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人认为希腊罗马文化是他们的文化根源。但是当我们谈到荷马时代，欧洲和亚洲的区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实际上，后来地理概念里，欧洲和亚洲的分界还是从公元五六世纪起，由于希腊和东方的波斯帝国的对峙，逐渐形成的。而在公元前二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前一千年初叶，在欧亚两洲中间，地中海东部和小亚细亚一带就有过繁盛的早期奴隶社会文化。这种文化如果说它是属于欧洲的，不如说它是属于亚洲的，而这就是所谓“荷马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个古代文化中心就在小亚细亚西岸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以及巴尔干南部的迈锡尼一带。它同东方许多大国如埃及也有很多往来。古代关于特洛亚城的围攻和陷落的传说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学者谢里曼（Schliemann，一八二二～一八九○）曾在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萨里克发掘出特洛亚城的遗址；后来在迈锡尼又发现了古代陵墓以及厚石筑造的城址和石狮子，在陵墓里发现了死者奢华的服装、金银首饰，装在死人面上的黄金面具和精美的兵器。这些都证明了关于阿加曼农大王的传说也是有根据的。二十世纪初，英国学者伊文思又在克里特岛发现有比迈锡尼更早的文物，两座古代王宫，规模巨大，又有工场、库房、陵墓等。还发现了许多饰有精美图案的雕像和兵器，表现着舞蹈和战斗狩猎的华丽的壁画等。还发现无法辨认的古代文字。这里的文化同迈锡尼的相似，但是更早一些。《奥德赛》里所描写的斐亚基地方阿庚诺王的宫殿，有各种青铜和金银装饰，旁边有美丽的花园和葡萄园，宫里有许多粮食、美酒和果实等等，这些都已为考古发现的文物所证实；这一带地方有过繁盛的具有高度水平的古代文化。
关于荷马社会，我们不再多谈，因为这是属于古代史范畴的事。我们只需要弄清楚荷马史诗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它所描绘的古代社会是从公元前二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前一千年初叶地中海东部一带的早期奴隶社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谈谈两部史诗形成的时代和荷马究竟有无其人等问题。
既然特洛亚城的陷落时代大致可以确定（事实上这座古城被攻陷毁掉不止一次，一共有九次，但是第六次被毁大致符合特洛亚城的传说）。阿加曼农大王的时代也可以推断出来，荷马史诗总是在这重大历史事件之后才开始形成的，而且诗人是在追述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事迹，并不是当场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说史诗的最初形成大概不会早于公元前七世纪中叶，不过他当时没有被称为这两部史诗的作者。根据古代传说，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雅典的统治者曾删改或者编定荷马史诗；不管这次改动有多少，至少在这以前荷马史诗的最初形式一定已经存在了。从公元前五世纪初叶起，这两部史诗又都在每年一定季节在雅典城公开朗诵。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较晚的屠吉狄底斯（Thucydides），四世纪的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肯定这两部史诗是荷马的作品。抛开许多繁琐的考证不谈，这两部史诗的形成在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间，这大概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这两部史诗最初是民间的口头文学，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古代的歌手以朗诵诗歌为他们的职业，靠着记忆，一代一代地把这故事传下来，这中间当然有不断地加工创造，使得语言更加提炼，故事更加丰富。后来有了唱本，用文字把故事肯定下来，又经过几个世纪的加工删改，才成为现在的形式。荷马或许并无此人，这只是一个代名；或者确有此人，而他就是古代歌颂这位英雄传说的最著名的一个，或者他是把这叙事诗的形式最后用唱本固定下来的人，这都有可能。一般相信荷马这个人是历史上实有的，他是这两部史诗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他是把古代英雄传说编成现有史诗形式的伟大诗人。
在古代希腊，至少有七个城都说是荷马的出生地。我们对这些不必一一加以考证，一般来说，证据都很薄弱。除了这两部史诗外，荷马还相传为许多其他早已遗失的史诗的作者，还有一些神颂据说也是他作的。传说还说他是瞎了眼睛的，这一点倒有相当的历史根据，古代的职业乐师和歌手往往都是瞎子，或者是被人弄成瞎子成为专门歌诗的奴隶，或者由于生病眼睛瞎了，才选择这种职业的。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两部史诗大概是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间的作品，最初是口头文学，后来被荷马初步编定，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是两部史诗的最后定本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荷马以后，这两部史诗还不断被人加工，不少诗句都经过修改增删。从一些叙述和引句来看，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诗人和其他作家所看到的荷马史诗，就同我们今天的本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两部史诗的最后本子才定下来。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学者们，如亚理士塔克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作了最后一次编定。传说亚历山大本人非常喜欢《伊利亚特》这部史诗，他远征时一直携带着这部诗的抄本，他所读的也就是叙述古代英雄阿基里斯的暴怒的故事，据说他是拿阿基里斯作为自己心目中的模范的。
