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六二七年），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八人披甲执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又说：“贞观七年（六三三年），太宗制《破阵乐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自《破阵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享郊庙，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燕飨及凯乐都用到《破阵乐》。“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由此可见，《破阵乐》是唐太宗时的一种武舞，用来摹拟战阵的动作，来夸张太宗的武功的。
关于《破阵乐》的来源，《隋唐嘉话》里说：“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这样看起来，《破阵乐》在编入乐府之前，已盛行于太宗的军中，所以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于是我们也知道这种乐舞并不是太宗独创的，而是他的军士所熟知的。《通鉴》上记载：“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瑀谢曰：此非臣愚虑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俛首不视。”把这一段记载同《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载参看，可知《破阵乐》虽是太宗在贞观七年（六三三年）所造，可是《破阵乐》实际在太宗为秦王时便已经流行于军中了。我们由《通鉴》里的记载，又可以看出《破阵乐》的来源，并不是如《隋唐嘉话》里所说由于刘武周的败灭，也不是由于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的授首。这只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一种武舞，太宗用来形容他一般的武功的。
我们既然知道《破阵乐》是太宗为秦王时流行于军中的一种武舞，又知道前代没有这种乐舞，我们就可以假设它至少含有胡乐的成分，或者完金是移植于中国的胡乐。我们知道唐朝初年与突厥有极密切的关系，太宗即位前后的武功也以平定突厥为最著。当时突厥的西疆直达东罗马帝国的边境，东疆到了中国北部。中国当时文化里突厥成分相当大，尤其是在军士的服饰和音乐等方面，前者可由当时的石刻里看出，后者则可由当时的文学记载里看出，所以《破阵乐》很有可能是由突厥方面传入中国的。
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ius，公元前七○～公元前一九年）在他著名的史诗里有一段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记载：
按照习惯他们发上都戴着金圈，
他们都拿着两支以铁为端的戟。
一部分肩上有箭囊，正当着前胸。
有屈曲的金饰环绕着他们的颈。
他们分成三队，一共有三位将军。
每位将军后面有十二少年随从，
同样的领袖辉煌的各率领部队……
他们分队驰过。那三个部队分开
作散兵式又重新召集起来部队，
然后转过身相对持着戟来冲锋。
然后他们转变方向又转变方向，
相对击刺，又彼此回互交错着，
做出两军相遇时候战斗的声音；
忽而背向着敌人逃去，忽而转身
击刺，忽而又和解了平行着前进……
古代的人以此教子弟，赫赫罗马
把它保留下来作为祖先的礼节；
现在这种少年的舞人名为突罗，
以此武舞尊荣他们先祖的威灵。
《埃尼亚纪》（Aeneid）第五卷
这种武舞在古代罗马普通名为《突罗戏》（Ludus Troiai），在每年季节的赛会里时常举行，来源很古，大概是希腊方面传来的。古希腊也有一种武舞，性质和形式大概与《突罗戏》相同，名为《霹雳戏》（Pyrrhichius）。《霹雳戏》的详细形式虽无从查考，然而大概就是罗马《突罗戏》的前身。《霹雳戏》的名称起源可能由于古希腊名王阿戏留（Achilleus）的儿子霹雳（Pyrrhius）。他在攻突罗城（Troia）时建有战功，后来他死后，国土又为突罗王的后裔所得。古罗马人相传就是突罗人的后裔，罗马的《突罗戏》相传也是古代突罗人流传下来的，我们从罗马史诗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古罗马的《突罗戏》与《破阵乐》的形式是十分相像的。二者都是摹拟战阵的武舞，都是用戟击刺，都戴着金或银的胸饰，都是以若干人为一队作战阵状，都有若干交错屈伸回互之变，若干来往疾徐击刺之象，又都作出战斗的声音，“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如果《霹雳戏》是《突罗戏》的另一名称，我们又可以看出《破阵乐》的“破阵”两个字，也可能是《霹雳戏》的音译。这样看起来，《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由突厥方面传过来的。
古代我国与东罗马本有若干文化的交流。一般认为汉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年）遣使来中国的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Mafcus Aurelius Antoninus）。古代我国人称罗马为大秦，所以《破阵乐》如果是由东罗马传过来的，所说的秦王也许原来是指大秦王，而不是曾为秦王的唐太宗。古印度人称我国为秦地（Cinasthana），又统称雪山以北诸地为秦（包括中亚及我国西北）。《三藏法师传》里记载印度的戒日王见玄奘时曾问：“师从脂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可见《破阵乐》的名称已为当时印度人所知，而秦王是谁，他们却不清楚。所以当时在雪山以北的突厥地方，可能《破阵乐》也流行的。前面已经提过，突厥在当时是中国与东罗马西方文化的媒介。中国当时，尤其是太宗的军队，与突厥有极密切的联系。东罗马当时也与突厥信使往还。太宗即位前数十年，据西史记载，东罗马皇帝茹斯丁第二（JusⅡ）（五六五～五七八年）且遣使臣至金山谒突厥王，所以罗马的武舞，经过突厥的媒介，被带到中国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附记
这一篇写于一九四四年前后。当时我才到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不久，是梁实秋把我拉去的。文章大概是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编的《新中华》杂志上。我当时所以写过一些有关音乐史的文章，是受了两位音乐家的影响。其实我对中西音乐都是外行。当时在北碚住的宿舍，除我一家外，邻居还有杨仲子先生和杨荫浏先生，住的宿舍杨仲子戏名之为“三羊楼”，或“三杨楼”，取“三阳开泰”之意。说起“秦王破阵乐”来，我又想起解放初期我在南京庆祝中苏同盟友好典礼时，在苏联大使馆看了一次我国的腰鼓舞，当时忽然想起“秦王破阵乐”，即兴写了四句：“突厥唐家本一支，两邦友好复奚疑。红旗影里听腰鼓，想见秦王破阵时。”那时没有给我当时的统战部朋友们看。唐朝初年，曾有“突厥是兄，大唐为弟”的话。解放初期，我们也称苏联为“老大哥”，故有此联想。回想这前五十年来的事，很有意思，当时把毛主席比作唐太宗，还不算失敬，把苏联比作“突厥”，就不好发表了。这首打油诗后来可能收进我在香港出版的《银翘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