宴的，接待的，掌司礼仪的，几乎形成专职，甚至连劈柴、挑水、跑腿传信的人也都有专责。常见为办事人家借物的人，数计起来，谁家有桌围，谁家彩绸，谁家条凳、桌椅，谁家有可以待家的盘碗酒具等，他都了如指掌，只一刹时，便可筹集具备。就这样，靠了全村人的热情与井井有条的行动，婚礼总是安排得有条有序。作为报酬，亦不过吃杯喜酒，吃碗喜面。
遇有丧事，从病危到下葬，前前后后亦都有人相帮。山东长岛县大钦岛的几处村庄，从前村村都有两位善理丧事的老人，一男一女，男日“土公头”，女日“浆水老婆”。村民家有丧事即请此二人来，从更换寿衣、整容、报庙、烧倒头包袱、停尸、报丧、入殓、直至出殡下葬诸种礼仪、事务均由此二人主持。“土公头”主外，“浆水老婆”主内，分工明确，绝不紊乱。各地通行的风俗还有，富家丧葬，开圹、殡仪多雇乡间专门班子办理，而贫寒人家，一切挖墓、抬埋事情都由村人帮忙包办。《商河县志》记有一种丧事互助的形式，“平时剧钱为会，有丧之家，轮流分用。白衣素冠，持幡前导者，号曰丧社，其社条之严，凛如法官。或谓之随会，有纸杆旗幡会，有礼宾会，有拜棚布幕会。其念经礼忏，名曰作斋，亲友夜集，名曰伴坐，又曰坐棚。”
其次是修房盖屋中的互助，包括备料当中的伐木、采石、运沙、运土、运砖瓦，开工以后，则和泥、挑水、来往递料诸事，统谓之“当小工”、“拉下脚”。这许多工作都是靠邻里“帮工”来作的。
再次生产劳动中的互相，也是千百年来的协力习俗，各地都有不同的形式。几家几户联合，这几日为此一家干活，那几日为彼一家干活，劳动量大体相当，名为“换工”或“变工”。一家有役畜，一家有车或有大农具，合在一起互相使用，名为“插犋”。几家几户常年互相劳动，名为“插伙”或“搿伙”。此外，如借驴推磨、压碾、走亲戚、借车借船办急务等等，更是习以为常。海岛渔村推船、拉船，只要号子一声，男女老少纷纷跑来海边，这是协力斗风浪中形成的特殊风俗。
复次是经济上的互助，如“扒会”，是乡间的一种互贷活动，是穷苦人家对付高利贷的一种手段。由一人作会首，串连若干人入会，定期扒会，入会人各携相等股金前来，会首主持拈阄，事前议定几人中签，拈中的，几人平分所有股金，作无息贷款。下次再扒会，上次中签的就只拿股金不参加拈阄了，这样，反复几次，最后得还本的人也得到一次使用会中贷款的机会，这一次会就算结束。扒会的总期一年到三年不等。
最后是日常生活的互助，平时极多互赠菜蔬瓜果、好饭好菜的活动，俗语之所谓“三把韭菜两把葱”、“三碗饺子两碗面”即指此。若请人作事或受人礼物超出了通常范围，则谓之“欠人情”必于年节期间以相当礼品报答，名为“打人情”。
２．结义拜亲流行
结义民国时期，农村中还流行各种活动，俗名“结拜”、“拜把子”。结拜的仪式多半要焚香、盟誓、跪拜，有的还要刺破手指滴入酒碗喝“同心酒”。这种结拜的目的，有的是在谋求生活上、道义上的知心人。如他们的誓词中所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又有受《三国演义》等故事的影响，结生死之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此外又有拜干亲。大凡年轻人之间，情投意合而结拜的，叫“拜干兄弟”、“干兄弟”、“拜干姐姐”；若年轻人或年轻人之家长为某种目的要结拜长辈为干亲时，名为“拜干爹”、“拜干娘”、“认干爹”、“认干娘”；反之，由长辈主动与年轻人结干亲的，则称为“认干闺女”、“认干儿”。这种种关系，亲密时自十分亲密，冷落时亦任其冷。
此外还有同村异姓异族之间的，互认“街坊辈”，按相应的亲族称谓，称村中异姓人为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子、兄、弟、姐、妹等，相沿几辈，序列不乱，这大约总是先辈外来户攀附老住户的结果。
３．村规民约
村规，又叫“村规约”、“乡规民约”，是村民进行自我约束与管理的一种风俗。
民国时期的村规大多没有白纸黑字的条文，多数是代代相传共同遵守的成规。村规的内容很多，各村也不一样，禁斗殴、禁赌博、禁吸毒的内容，差不多村村都有。山区为保护公共林木，常常规定何时禁牧，何时禁拾草、何时禁采药等等，统谓之“封山”，开禁则曰“开山”。山东蓬莱、黄县一带沿海村庄，男子多出外经商，家中只老幼、妇女守户，为安全，亦为避嫌，家家都有白日闭户的习惯，有人来，必“啪啪”打门，主人闻声，未出门即高声喊问：“谁呀！”答：“某某某”。开门而出又必大声寒暄，之后才礼让入门。若不叫门即入，习俗以为失礼。
４．村落治安
民国时有村落调解的风俗，俗称“说合事”、“和弄事”。村人分家、家务纠纷、邻舍纠纷都由村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调解。
又有村落保卫，许多地方村中建有“更屋子”，村民每夜轮流“打更”。“打更”的方法是备一大木梆，按一夜五更时刻，巡街打梆子，目的是报更点，也是报平安。山林、果林、庄稼地、菜地的集体守卫，通常是每到收获之前，选一人或数人巡回看管，名为“看山”、“看泊”、“看青”。与守护的同时，必伴之以传统的或临时制定的“山规”、“泊规”。犯了“山规”的人往往受到没收工具、罚物罚款等等处罚。
还有村落消防，民国时期许多村落都备有“水龙”等消防设备，并组织有义务消防队。浙江东阳农村每逢夏至后的第一个辰日，要进行“分龙”仪式，届时将“水龙”抬至溪陂或池塘边“分龙喷水”，实际上是进行消防演习。
四、社交礼节
１．新式礼制流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同时也就否定了维护这一制度的跪拜礼以及其它相应的社交礼俗。民国成立伊始，１９１２年１月初，就有人在《申报》发表文章，提出“拜跪、脱帽之礼，概废不用，但用鞠躬点额（军界所用之额手礼能通行最佳）”。《服式刍议》，《申报》１９１２年１月７日。同年３月，“丁祭”祀孔日子来临，浙江民政司请示是否照常祀孔，行何礼仪？内务部、教育部通电答复：在民国通礼未颁行之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丁祭除去跪拜》，《申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随后，又明令废除社交中的跪拜、作揖、“打千”、请安、道“万福”等旧式礼节。在此基础上，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７日，北京政府正式以法律的形式颁布了普通《礼制》，共２章７条，具体内容为见《政府公报》第１１０号，上海书店１９８８年影印本，第４册，第４８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