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况
一、历史背景
中华民国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出现了全面的新旧大交替，发生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未有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国风俗同样呈现出强劲的改良和变革的态势。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新型国家——中华民国，却以袁世凯篡夺政权而失败，中国又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政治上的倒退，封建势力的复辟，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又导致了文化上的退步。但是，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经过民主革命血与火洗礼的新文化运动一代骁将，以崭新的姿态向封建文化进攻，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使新文化运动很快发展成为空前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
“五四”运动展开的第三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并且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此期间，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日益频繁、激烈。在革命斗争中，涌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的精英。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建立起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直至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才迎来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高潮。
１９３７年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８年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战胜生活的困难服从于民族前途的大局，从而使中国这样一个财力、物力都很困难的国家最终赢得了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然而，人们尚未挥去浑身的战争硝烟，国民党反动派又背道而驰，挑起了内战。中国国内的政局仍然动荡不安。人们的主要精力从民族独立战争投向民族解放战争，直至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以上对民国历史演进轨迹的粗略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发展着的。战争并非历史与现实的全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不仅早已被打开，而且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兴阶级的成长，各种新思潮也像开启的闸门一样汹涌澎湃，各种新思想竞相传播、试验。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诸方面的现代变革如潮水般冲击着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急骤的变化。使此一期的社会文化类型显现出多元的、斑驳的色彩。除原有的传统文化外，有资产阶级的文化，有帝国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从阶层看，少数有产阶级文化程度较高，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被剥夺了享受文化的权利；从地域看，部分沿海沿江地区文化较为发达，趋向于近代化，而广大边远地区以至内地则文化相当落后，仍固守传统文化，变化很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十分悬殊，文化的区域性十分明显。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依据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之原理，指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有三种文化：即“帝国主义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皆属于这一类；“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者，都属于这一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会性９６７年版，第６５９页。这段话精辟地科学地概括了辛亥革命以来三十多年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
民国时期的风俗文化正是植根于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之中的。此间的民众生活方式和风俗范式必然是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具体地说，整个国民的生活表现为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文明的成份。中国的芸芸众生是在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的生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是封建生活方式的塑造者，但随着清末最后一个皇帝被驱出皇宫，随着西方文明和生活观念的不断涌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遭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事象，尽管流过了漫长的历史，也被无情地抛弃，而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在封建的内涵上雕铸起现代的外壳。不稳定的社会滋生了不稳定的风俗，使之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二、民国汉族风俗演变轨迹
民国初期之所以成为中国风俗演进的一个分水岭，是与２０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风俗变革运动分不开的，它为民国时期风俗的全面革故鼎新作了铺垫。
清末资产阶级还是一股朝气勃勃的政治力量，他们渴望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改造中国，不仅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还要以资产阶级精神改造人们的生活，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把陋俗恶习视为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因素，坚信要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良社会，废除陈规陋习。于是，他们提出了改良风俗的社会任务。还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就提出了“戒缠足，兴女学”的进步口号，并成立了“天足会”、“戒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改良风俗的团体。它们的活动，多少起到了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的作用。比如，熊希龄、谭嗣同等在湖南倡立的延年会，就有其独特之处。所谓延年，不是要人们“以有尽之年，而欲延之使无尽”，而是要人们“延于所得之年之中”，“延年于所办之事”。就是改革无谓耗费时间的不良习俗，注重时效，崇尚精简，使“一日可程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对于虚文酬应等陋习，也在免绝之列。在一个浸透着封建陈规腐习的社会，这些倡导自然属于文明之风。
清末于社会产生相当影响的移风易俗，是关于女权问题。妇女要跟男子平等，头一件事是革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陋习。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指出，缠足陋习是封建妇道的结果，中国妇女“襁褓未离，而三从、四德之谬训，无才是德之警言，即聒于耳而浸淫于脑海，禁识字以绝学业，强婚姻以误终身，施缠足之天刑而戕贼其体干焉，限闺门之跬步而颓丧其精神焉”。《女子家庭革命说》，载《女子世界》第４期。这种恶俗造成了严重危害，一方面残害妇女自身，使妇女“终身为废人，亦足悲矣”；另一方面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因为“缠足之母，运动不灵，血脉停滞，人人皆病夫；所生儿女，亦瘠弱天昏，多不获其天年，其得成立者类多病夫。”这就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身体素质。所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声呼吁，必须废除缠足，以保护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
