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宋元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背景
1．五代宋元汉族风俗文化的时空范围
五代宋元时期，起自梁开平元年（907年），终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历时461年，是继魏晋南北朝后，汉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以民族间的大交流、大融合促进其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梁开平元年（907年）唐代灭亡，中国历史再次进入诸王朝攻伐杀掠、政局四分五裂的时期，其间除在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的五朝更替外，其他地区还先后存在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10个地方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宋朝统治着中原大部和南方广大地区。自公元960年到1127年，都开封（宋称东京），史称北宋。辽建国于公元907年，辖有大漠南北和今东北南部、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公元1038年，夏立国，领有今甘肃、宁夏的大部和陕西、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至此，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1115年北方女真族建国，国号金。金人逐渐强盛，于公元1125年灭辽，后又灭夏，并大举南侵。北宋朝廷坚持和议，酿成“靖康之难”，开封沦陷，宋钦宗、徽宗被掳。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由于金兵步步进逼，朝廷成了流亡政权，于1127年南迁临安（即杭州），偏安一隅，史称南宋（1127～1279），形成宋金南北对立的局面。
公元13世纪初，蒙古人勃兴于塞北，经数十年征战，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公元1210年，蒙古人开始侵金，1233年亡金。1260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后为上都）自立为帝，是为元世祖。1264年迁都燕京（后定名为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为“元”。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1年），蒙古内部略定，始侵宋。由于南宋统治者重用投降分子，结果求和不得，欲战无力，于南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临安陷落，元军俘恭帝、全太后及宋室官员北去。直至1279年，偏安江南达150余年的南宋政权宣告灭亡，自此，全国统一于元朝。元朝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激化了统治者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至1368年，元朝终于为农民起义军所推翻。是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国号为明。
五代宋元时期汉民族分布的地理空间，在保持隋唐以来形成的固定区域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又有了新的开拓。宋辽夏三国鼎立时期，宋的疆域是东到大海，南到南沙群岛，西到川西，西南到云贵高原，西北与夏相接，北以白沟河为界与辽毗连；辽的疆域是东临日本海、黄海，南与宋相连，西越阿尔泰山，北达今蒙古高原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以北地区；夏的疆域是东和东南壤接宋、辽，南迄萧关，西尽玉门关，北抵大漠。宋金对峙时期，宋的疆域大体是东到大海，南达南沙群岛，西有陕西南部，西南有巴蜀和云贵，北以大散关一淮河为界与金相接；金的疆域是东至大海，南接宋，西领有原夏境，北达黑龙江、大兴安岭以北。到了元时，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按今之地域而言，北到北冰洋，南到今越南、泰国北部，东到海，西至东欧和西亚。在这一时期汉族的活动范围，宋辽夏时主要为北宋的大部、辽的南部和夏的东南部，宋金时为南宋和金的大部；元统一后时则主要是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行省所管辖的地区。五代宋元时期汉族风俗文化的生存、发展和变迁的空间范围，大抵如此。
2．五代宋元的社会特点
五代宋元时期，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世界大国，不仅领先于当时世界，而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寅恪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日本着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曰：“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3]可见，宋代又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型时期。分析五代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经济发展极为突出。
宋代农业耕地的增加，耕作制度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业工具的创造，使种植业得到较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增，蚕桑、果树、甘蔗、蔬菜、园艺、林木、药物以及养鱼等业，也都单独得到了发展，农村中出现了大批专业户经济。多种经营、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原料，推动了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各地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大增，生产的产品不仅能满足自用，而且还行销全国各地，如四川的纺织品“日输月积，以衣被于天下”。此时，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如茶叶加工行业，有独立使用水磨和分工很细的加工作坊，全国私焙计13万所，雇工约40万人，商品价值达100万贯，销售遍及国内外市场。当时冶铁、造船、丝织等业，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产量居世界前列。此外，火药、罗盘和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北宋发明的。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出现了两个国际性大都市——北宋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一批商业都会。“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乡村市镇星罗棋布，使更多的农村人口卷入商品经济之中。此时，沿海各贸易港口也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福建的泉州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
可以说宋代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是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中最繁荣的。
第二，社会改革风行。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改革风行的朝代。政治上，先有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继有王安石变法。后者所历时间之久，涉及内容之广，取得成效之着为封建社会罕见，影响极为深远。在生产关系内部，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了自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转折，产品地租代替了劳动地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领域以召募制代替了应役制，形成了各类家庭作坊或雇有帮工的作坊。在商业贸易方面，唐以前坊市制度被彻底改变，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新阶段。在社会改革方面，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齐民”资格。南宋人黄震说：“国家四民，士、农、工、商。”[4]可见，人们开始客观地看待商人阶层。商业成为社会的“本业”，视商人为“杂类”的传统观念有较大改变。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取得了一定的入仕权，宋徽宗大观年间，商者为官者，已“一州一县，无处无之”。
第三，经济重心南移。
五代、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已取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宋室南渡，促使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北方人的大迁徙，“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5]。继而南宋政权偏安江南，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我国经济中心也完成了南移的过程。当时，经济发达区域由东南地区向整个长江流域推进，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包括建康、鄂州、江陵、成都等地的经济网络。此后，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一直超过北方地区。
