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儿子，不是什么见鬼的儿子。我是女人。尽管我从小就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并且拒绝梳辫子和抱布娃娃。直到今天，我也是留着一头短发，男装的打扮，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女孩子总喜欢对我表示那种轻佻的好感和亲昵，为什么她们总像是看猴子那样表扬我抽烟的样子很man，为什么她们中的大多数在我真的俯下头亲吻她们的嘴唇的时候就会尖叫着躲开。在她们需要解渴的时候，我是男人；在她们需要一个扮演荡妇的机会的时候，我又是女人，她们自欺欺人地向我抛着半真半假的媚眼，却不知道我像面镜子一样准确地倒映着她们欲盖弥彰的欲望。
直到我遇见了江凡。我才知道，我是百分之百的女人。我不是父亲的儿子，不是别人眼里的拉拉，不是我自己也曾怀疑过的同性恋，我是女人，我是个只爱一个男人的女人。
只爱江凡的女人。
好吧，我不怕承认，童年时我曾经那么崇拜父亲。他简短地叫我“儿子”的时候，我扬起小脸清脆地答应他，那模样就像是一株寻找阳光的向日葵。他有时候一时兴起叫我“士兵”，不管我在做什么，我都会立刻起立立正，庄严地告诉他：“长官，到。”每一次他斥责我是“软蛋”时候，我都真心实意地认为，那全是我的错。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厌倦了他时刻悬挂在我头顶上的“正确”和“勇敢”，我像害怕着一把生锈的铡刀那样害怕着它们。我忍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年，就算被痛苦的恨意折磨得面无表情，也仍然在心里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是错的，我总有一天会走出这些痛苦，抵达父亲的“正确”的彼岸。我一定能通过所有的考验，和父亲温暖的笑脸团聚。最成功的独裁，莫过于此了吧。但我真的想不起来，究竟是哪件事什么时候让我具体地感觉到了我不愿再承担这种窒息，也许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传记里面，总会记录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来证明这些了不起的人的轨迹。但是，像我这般卑贱的生命，或者用不着那么醒目傲岸的灯塔，用不着那么清晰的航标，一切都发生于混沌之中，没有光芒来提醒我，什么时候，我已遍体鳞伤；什么时候，我已脱胎换骨；什么时候，我已万劫不复。
“爸，你希望有个儿子，你以为如果我是个男孩子我就真的可以像你么？”我清楚地记得，爱情让我无比勇敢，让我终于这样对他说，“这不是儿子女儿的问题，就算我是男生，就算我是个儿子，我也还是像现在这样的人。你想要的其实不是儿子，你要的是赢家，一个像你一样的赢家。但我不行，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不行。”
“那只能说明我从来都没有看错你，你就是个软蛋。”他烦躁地打断我。
“就算我是儿子，我也有成为软蛋的权利。”我沉静地看着他，奇迹般地以为，他没可能再打中我，“我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是因为我只能这样；你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么强大，也是因为你别无选择只能强大。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但是你没有。你能不能试着明白这件事？”
“你绕这些圈子做什么？你无非就是想说，不管我费多大的力气想把你拉回来，你也还是要跟着那个小白脸，对不对？”
“我知道在你眼里他什么都不是。爸，我只求你能明白，我很爱他。”
“你爱的这个人是个傻×。”他斩钉截铁地说，然后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死寂满意地微笑了，那个瞬间我确信他恨我，“从你十几岁第一次偷偷跟男生出去玩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只会喜欢傻×。让你去自由地选择，你永远只会选回来一个接着一个的傻×，这就是你的爱情。”
后来我还是失去了江凡。
被学校劝退以后，我就跟着江凡去了更远的城市。我们在那里过着贫贱夫妻的生活，他上班，我打工。存钱成了唯一的目的和意义。母亲一直都在往我念大学时候办的那张银行卡里汇钱，但是我从来都只让那张卡沉睡在抽屉的最底下。深夜里，我们挤在狭小的床铺上，抚摸着彼此茂盛的身体，我们从不曾好好爱惜对方，也不曾好好爱惜自己。就像两匹相依相偎，穿越荒原的小马。
最后，江凡还是走了。这也没什么稀奇的，我承认，我的个性古怪难以相处；更重要的是，致命的爱情原本就是个负伤的江洋大盗，暴尸荒野是它唯一的合理结局。
江凡走的时候，把我们一起存的钱全都留给了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拿走，潇洒得像是赴死一般。我盯着自动取款机显示的余额数字，那些绿色的数字像是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知道这笔钱够我做什么：买一张单程的经济舱机票，付给中介公司最必要的签证代理费用，运气好的话，估计还能剩下第一个月的房租。
那一瞬间我想起江凡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他说：“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和解，想要跨过去，你就只能打败它。”那仿佛是江凡给我的临别赠言。
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岛国。
