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是个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商业、手工业并举的民族。经济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
（第一节）农作技术
保安族农业生产从定居青海同仁至今，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农作技术、作物品种、数量、规模，和其他民族一道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按照时代及居住地，保安族农业可大致分为青海同仁时期、定居大河家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至今三个时期。
一、青海同仁时期
早期保安族人的农业生产曾经历过拓荒、亦兵亦农的过程。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蒙古军队和“探马赤军”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士兵就地驻扎屯兵，亦兵亦农，屯垦戍边，随之形成了四屯，即吴屯（包括铁匠庄）、脱屯（包括保安堡、撒尔塔大庄、下庄）、季屯（年都乎）、李屯（上李屯郭麻日，下李屯尕撤尔）。
随着土地逐步扩大，人口不断增长，保安族先民同当地兄弟民族一道，从隆务河上游野雀峡开凿渠道，引水灌溉，提高农作产量。
清乾隆《循化志》载：“保安堡渠道，引保安大河之水。按：旧册以为野雀峡山渠一道，自野雀峡脑起至吴、季、李、脱四屯，流入黄河，浇地一千三百五十段。考之，当即保安大河也。四屯分别河东西，则非独一道之渠也。”由此可知在清初（1644年）时，在隆务河两岸台地上已经有水浇地1350段（一段等于7．6亩），合10260亩水地。乾隆时同仁地区水浇地4468段（33956．8亩），其中“四寨子共五庄水地1350段，合10260亩”，灌溉技术的广泛推广使保安地方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在保安撒尔塔大庄、尕撤尔的色目人，培育出只适宜在撒尔塔大庄和尕撒尔栽培的黄果树优良品种，是保安族人对本地区园艺业的一项创造性贡献。迈尔苏目·马世仁着：《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8~179页。
保安族在青海同仁地区时，生产以农业为主，畜牧业辅之。由早期的保安人每户每年缴纳土地税“响卡”和官府缴纳银饷、牲口草料“卡里”等可知。《保安族简史》编写组编：《保安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23页。此时期的保安族所耕田地大多是沿隆务河两岸的川水地、山脚下的少量旱地。农作物主要有青稞、小麦、豌豆、胡麻等。农具等多从外地购进。农作技术方面，山区旱地以“轮歇制”耕作。农业生产男女分工不同，女性为农作主要劳动力，担负着挖粪土、送肥料、下种、灌水浇地、收麦等；男子仅承担犁地、收割、碾场、运粮等。马少青编着：《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因当时生产工具粗陋简单，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在明清之际，耕作粗放，浅耕撒播，施肥甚少，收获甚微。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种植的青稞、大麦、小麦等产量很低。多采用相互帮工的“夥种”方式弥补劳力和耕畜的不足。《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具体看保安族早期的农业活动，曾经历了阶段性的披荆斩棘、开拓荒地以增加耕地的过程，但生产工具与技术较为落后。木制和石质农具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生产工具有杠子犁、木锨、耙、叉、石磨、碌碡、对窝（捣制粉碎器）等；铁质工具有小尖铧、铲、镰等；富户的耕畜有牛、马、驴、骡，贫户多靠人力。《保安族简史》编写组编：《保安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农作方式早先曾使用木棒、小土铲、镢头挖坑点种下种，以后发展为挖沟点种或条播。随着“二牛抬杠”、“人拉犁”的出现，保安族人也引进新式农作工具、技术进行“撒播、条播”耕作生产。
水地从下种到收割大多浇灌一次，有“轮歇”俗称“歇地”的方式恢复“地气、地力”求得增产。农作物每年只种一轮，品种单一，主要是青稞、大麦和少量的小麦、豆类，后来增加了洋芋、菜籽等作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保安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37页。
二、定居大河家至新中国成立
保安族迁徙到甘肃河州西乡大河家等地后，由于耕地少，旱地没有轮歇耕作的余地，保安族就借鉴当地农民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不断学习先进的生产经验，在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农作物种类上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改进。