与女权问题有关的另一个有力的举措，是倡办女学。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兴办女学的热潮。１９０３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女子学习归入家庭教育法，１９０５年设立学部时，女学仍归家庭教育部门管理。１９０６年初，慈禧太后面谕学部建置女学，女学始单列入学部职掌。１９０７年正式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３９条、《女子小学章程》２８条。中国女子教育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女子学习文化知识技能的合法权利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承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被击破，这对几千年来一系列残害妇女的传统习俗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除此之外，清末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还抨击了其他一些社会恶俗，试图解除套在人们身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枷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决反对吸食鸦片，指出：“中国鸦片之害，弥漫已臻极点，始焉禁卖、禁吸、禁种，终于无效。近年来以财政紊乱，倒行逆施，反从而劝之，土捐膏捐，所在皆是，岂复有人礼乎！”《改良风俗论》下，《东方杂志》第１卷第８期。买卖人口和蓄奴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成为社会上的恶习。其萌生归因于经济问题，“女流而富者，则谓太太，谓之小姐；女流之清苦者，则奴婢也”。她们之间的荣辱贵贱，“一听乎钱神之指挥而已”。故而改良者们认为，必须进行社会变革，实现自由平等，清除买卖人口、蓄奴之弊端，有人说：“买卖人口之陋风，实文明世界之玷，实人道之蟊贼。由今以往，不可不取此陋风一扫而空之”。“买奴者，弊风也，恶德也”，所以“奴婢不可以不废止也！”《奴婢废止主义》，《河南》第９期。留发辫也是当时的精英们力图铲弃的习俗，他们认为发辫习俗已不合乎时代精神，而且还包含着屈辱的成分，甚至把剪辫与否视为顽固和进步的标志。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在对传统陋俗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还有意识地触动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习俗观念。在社会习俗方面，首先，他们否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指出：“中国婚姻之全权，实在于父母，而无子女容喙之余地，此其弊最大者也”。《婚姻改良论》，《留学女子学会杂志》第１期。其次，他们批判并否定了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家族制度，指出：广大的妇女“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如饮狂泉，如入黑狱，成为受人压制的三重奴隶”。《哀女界》，《女子世界》第１期。必须挣脱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家庭关系，建立男女平等的新型家庭组织，让妇女走向社会，使广大妇女剃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第３期。再次，改良的先驱者们批判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深刻断言：“早婚之俗，为弊至大……要之，此两事者，一则为中国女子失权之所由，一则为中国人种日劣之大原”。《论婚礼之弊》，《觉民》第１～５期合本。在精神习俗方面，他们看到了迷信流行及其造成的危害，认为迷信的盛衰与国民之智愚成反比例，精辟地论述道：“中国风俗之弊，固言之不能悉数，若迷信则其一端也。佞佛媚神，耗金钱于无益之地，此其害之中于经济上者也。思乞灵于杳冥，幸心生则人力不尽，此其害之中于智能上者也。僧尼巫瞽，半有淫盗之媒，为其诱惑，常因之酿出荡检逾闲之事，此其害之中于道德上者也”。《〈留学女子学会杂志）题辞》，《留学女子学会杂志》第１期。因此，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封建迷信展开了全面的批驳，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破除迷信的高潮。
清末资产阶级推行改良风俗决心不可谓不猛。然而，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更多的是带有一相情愿的意味。资产阶级的风俗改良不可避免地宥于封建性和落后性，急于破旧立新，突出强调了社会习俗的时代性和变异性以及改良风俗的政治意义；却忽视了传统习俗中的合理成分和优良传统，无视社会习俗的传承性和自身的演变规律，对社会习俗自身的特性认识不足。因而他们提出了改良社会习俗的任务，却没有找到改良社会风俗的途径；在改良风俗的手段上，显得比较急躁，更多的是主张用行政措施强行革除旧俗，大有章太炎所谓“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之势。这种冒进的做法及心态，根本无法完成移风易俗的任务。
不过，清末的风俗改良运动又确为民国风俗的革新作了理论上、宣传上乃至实践上的准备。可以说，民国风俗的演进正是清末风俗改良的自然延续及深化。由于有了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风俗改良的大力倡导，辛亥革命之后，一股改革不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习俗的潮流蔚然兴起，其深广的意义又远非清末任何一个时期的风俗改良可比。当时“改良”二字，已成为一般人之口头禅，有人描写“这种新的社会潮流”说：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新陈代谢》，《时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
上述兴灭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仪等方面，可见这股革新潮流所涉及领域之广，显示了民国初年民间习俗的新变化、新气象。曾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黄光培先生道出了辛亥革命前后风俗变化的情况：
社会风俗人心，在某些部分看来，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减少，有些完全消失了。让我具体来说：辛亥以后，⑴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⑵“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没有了；⑶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了，已经裹小的也放大，社会上很自然地一致认定，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⑷鸦片风没有一时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大家认为这不是一件体面的事（辛亥以前一般认为鸦片瘾越大，越体面）；⑸满族倡始渐及汉族的男妓，辛亥后逐步地消灭。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所换得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１集，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６８页。
在民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中，风俗的演进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既然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社会对外封闭的大门，带进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带进社会现代化的诸种因素，那么中国民间风习的演进，朝新的方向转变，就会不以包括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传统风俗的现代化是中国风俗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辛亥革命以来的无数社会精英，在风俗的革故鼎新方面作了大量的主观努力，加速了民国风俗现代化的进程。民国风俗的现代化是以其民主化、文明化为标志的，明显透示出以下三条延伸的轨迹。
１．人本化
民国风俗发展史，贯穿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于人的身心健康有损的风俗在逐渐减少，反之，被大力倡导并获得广泛流播的风俗，都把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个性受到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的严重压抑，谈不上个人的人格。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等等。这反映了以封建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为依据，要求恢复人生的平等权利和地位，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俗的改良。其目的是为了捣碎束缚人们个性发展的封建锁链，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与此同时，宋教仁、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社会改良会，发表了宣言及章程，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在章程中更把它具体化为三十六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