头两年，在一个小城里，随便注册了一个短期大学的研修生的席位，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拼命地工作。同时打三份工，也是有的。一天只睡四个小时，穿梭奔波在这几个地方：沙丁鱼罐头厂、中餐馆，以及深夜聚集一些不出海的渔民的酒馆。还有三个小时无论如何要拿出来，去学日语。从孩童般的牙牙学语开始，直到有一天，清晨半睡半醒间，模糊感受着骨头里面的酸痛，邻居家的早间新闻没头没脑地传进来，我居然就懂得了是有人在抗议大藏省的新政。到了第三年，知道再不去念书，移民局不会给我续签证，于是又全数拿出打工时候的疯狂来啃书，收到横滨国立大学的通知单的时候，只是平静地对自己笑了笑：毕业的时候，都快要30岁喽。
为什么是日本？又为什么是横滨？因为这是他待过的地方，这是成全了父亲的地方。
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瘦了。因为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燃烧着，燃烧着。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我要打败他。用我因为是女人，所以可能更为惨烈的血肉之躯，打败他。
但是他病了。
我站在他的病床前面，看着他沉睡之后依然线条严肃的脸。突然间恍然大悟，原来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俯视过他。阳光里那些嬉闹的小尘埃微微地惊扰了他紧闭着的眼。他醒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表情看着我。
“爸。”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多年没见面了，“配型的结果出来了。没问题的，我可以把我的肝脏给你，这样，你很快会好的。”
他笑了。他轻轻地捏住了我右手的四根手指，他说：“真好啊。”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不应该这么快就结束的。我刚刚作好了所有的准备，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厮杀，我千辛万苦地修好了长城，我甚至还在习惯性地欣赏着那个动人的烽火台。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宣布战争结束了。他用一种优美的姿势丢盔弃甲，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自己从一个统治者，变成一个穷途末路的英雄。
我斗不过你。
我们是一起被推进手术室里的，分别躺在两张有轮子的床上。滑行的时候我侧过脸去看他，我们俩像是在两艘摇晃着就要起航的船上，恍惚中我觉得我该用力地对他挥挥手，扑面而来的风力道很劲。
我把能给你的都给你。反正我的血是你给的。热血，冷血，都来自你。生命有时候就像超市里的新年优惠礼包那样，不断不断不断地打折扣，是很廉价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了值得的人和事情付出它，何况是为了你。
可是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珍贵。
手术很成功。我醒来的时候，他还在隔壁的病房沉睡着。怕是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女人能像我母亲这样，仅剩的两个亲人一左一右地睡在洁白的病床上，但她却如此心满意足，如此幸福地凝视着窗外的阳光。
她一边削苹果，一边低声说：“其实你爸后来跟我说过了，他说等你回家以后要我告诉你。你去找那个男孩子吧。你爸很想你。他说要是你实在喜欢他，就随你了。不怕他没钱，爸爸妈妈给你嫁妆，大不了，养你们也没关系的。”
父亲始终是父亲。他以为所有的人都着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并没有告诉母亲，其实我知道，当初江凡悄无声息地在一场大吵之后离开我，并不真的全是因为忍受不了我的性格。因为父亲去找过他，我都知道。
但是没有了江凡，我就没有了再跑回他面前质问他的勇气。
我也没有告诉母亲，就在三个月前，我收到了江凡的邮件，他在里面写了他婚礼的日期。读到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回复了他，使用一种亲切的、老朋友的语气祝他们白头到老。因为我知道，江凡在等。我还知道，写这封信给我，他一定犹豫了很久。曾经的深爱，如今只剩下了这点默契。我怎么样也不可以让他为难，无论如何我都记得，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那种由衷的惊喜，就像一只奔驰在茫茫雪原上的鹿，在天圆地方的荒凉里，突然仰头发现了北极光。
也不知道在漫长的人生里，江凡和他的妻子，究竟会是谁先打断谁的脊梁骨，然后，彼此心照不宣地对外人保守着这个秘密，相濡以沫地活下去。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俩的脊梁骨都折断了，这其实更好，他们的感情里会多添一份同病相怜的温暖，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天长地久”需要的东西。
父亲正在康复中。疾病让他苍老，懈怠了他面部的棱角，不过，他身体里现在有了一部分年轻的肝脏。
等他的身体再好一点，我就回横滨去。回我鸽子笼一般的小屋，回我的中华街，回我的外国人墓地。父亲在横滨待了六年，他却从来不知道外国人墓地这个好地方，这便是我和他之间的区别。我会挑阳光晴朗的日子，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海洋上吹来的风笼罩我脸庞的声音，顺便幻想一下我自己的葬礼。
我上辈子也许是个水手，眼睁睁地看着一场大火烧掉了我美好丰饶的家园，心里却不知为何有种没法示人的欣喜。远处一艘船缓缓地靠近了我，和静谧的海岸线一起靠近了我，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此时唯一的梦想，就是客死异乡。
2010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