随着历史发展，农作技术有了较大改变与提高，表现在农作技术、农具、作物种类方面，掌握了作物倒茬、曾施肥料、拌种选种等方法和技术。作物品种在原来青稞、大麦基础上增加了白麦、蓝麦、佛手麦、荞麦、蚕豆、豌豆、胡麻、洋芋、糜子、大黄芥等，同时在适宜地种植蔬菜、瓜果。《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4页。蔬菜有白菜、青菜、莲花菜、菠菜、菜瓜、辣子、韭菜、刀豆角等；水果有冬果梨、杏子、李子；干果调料有核桃、花椒，自用为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保安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38页。保安族民众在改良生产工具方面，把粗大笨重的直木“杠子”犁改换为小了四尺曲木犁，犁头由“小尖铧”替换为轻巧省力、易松土、入土面积大、增加耕深达五寸左右的“阶州铧”、“百草铧”；使用曲柄形铁铲和锄头代替直柄长方形铁铲除草等，碌碡由无棱渐改为凿有八至十二楞。在耕作技术方面，用豆类与洋芋倒茬法代替同块地单一种植的做法；重视选种，学会了拌种，如用清油拌制麦种、炕灰肥拌制洋芋种，引进产量较高的“深眼窝”、“牛头”、红洋芋等新品种，加强用肥，每亩施用农家肥料五十驮左右，重视农田灌溉。
保安族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男女分工较明确。男子担任犁地、抓犁杠、浇灌、送肥、运送等，女性则担负积肥、施肥、撒种、除草、收割、打碾等。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保安族的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较落后，耕作仍为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一般粮食亩产100多斤。《保安族简史》编写组编：《保安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34页。
到20世纪40年代末，主要农作物有白麦、蓝麦、佛手麦、大麦、大荞麦、豆子、胡麻、“深眼窝”洋芋、糜子、大黄芥。粮食产量方面，“大白麦的垧产量：好年景4．5斗（每斗50斤）；平常年景3．7斗；坏年景3斗或2．8斗。豌豆产量：好年景是4．5斗；坏年景是2．5斗”。有水的村庄种植蔬菜，培育了冬果李、红晓李、核桃、杏子，一般中等富裕人家都有果园。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提高发展。迈尔苏目·马世仁着：《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
三、新中国成立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保安族农业发展突飞猛进，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农业生产取得了显着成就。保安族聚居区和全县一道大规模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发展水利灌溉，改革耕作制度，加强田间管理，引进先进技术，推广使用化肥，不断引进优良品种。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保安族民众有开发水利的传统，从1954年起，先后修建了千亩以上的自流水渠，为大墩渠、三庄渠、团结渠、刘李渠四条，使得水浇地发展到7100多亩。1958年时，大墩村民投入劳动量两万多人，修建了大墩渠，使得附近的数千亩旱地变为水浇地。同时平田整地，治理荒山荒滩，扩大种植面积，学习推广使用五寸、七寸、山地步犁和双轮双铧犁，进行深耕条播，改变传统浅耕撒播方法，洋芋采用沟垄种植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作物大片连作病虫害发生严重的问题。
据统计，保安族地区自农业合作化以来，推广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117种之多，其中春小麦品种48个，豆类14个，玉米11个，洋芋12个，青禾8个，油料作物11个，米谷3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保安族地区的农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使得保安族农业由早前的粗放经营转变为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如今更致力于良性高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科教兴国、科学发展的指导下科学兴农，保安族民众自觉认真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技术，实行科技种田，积极采用优良品种，使得良种化率达到90%以上，大面积采用综合防治、地膜覆盖、大棚种植、机械耕作、药剂拌种、药剂除草、配方施肥等现代科技农作技术，“吨良田”、“双千田”等高产丰收工程在保安族地区广泛实施，成效显着，该地区农业已成为现代化科学发展的农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保安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40页。
（第二节）养殖加工
定居于农牧结合区的保安族，自先民时期就进行畜牧养殖，随着时代发展，畜牧养殖延续至今，养殖加工技术也在与时俱进。
一、畜牧养殖
