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平房、楼房都很高大宽敞，光线充足，空气易流通。大部分有天井，深度有二进、三进，叫做“三间二进”、“五间三进”等，也有“三间对合”、“五间对合”，这种对合，进门为厅，上面为堂。房间建在两边，房子利用率较低。南方嘉善农村，人们习惯于建造“六枪屋”。“六枪屋”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四壁均用圆木作柱，上有肩梁，平穿、护檐山头等，结构精密。屋脊和屋檐共有六只角向上翘起，犹如六支枪，俗称“六枪屋”。据民间传说，昔年此地经过一场地震，另的房屋都倒塌了，独有一座“六枪屋”不倒，从此以后，泥木师傅造屋都仿照此屋格局。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９９页。三十年代以后，很少建造有天井的房子，大部分向实用方向发展，如“三间一字”、“一栋二开”等。城镇大部分是砖墙屋，农村大部分是泥墙屋，容易遭水灾的地方是砖墙屋，农村大部分是泥墙屋，容易遭水灾的地方是砖墙屋，地势高的地方多泥墙屋。家庭经济困难的住茅蓬屋，大多为一层低屋，开间很小，结构上有“横舍”、“直头舍”两种，为了防备火灾，这种茅蓬屋都是分散建造的。厨房建在左边，认为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白虎”头上不烧烟。住房以朝南为主，也有朝东或朝西的，但朝北的极少。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６～７７页。
在海南乡村，农家居室则茅屋、瓦屋互用，屋式与城市相同，但低小而窗少，或不设窗。其低者檐高仅四五尺，门户矮狭，出入必须低头。一般住宅多无厕所，人们早晚觅屋外僻静处方便。如屋前后有园林草地，则成为天然的厕所。牛猪栏设于大门外或屋后，上无盖，下无垫，粪便堆职达二三尺。琼山、定安人家的门首书写“天香”二字，垂竹笪如屏。屋面悬八卦或陶制物品。筑屋用石用砖或用泥。再用木柱以承梁栋。《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３３年版。
山西平民住宅多是平房矮屋，土窑土楼。其宅院狭窄，居室简陋。住宅多为正向，建筑结构为三间三檩或五间三檩，间架七尺左右，入深约八尺。土木结构居多。山区偏远地区住窑洞的很多，窑洞一般是顺山势地势切成平面，然后向平面纵深处掏掘而成。贫者居住拥挤，室内凌乱。富家居室宽敞，院落讲求几合几串，以四合楼院为主，多者达二串三串院子。楼房多数软装，露明柱，施明暗八仙、猫头滴水，屋顶半圆通瓦、五脊六兽，院内设亭台楼阁。有“功名”的人家，一般要竖旗杆，挂匾额。匾额多与功名、节孝、贺寿等有关。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０页。
陕西宜川人建房不求华美，多以砖或土坯构叠为窑，上覆以土。瓦房既少又小，其中间起脊、两边下迤的称“房”，一边下迤的称“厦”。且门户低莫不鞠躬首俯，１９４３年政府通令：“今后建筑居室，门户之最低限度，不得低于六市尺。其已有之低矮门户，并应酌量限期提高，以免再有出入碰头及鞠躬府首之情事。”《宜川县志》，新中国印书馆１９４４年版。
甘肃镇原农民多居窑洞。修窑时要先看地形，再由土工绘图。有三只窑为一院的，五只窑为一院的，七只窑为一院的，都取单数。以中间的一只窑为主房，在此会见宾客，称为客窑。此外，或家主所居，或儿女所居，或作厨房，或住长工，或养牲口，或储粮食，均有一定的地方，毫不紊乱。每只窑盘一土炕，千百家同一构造。傍崖而居的窑洞，既耐久又省钱，又冬暖夏凉，因而长期得以延续。至于所谓“地坑庄”是因为高原无山可倚，所以于平地上挖一大坑，内修窑洞，中砌水池，以防阴雨。《重修镇原县志》，兰州俊华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
３．城市西式建筑流行
民国时期的居住风俗，除南北农村基本沿袭旧制外，在那些与西方交往日益频繁的城市里，民居建筑不论是在所用的材料，还是创作手法，以及建成后的风格上，与固有的建筑形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带有鲜明的西化特点。
上海这种西方殖民势力较强的城市，在租界和越界建筑路的地段里，社会中上层人士居住的花园洋房、西式公寓鳞次栉比，自不待言。就是中下层人士居住的弄堂房子的外观、结构也逐步洋化和现代化。弄堂的名称，也有变化，早期弄堂多以富贵荣华、仁义道德、吉祥顺和为名，２０年代以后建造的新式弄堂则多与产权者、马路地名有关，并多附有中英文对照标出。就连上海城隍庙这种古神庙，在１９２４年大火后重修时，也“以钢铁为骨干，以水泥为材料，以科学之精神，运美术之思想，迎合社会之心理，故能峥嵘璀璨，式壮观瞻”《上海县志》，民国２５年铅印本。在其他一些大城市里，民国后的西式建筑也使城市变化不小。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富贵之家，制益华奂……近日居室，或仿西式”《秦天通志》，民国２３年铅印本。汉口“屋舍亦极壮丽，且高楼大厦亦甚多”《汉日小志》，民国４年铅印本。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袁荣窔：《胶澳志》，《民族志》五《生活》。在许多城市里，连烧给死人的冥屋也改用纸扎洋房了，表现了人们在住房上的趋新崇洋心理，生前住不上，死后也要让他住上。