由于两部史诗的原始材料是在许多世纪里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这里面当然有较古老的传说和较晚的材料；同时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这两部史诗又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加工；若干后世的文人又认为个别描写不够文雅，曾加以删改和补充；所以现在的定本里，我们如果细心搜寻，就可以发现许多小的矛盾和属于较晚时代的观点。但是这些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总的看来，两部史诗所显示的是一个久被遗忘的古代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两部史诗不但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极可贵的资料。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两部史诗。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学里还很少有这样巨大魅力的著作。也许只有我们的《水浒传》可以同它相比，虽然它们的时代不同；《水浒传》所反映的是成熟的封建社会，而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则是早期的奴隶社会。这两部史诗每部都有一万多行，而读起来可以使人不能释卷，一口气读到底；故事从展开到高潮，异常迅速，一点也不沉闷。西方的历代文艺批评家和诗人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两部史诗，认为它们是“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马克思语）。企图说明这两部史诗的优点是困难的，因为往往只能指出它的一部分伟大。这两部史诗有许多不同文字的译本，从这些翻译者所企图表达的精神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两部史诗的伟大。我们可以拿一些英文译本来做例子：过去有过查普曼（Chapman）的译本，在他的译本里，查普曼企图表达出原作的朴直和雄伟；还有蒲伯（Alexander Pope）的译本，这个译本企图表达原作的华美和优雅；后来还有安德鲁·兰格（Andrew Lang）的译本，他表达的主要是原作的古奥和瑰丽；近代的一些散文译本如劳伦斯（T.E.Lawrence）和里欧（E.V.Rieu）的，多半注意到原作的平易和流畅。当然以上提的只不过是许多英文译本里最著名的几种，但仅从这几种译本来看，也可以说明表达荷马史诗的精神是多么复杂的问题。这两部史诗实际上是又朴直雄伟，又华美优雅，又古奥瑰丽，又平易流畅；这些优点原作里都有，而译文往往只能表达其一方面。这令人想起一个故事：许多人用手摸一头大象，企图了解象是什么样子的；有的只摸到象的腿，有的只摸到象的牙，有的只摸到象的鼻，有的只摸到象的腹。而实际上真正的大象是腹、腿、鼻、牙兼而有之，只举其一端，固然不能说明象的形状，缺少一部分，也不能成为大象的。
《伊利亚特》这部史诗里绝大部分是用来描写英雄们的战斗，这些描写如猛火霹雳，如暴风骤雨，给予人的是一种强烈的“阳刚之美”。诗里还用了许多绝妙的譬喻，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在第十六卷里有这样的关于帕特洛克雷进攻特洛亚人的描写：“他们立刻涌出，有如路旁的蜂群，被那些糊涂的孩子所触怒，从巢里飞出，为许多人造成伤害；如果有行路的人不提防惊动它们，它们就一齐勇敢地飞过来，保卫它们的幼虫；那些墨弥顿人正是以这样的心情从船上奔下。”在第十七卷描写尤佛波斯（Euphorbus）被曼涅劳斯杀死，用了这样的譬喻：“正如有人在幽僻的地方栽了橄榄树的幼苗，那里有足够的清泉涌出，树美好而健壮，风使它摇动，开着白色的花朵，忽然一阵暴风骤雨把它连根拔出，使它倒在地上；正是这样，阿特留的儿子曼涅劳斯杀死了潘屠斯的儿子，善用长矛的尤佛波斯，还剥去他的甲胄。”下面紧跟着这样描写曼涅劳斯的勇猛：“正如山上生长的狮子，自恃凶猛，在吃草的牲畜里捉去了最好的一头小牛，用有力的牙齿咬断它的颈，然后狂暴地喝它的血，吞吃一切，四围牧人和狗则远远喊叫着，但不敢同它对抗，为苍白的恐惧所袭。特洛亚人正是这样不敢同英雄的曼涅劳斯交锋。”这一类绝妙的譬喻随处可见，使得这些描写格外生色。在《奥德赛》里我们很难找到这类譬喻，更多的是委婉的故事叙述和动人的情节；比较富于人情味，故事性较强，如描写奥德修回家的一段情景就是这样。这些地方引起来太长，这里只好从略。这两部史诗各有其特色，也很难分优劣。有人更喜欢《伊利亚特》，也有人更喜欢《奥德赛》。如果我们说《伊利亚特》给予人的是一种“阳刚之美”，我们也可以说《奥德赛》给予人的是一种“阴柔之美”，它的故事正如夏夜的梦，把人带到一个美妙瑰丽的幻想世界里去。
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同我们所知道的几种希腊方言都略有不同，可能是古代不同方言的混合；诗里常见一些惯用的形容词，如“有翼的语言”“苍白的恐惧”“红指甲的曙光”“葡萄紫的海水”等等，这些也增加了史诗的光彩。史诗里有不少重复的词句，但这些词句的一再出现，并不使人感到是多余的，反而像交响音乐里一再出现的旋律那样，给人一种更深的美的感受。这些大概都是古代说故事的人在长时间里创造和运用纯熟的一些艺术手法。
关于两部史诗里所表现的思想，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形态相关联的。两部史诗都洋溢着一种年轻人的生气勃勃的乐观精神。《伊利亚特》歌颂战争，歌颂攻城夺垒的勇敢行为，但是我们 决不可用反历史主义的眼光，用后日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它既不是歌颂不义的侵略战争，反过来也不是宣扬爱国主义。荷马时代还是人类文明的初期，那时在人的社会生活里，战争是常事，是不可避免的。《奥德赛》歌颂航海的冒险行为，歌颂人对自然的斗争，这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拿后日的眼光来看，《奥德赛》里也充满了许多“不义”的行为，奥德修用诡计杀死那些求婚的人就够野蛮的。但这一切我们都不必担心，读这两部史诗的人所感受的只是诗里那一股年轻人的朝气，并且被史诗里的英雄主义所鼓舞。在世界文学里，还很少有像这两部史诗那样的巨大的感染力量，而这是一种使人向上的道德力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论》里这样说：“……困难并不在于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是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形态相关联的。困难是在于了解它们还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一个大人是不能再变成一个小孩的，除非他变得孩子气了。但是，难道小孩的天真不令他高兴吗？难道他自己不应当努力在更高的阶段上把小孩的真实的本质再现出来吗？不是每一个时代在儿童天性中都有它的特性，在它的自然真实重复活着吗？为什么人性开展得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不应该作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着不朽的魅力呢？……”马克思这些话是说得非常好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荷马史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最确切的估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