元明时代就有保安马场牧养官方战马。同时，保安先民为满足自身对畜产品的需求，也利用附近草场建立家庭牧场、屯垦农户圈养耕畜等形式进行畜牧业生产，其余部分作为商品参与市场交易。
20世纪40年代，积石山麓有大片的树林和肥美的高寒草场。每年夏秋季节，一些居住当地的保安族养畜大户，把牛、马、羊群赶到荒草坪、腊子湾、大墩峡、崔家峡豺沟放牧。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口增加，草场面积减少，畜牧业相继衰落，现多靠农副产品养殖，有不少牛羊育肥大户，仍受草料来源的限制，规模再难扩大。普通各家户饲养少量的绵山羊、一两头奶牛、耕牛、毛驴和为数不多的家禽。
保安族的畜牧养殖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与时俱进的转变，相应的养殖技术也随时代发展进步。
二、皮毛加工
牛、羊皮毛在保安族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因为饮食结构偏重于肉食，屠宰牛羊较多，因而皮张数量也多。此外，野兽皮、肉还在大墩峡、崔家峡和范家峡山谷林地狩猎所获。
牛皮通常生鞣，制成皮鞋、皮带、皮绳、皮箱、马鞍、马蹬、笼头等，羊皮制革加工为白茬子皮袄、皮裤、皮背心、皮帽子和皮褥子等服饰与床上用品，有的还制成口袋、“扣目”（保安语意：风箱）、羊皮筏子、皮垫以及披幢等用品。兽皮除自用外，余品出售获利。
（第三节）商运贸易
保安族是我国善于经商的民族之一，商贸活动在保安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定居大河家地区后，商贸活动更为出色。特别是长途、大宗贸易贩运的共同特点是结帮搭伙而行。以“哇卡”（伙食单位）为基础，由十几个“哇卡”联合结成商队去经商，是为人身、财货的路途运输安全及商贸互助，这种意识与组织元代斡脱人的团队精神一脉相承。迈尔苏目·马世仁着：《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2~43页。该民族商业经营与冒险外拓意识，有俗语“备好一马三件子，可以走南闯北”（一匹好马、一件好皮袄、一杆好枪）为证。
一、保安族客商的经商特点与分类
（一）保安族客商的经商特点
据调查，1949年以前形成的几种类型的保安族商人中，首先有众多季节性商贩，做短途贩运的“短脚”生意，并成为邻近藏区专门经销者。他们大多从大河家采购制作优质的面粉、糖瓜、核桃、冬果和保安“果尔”的各种农具，如铲子、镰刀、菜刀、剪子、腰刀贩运到循化、同仁保安及黄安地区，从永靖的盐锅集收购黄烟和红枣，从河洲采购藏传佛教徒用的铜制器具，到甘南、夏河、黄安藏区贩卖。
其次，20世纪20年代，有的保安族商人将生意拓展到甘青和青海柴达木盆地蒙古族牧区，叫“鞑子客”（客指生意人）。20世纪30年代时，有成批胆大心细的保安族商人，开始走西藏和印度，他们从河州出发，经青海、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经嘎莲堡，历时半年时间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被称为“藏客”、“印度客”，成为一定规模的商贸驮队。其中走北京、天津、西安、汉口、汉中、宁夏、内蒙古的称“中原客”。
也有个别保安族商人漂洋过海走日本，做跨国外贸进口珊瑚加工内销的生意，称“日本客”。再者，20世纪40年代，部分保安族商人走四川松潘藏区，称“松潘客”。其中有大河家的保安族商人称“单马客”。还有在新疆经商者被称为“口外客”，最后还有个别移民定居国外经商者。
（二）保安族客商的分类
根据保安族商人的资本多寡、经商能力、经商地区等特点，可分为跨国贸易的“印度客”、“日本客”，在国内走南闯北的“藏客”、“鞑子客”、“松潘客”、“口外客”，东奔西走的“跑短脚的小买卖”等三种类型。
二、保安族客商的商务活动
（一）保安族“鞑子客”
保安族“鞑子客”商人，他们主要跑甘肃、青海等蒙古族牧区，本钱比较少，一般只有两三百银元，最多超不过一千银元。商品大都用驮畜运，人都步行，非常辛苦。他们贩运的商品主要有保安腰刀、撒剪（羊毛剪子）、针线、茶叶、珊瑚、铜勺子、铜酥油灯等，换回的商品有羊只、羊毛、羊羔皮、麝香等。他们的生意利润比较丰厚，有时候用一架子线换一只绵羊。据调查，凡走过印度的人，开始是走“鞑子”，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才走更远更艰险的西藏、印度。
“鞑子客”的商路路线和站口一般是：第一站古山驿，第二站民和，第三站乐都，第四站平安，第五站西宁，第六站湟中塔尔寺，第七站上五庄（湟源县），第八站（水峡）三角城（共和），第九站、第十站倒淌河，在藏区草原住牧民的帐房，第十一站向西北走茶卡路口分路，一路向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到柴达木，走第十四站，到了“鞑子”地方。骑马的生意人走十五站，步行的生意人要走二十五天到一个月时间。
（二）保安族“松潘客”
多跑四川松潘、马尔康等地的保安族商人被称为“松潘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保安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1页。
1．商旅时间
“松潘客”的出发往返时间，往返行路运输走两个月，售货一个月，一次往返要三个月时间。夏帮在每年农历五月端阳节前后，等草原新草长出来启程，到了秋季草原上草籽熟了，驮牛吃得膘肥体壮，进行调整替换。冬帮在冬季农历十一月启程，腊月时抵达目的地，刚好是销售旺季。
2．商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