在西北色彩较浓的城市里，居民住宅样式流行较广泛的是里弄建筑西式里弄住宅是在改造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住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使后者由“合院”式变为“联立”式。而其中又以上海的里弄建筑是最具特色、最富代表性的。上海的里弄住宅，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出现到１９４９年，前后共经历了近九十年时间。其间，里弄住宅建筑大约经过了石库门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花园和公寓式里弄住宅这样三个阶段的演变。石库门里弄住宅主要建造于１８７０～１９１９年。它的总平面布局吸取欧洲联列式住宅的毗连形式，而单体平面则脱胎于传统三合院住宅，是一种将三合院的门棣改为石库门，前院改为开井而形成的三间二厢及其它变体的居住建筑。
新式里弄住宅主要建造于１９１９～１９３０年间，复兴屯、四明屯、静安别墅等建筑为其代表。这类住宅的单体建筑中，起居室、卧室、厨房、餐室、书房、日光室、工友室、浴室乃至汽车间等一应俱全，房间的功能分工十分明确。不论是平面组合，进深面阔，还是结构、设备、外观，这类建筑的前期与后期均有着着明显的不同。
花园里弄住宅和公寓式里弄住宅主要兴建于１９３０年前后至１９４９年。前者以福履新村、上方花园为代表，后者以永康别墅为典型。前者是由联列式里弄住宅发展而成的半独立式建筑。它的总体布置为排列式，平面趋向横的关联，外观多西班牙式或近代式。后者则由若干单元组成，已趋向集体住宅形式。它与花园里弄住宅在外形上很相似，在内部布局上则有些不同。蒋伟国：《民国三教九流》，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此外，在上海、青岛、汉口、广泛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中，花园式样房也开始流行。其中以上海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上海已发展居为国际性大都市，大批资产阶级住宅开始建造起来。这些花园住宅为适应业主的不同口味而设计成各种不同的式样，各姿百态，无奇不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英国乡村别墅式。外形采用较陡的两坡屋顶，山墙一般暴露木构架，深色木构架、浅色粉墙加上红色瓦屋顶，显得亲切而高雅。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商沙逊别墅（今龙柏饭店内）。平面采用不规则布局，南面有大片草坪。二坡红瓦屋顶又陡又高，黑色木构架暴露在黄色墙面上。除了英国乡村别墅式外，西班牙风格的花园住宅也占相当比例。如汾阳路４５号（今海关专科学校内）。它们一般都是白粉墙，红瓦屋顶，屋檐多有连续小券作为装饰。底屋一般有连续拱券的外廊。除上述两种主要风格外，还有法国式、德国式、北欧式、日本式等。可以说是包揽了各国小住宅的形式。其中以马勃住宅（今团市委）最为引人瞩目。这是英国商人马勃的住宅。属北欧风格。它的外形凸凹变化，体形复杂，屋顶陡翘，顶部有高耸的尖塔，内部装修全部为木质，考究而繁琐。整座建筑有一种童话般的意境。上海的小住宅中还有一些中国传统式样的。这种风格的住宅一般都为中国人所设计建造。
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高层公寓这种西式建筑在许多大城市中开始大规模出现。高层公寓是一种集体式住宅，每幢、每层有多个单元、多家住户。它是将欧式花园住宅向空中发展的现代在住样式。这种住宅，依坐落地点及服务对象的不同，以不同间数的单元组成标准层。有一室户、一室半户、二室户以至五室以上的户。其中以二室户、三室户居多数。公寓的设施，除电梯外，还有暖气、煤气、热水设备和垃圾管道，有的还在厨房里配备了电冰箱。这是一种达到了较高水平的近代化住宅建筑。
但是，里弄建筑、花园式建筑和高层公寓建筑新式的水泥、砖瓦、玻璃结构的住宅，对于普遍市民而言，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当时各大中城市的普遍市民所居住的还是传统的民居建筑。
４．城市贫民的棚户居室
全国各大城市的居住风俗，除传统式民居仍然得以延续、西式建筑广泛流行外，还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出现了面积不等的棚户居室区，上海在民国时期以繁荣着称，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的棚户区，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
