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妻子生病的十年间，杨宪益不顾自己也已年迈，精心地照料着她，饮食起居无微不至，竭尽一个丈夫的责任，而将此视为理所应当，数年如一日，不叫苦和累。有记者采访他，问他：
“这段时间一直是您照顾她？”
“那当然。”杨宪益回答得平然而又决然。
随着年事渐高，戴乃迭由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变成了一个，如同美术学院的老人石膏像。
随着病情的加重，她的生活能力也在一点点丧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三两岁的小女孩。常常是，吃饭时，杨宪益把她搀到餐桌前去，哄她吃饭，教她拿筷子。可她已不会拿了，也不肯拿，就直接用手去抓饭菜往嘴里送，可是手不听使唤，结果食物一半含在口中，一半掉在桌上地上，衣襟上滴落着许多菜汁。
瞧着曾经那么美丽、聪慧的妻子变成如今的样子，杨宪益心痛不已，悲哀不已，后来慢慢也习惯了，只是一味地耐心，耐心地照顾她。
1999年，戴乃迭撒手西归，夫妻俩近六十年的共同生活一朝结束，杨宪益痛不自胜，所有的伤痛化作这首《悼乃迭》：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一直自恨不能与她一起走，有负“未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心愿，“白首同归我负卿”表达的就是这种心情。
有次山东电视台去采访杨宪益，记者问他：
“杨老，你觉得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本来我们说好白头一块死，结果她先死了。”杨宪益不假思索答道。
戴乃迭去世四个月后，杨宪益就搬出了友谊宾馆，迁入外文局五路居宿舍，即现在的“美丽西园”。又过去了一年多，随着北京西四环路的建设，五路居周边变得嘈杂起来，杨宪益嫌不清静，他的小女儿也对老父单住不放心，于是在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北面的小金丝胡同买下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旧平房，改造成假二楼。杨宪益从五路居迁移至此，写有《迁居什刹海》两首，中有“独身宛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之句，显然丧妻之痛仍未平复。
他的房间陈设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但床头却一直挂着他的这首悼亡诗，也一直珍藏着亡妻的画像。
丧妻给杨宪益的打击很大。以往翻译，多是两人一同笔耕的，如今妻子既去，杨宪益便再无心执笔了，只将他与妻子的共同嗜好——抽烟与每天下午四点开始喝酒保留了下来。
戴乃迭的烟龄比杨宪益还长。杨宪益开始与戴乃迭交往后，注意到她的吸烟习惯，便每次去见她，便都身上带包烟。两人在一起时，她抽烟，他也就不觉跟着学，时间不长，他是这样学会了抽烟的。
失去了戴乃迭的杨宪益，不仅无心于“事业”，连生命也仿佛凝固了。2004年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他——那时他年届九十，戴乃迭去世已五年——问他，戴乃迭去世后，他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他回答说：他的感觉是生命已经到头了，人生应该告终了。
记者想确认杨宪益的想法是源于妻子的离去，而不是自己的高龄：你这样想，是因为夫人不在了？
“对。”杨宪益回答得毫不含糊。
“如果她在你身边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想？”
“那也许我会愿意再活一百岁。”
第二年，又有电视台做片子，来采访他。那时的杨宪益头发已经全白了，眉毛也几乎全部白了。他额头高广，脸上有一些老人斑，耳垂变得很大。走路需人搀扶，拄拐杖，护工扶着他从卧室里出来到客厅，一边移动，嘴里一边不停地喊着：“唉，高抬腿，慢点，慢点。”杨宪益在沙发上坐下，坐好了，马上点燃一支烟，徐徐地吁口气，不知是坐好了后的放松，还只是享受香烟的烟味。
谈到戴乃迭，记者问：“戴先生是九九年去世的？”
杨宪益答：“对。”
“没有造坟茔？没有埋葬？”
杨宪益闭一闭眼，摇头道，“没有。”
“骨灰是怎么处理的？”
“扔掉了。”
“您没有想保留？”
杨宪益在烟缸里弹弹烟灰，道：“骨灰留着就跟我的香烟灰一样，留这一大堆干什么？”
“若到了戴先生纪念日那一天……”
“我哪一天纪念她都可以，我用不着费那个事情选哪一天。”
杨宪益对妻子的无限深情，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