南宋后期，临安人口达39万户，142万人，超过了北宋的东京。每日从浙江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往返不绝，就是临安附近的小市镇，也户口繁盛，商贾买卖十倍于北宋时代。南渡后有“陪都”之称的建康、四川成都，南宋时都成为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到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口岸广州、泉州、明州集中在南方，海外贸易收入在南宋财经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3．五代宋元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经唐末五代的动乱，到赵宋立国后，统治者为了改变武将跋扈、战乱不已的局面，实行重文抑武政策，自宋太祖、太宗创制之后，历代皇帝均守之以为“祖宗家法”。“不以言罪人”，给知识分子以一定的思想自由，为文化活动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由于实行以文治国，官吏的需求大大增加，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了唐代的门第限制，取士不问家世，提倡公平竞争。两宋通过科举取士达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取录人数大大超过任何朝代[6]。科举人仕，极大地刺激了社会上普遍的读书热情，加上印刷术之广泛使用，书籍从写本变成印本，士子得书远较唐代为易，使之形成了一股浓厚的读书风气。“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种社会风尚中，文人无不将读书科举、致仕做官看作高于一切。
宋代教育之兴盛，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冠。一方面，不仅国子监所属学校日益增收学员，而且州县办学的风气大开，到北宋中期，“天下州郡，渐皆建学”，属高等教育的像白鹿、石鼓、应天、岳麓这样的书院，在两宋达52个；在此基础上，私人办学，尤其是封建家族立学普遍，纷纷建义学、书馆、书院，弥补了官学之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朝廷规定取士俱本于学。这就使得社会上读书人数空前增加，学习文化知识，尊重文化知识，成为时代大潮，使宋代的教育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文化人，也促使宋代科学文化在各个领域得到空前繁荣，对社会风俗淳厚、气节高尚等都带来直接影响。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者接受了汉文化，采行了汉法，建立了在体制上一如传统的王朝，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元朝的大一统。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为南北方经济的恢复、交流和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加快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长和发展。大一统也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对外文化的交流。然而，元代奴隶制残余因素，对南宋以来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中国封建社会，也起了破坏和阻碍作用；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对汉族文化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二、五代宋元汉族风俗文化的变迁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南移，大量人口的南迁和元代的大一统，民族的融合，加快了这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风俗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使宋元时期汉族社会风俗的演变和发展，呈现出其特殊的轨迹。
1．汉胡融会
五代两宋期间，汉、契丹、女真和党项的势力此消彼长，几个政权并立：北宋时是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南宋时，先是宋、金，后是宋、元的南北对峙。各个并立政权之间既有征战，也有和平，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接触交流比较频繁，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一方面是先进的汉族文化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导力量，影响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习俗观念和粗犷风格，也影响了宋人。
南宋定都临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大迁徙；元朝时，大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又有大批汉族人遣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南北融合，不同民族交互杂居，也影响了各地风俗和各民族风俗的交汇、融合。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由于女真族强制推行汉人女真化的政策，加上汉人与女真人的杂居，女真族的一些习俗就在汉人中流行起来。范成大在《揽辔录》中叙述使金时目睹该地区的风俗习惯时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北宋末年，“胡乐蕃曲”随着金人人主中原以及蒙古民族的南下，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据史料记载，当时京师，“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理，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筝、栗、琵琶、胡琴等大批的新乐器也相随输入，于是“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宫伎拨胡琴”[7]。后来，女真的习俗甚至传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对当时的服饰、音乐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北方少数民族在婚姻方面较为开放，如不重视封建礼教，改嫁随便，不看重贞操等，在民族间通婚频繁的情况下，对汉族婚俗也多少产生一定的影响。火葬习俗在宋元流行，也不能不看到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盛行这一风俗的影响有关。如北宋火葬首先在靠近辽的河东地区风行开来，绝非偶然。
元末士人为能“速获仕进”，多数效仿蒙古人的语言、服饰。明人何孟春说：“（元代）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江南）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名，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8]明初宋濂《汪先生墓铭》曰：“先生壮时，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9]方孝孺《后正统论》曰：“在宋之时，见胡眼、闻胡语者犹以为怪。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10]
与北方风俗相比，当时南方除东南地区外，广大长江中游地区的所谓“蛮”俗还相当落后，其俗“好俭约”[11]，“安土重迁，无远商行贾，百工技能皆农不能兼”[12]。经济重心南移后，湖北的人口流人多而杂，于是风气渐开，“五方贫富相耀，耳濡目染，渐习奢华”[13]。杭城风俗，也“盖效学汴京气象”。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繁荣，以至崇尚教育，文风大兴，科举日昌，不少僻远地区也都涌现出了杰出人才。
2．市俗日盛
在宋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队伍的扩大，促进了城镇的不断增加和扩大，以至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市民阶层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也引起社会风俗的激烈变化。许多适应都市人们的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生活方式，被不断地产生和复制出来，并形成一整套与城市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相适应的社会风俗文化。
首先，随着城市的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唐代，政府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宋代立国不久即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之后，商人为官者日渐增多，宋徽宗大观年间，商贾为官者，“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商人已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一些大商人开始进入最高统治阶层。“婚姻不问阀阅”，士庶不婚的陈规大体打破，娶妻不顾门户，不慕着姓，而重钱财的社会风气，使富商与官僚普遍联姻，婚姻重科举士人，导致婚俗变异。
其次，在许多城市中已发育出高度发达的服务风俗。当时两宋都城汴京和临安店铺林立，在饮食服务业方面，既能满足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的一般饮食需要，也能满足他们在特殊节假日及喜庆日子的各种服务。城市还提供公益性慈善服务，像清晨报更、报告天气情况，官方还设有消防组织，以及提供抚孤养老等社会保险方面的服务。而商务性的佣工，不仅形成市场，且有行会和行老，提供完善的中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