上海的棚户区是随外国资本进入上海而产生的，最初时出现于黄浦江畔，接着蔓延于工业区，最后遍布于全市。据调查，至４０年代后期，上海２００户以上的棚户区共有３２２处，其中２０００户以上的４处，１０００户至２０００户的３９处。此外，还有大量２００户以下的零星棚户，估计上海棚户总数在２０万户左右，居民近１００万人。
上海棚户区的基本面貌是极端的贫困，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大量的芦席草棚和破旧小船伴随着垃圾、污水和蚊蝇、蛆虫，许多居民饥寒交迫、贫困死亡。如药水弄棚户区以矮小、破烂、明暗和潮湿的草棚为主，但住进草棚的还只限于那些来这里后很久的老居民。早年从农村逃至上海谋生的人一般要先住在从家乡摇来的小船上。这种小船以芦作蓬，称作船。在小船上一住就是几年，直到船破底漏，才将破船搬上岸，住在破船中或利用船蓬材料搭个单薄而矮小的窝棚栖身。若干年后，才能买些毛竹、稻草和着泥土搭墙草棚定居。这种草棚的地面是高低不平而又很潮湿的泥地，只是在破墙上开个小洞当作窗子，有的甚至连这种窗子也没有。１９５１年人民政府曾对药水弄４１９４间房屋进行调查，发现没有窗户的达１０２０间，占全部房屋的２４．３％。如此简陋而矮小的草棚往往经不起风雨的侵袭，搭好以后只有几年就破烂不堪，东倒西歪。因此，许多草棚全靠互相支撑才勉强站得住脚，它们常是十几间或几十间地连结成群，而且大都是七高八低，零乱无比。每个草棚的面积大约只有七八尺见方，经常要住七八口人，所以人都在家时很难转身，十分拥挤。再如肇嘉浜棚户区的“水上阁楼”是架设在岸边的水上棚舍，它一边筑在河岸上，另一边则悬在河面上，用几根毛竹或木头插入河底作支柱，墙壁用木板拼成或者用竹笆抹上泥土，多数用稻草盖顶，地板是搁在支架上的几块破旧木板。这种棚舍一般只有一半露出地面，路上车辆驶过扬起的尘土都飞进室内，泥水常常溅到床上，遇到大雨或大潮时就成为“水中阁楼”。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支架经不起河水的浸蚀而逐渐腐烂，最后可能倒入河中。“水旁地室”更为简陋，多因主人买不起材料作支架，只能挑一个浅水之处爬下河岸，在斜坡上挖个洞，用泥土将靠河的一面垫高，留下出入口，再在上面挂个草顶就行了。但河岸泥土容易坍陷，一遇涨潮极易被水淹没。上海棚户区居住环境及其恶劣。如虹镇老街棚户区的积柩、尸骨和破木板到处可见，那里的天宝路一向被称作“天宝河”。又如蕃瓜弄棚户区有７８条臭沟浜。由于缺乏起码的排水设施和卫生设备，所以棚户区内到处是积水，遍地是垃圾。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６～１９页。
５．迁屋风俗传统依旧
民国时期，尽管各大城市中流行起全新的西式建筑住宅，但人们在迁居仪式、居处禁忌等方面仍以传统为主。此时，南方迁居新房，事先要砌灶，浙江的灶头一般为三眼灶，分中镬（大小适中，供煮饭、蒸菜用）、外镬（烧菜用，较小）、里镬（最大，一般用以煮猪食、蒸谷等），外加两只小调镬，有的灶外沿还有紫铜汤镬一二只，调镬与汤镬多半用作温热水。在灶头靠外镬处的上方，有翅角的灶君神龛，有灶家菩萨的神座，一般是一块有座的木牌，上缚一张灶君神马，前置香炉、蜡台，逢节要祭祀。
新灶头都要绘画写字。画多为花鸟山水、万年青、鲤鱼跳龙门等。字多为“福禄寿禧”、“五谷丰登”、“人财两旺”等。在外龛侧面是竖写的“米中用水”四字，从“米”字到“水”字中间的一竖连贯到底。另一侧面写个“有”字，表示蹲下有柴，立起有米，生活丰足。而在灶洞口上方的灶壁上必须写“火烛小心”四个大字，其中“火”字倒写，有人说这是使大家注意这个字，也有人说“火”倒了便烧不起来。新灶砌成后，主人要烧一锅新灶汤团给砌灶的师傅吃。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在灶砌好后，则要迁入新居迁居时，对于搬迁之物要分先后后次序。如杭州第一批搬入者为发篮、梯子、晾衣的多枝竹竿、万年青、吉祥草和柴米等。发篮，为杭州竹制篮，糊以彩纸，篮中贮头发等物，悬于厅堂庭柱的顶角，发篮谐音取兴旺发达之意。晾衣的多枝竹竿（俗称“节节高”）、梯子（“步步高”）都取纷纷高升之意。万年青、吉祥草各两盆，置堂前画桌左右，取意为吉祥如意。直柴和大米二担，取柴米富裕之意。
其次再迁神堂和祖宗堂。祖宗堂大都奉于厅堂左边。右边配以神堂，奉观音菩萨、土地神或天地君亲师等牌位。商贾之家也奉伏虎元坛，即财神。祖宗堂和神堂迁入后，便搬家具、箱笼、杂物。最后，选择吉时良辰，全家老小搬入。全家集齐于新宅后，预先有亲友迎之入屋，并以灯烛导之登楼，此时不说一语，取俗谚“闷声大发财”之意。然后，饮糖茶一杯下楼，这时亲友才齐声祝贺。当天设宴，称“乔迁喜酒”，亲友送年糕元宝，取“发宝”之意，有的则送贺轴。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６．各地建房俗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