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已到了习惯上该结婚的年龄，她父亲为她物色了一个青年，她得知后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求知欲望和独立生活的追求同对父亲尽孝的思想发生了痛苦的冲突。
——陈鸡泽《陈衡哲传略》
陈衡哲传略
陈鸡泽 译
〔译者前言〕今年是我二姊陈衡哲（1890—1976）诞生100周年，她于1976年1月7日在上海逝世，终年86岁。生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历届委员。196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Bioq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有“陈衡哲”条（见该词典第一卷第183—187页）。大约1961年前，衡哲曾示我她用英文写的自传前几章，这篇辞条完全可能大量采用这自传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它对陈衡哲生平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对她的评论也属公允的，可供研究她的人参考。特译出以纪念她的百年冥寿。对原文中的个别疏漏和谬误，在译文中作了修订补充和说明。
陈衡哲（1890年7月12日—1976年1月7日）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她是胡适早年的合作者，用白话文写短篇小说和诗。她还在很多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创办了《独立评论》。她和任鸿隽（叔永）结婚。1949年在上海定居。
她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祖父陈钟英（槐庭），父陈韬（季略）都做过地方官员，也都是知名学者和诗人。陈韬的母亲（赵氏——译者注）和他的夫人庄曜孚（宦史）都是有造诣的画家。陈衡哲就在这样一个有学术有教养的家庭环境内成长。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
陈衡哲1903年初次离家时才十三岁，此后七年里她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她的三舅父庄蕴宽（思缄）对她影响很大。庄的家族是常州一个望族，有着悠久的学术和社会工作传统。他精通国学，其探索精神促使他研究西方科学和文化，并对之备极推崇。他将两种妇女作对比，即那些离开祖国来中国服务的受教育的西方妇女和处于从属地位的中国妇女，他认为前者应是衡哲的榜样。庄思缄有一种理论，认为有三种人：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一种满足于命运对自己的安排，一种对自己的遭遇忿恨但无能为力。他预言陈衡哲会成为第一种人。他告诉她，要做一个自由人必须有知识，不仅要有中国的传统知识，还要进新式学校以便求得西方的知识。他强调：年轻一代人，必须力求比老一代人更多地了解世界。她听了舅舅这番话，产生了学习和独立的愿望。
1911年之前，当她父亲被派到四川任官职时，父母知道陈衡哲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抱负，同意她跟着在广东的舅舅庄思缄生活。可惜她还太小，不能进入那里仅有的一个接受女学生的新式学校，这是一个医科学校。舅舅只好亲自教她读报、读杂志、读新式课本。他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算术。她从舅舅谈话中还学到很多包括从科学到道德行为的各种观念。庄思缄后来调到广西南部廉州做新军的官员。他虽然忙，却没有忽略对甥女的教导。但家庭教育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当她舅母回江苏探亲时，就把她带到上海进学校。他们送她去的学校是庄的朋友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不巧蔡离开了上海，这所开展女子教育的先驱学校关闭了。陈衡哲转到新办的另一所学校，上了三年学。这所学校水平低，她只学了一些英文，其他学得很少。
陈已到了习惯上该结婚的年龄，她父亲为她物色了一个青年，她得知后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求知欲望和独立生活的追求同对父亲尽孝的思想发生了痛苦的冲突。最后，她得到父亲的许可，退了婚约。1912年当她仍为自己反抗父亲这一行为而感到不快时，经济上的困难和对所读的那所上海学校的不满使她离开上海。她从上海到苏州附近的一个小城（常熟——译者注）大姑母家。比她父亲大二十岁的大姑母（名陈德懿——译者注）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她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整天忙家务之后，晚上还读书到清晨三点，六时起床服侍公婆，她是一位好书法家，一个主持大家庭极有效率的主妇，做一手好菜，熟悉中国诗词、历史和传统医药。但由于丈夫和儿子们都吸鸦片，家庭生活不愉快。她钟爱陈衡哲，坚强的姑母鼓舞了失望中的侄女。1914年春，她在一个朋友的家馆里为陈衡哲找到一份教学工作。
1914年夏，清华学校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当时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它的学生将由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保送赴美深造。这是第一次允许女子参加考试竞争。姑母的鼓励促使陈参加并通过了考试。庄思缄那时在北京，见报上消息十分高兴，没等她来信就去信祝贺她，表示对她的信任和为她骄傲。
1914年陈衡哲乘船到了美国。这年她在纽约Poughkeepsic一所名为Putnam Hall的女子学校学习，准备进瓦沙（Vassar）大学。1915年秋她进了瓦沙大学一年级，用的名字是：Sophia Hung-che Chen（莎菲·陈衡哲——译者注）；她是这年获准入学的两个中国女生之一。她不久就愉快地完全适应了学院生活，学习进步快。随即以历史为主系，指导她的是两位能力强的教授：历史系教主任Lucy M·Salmon和欧洲史系教授Eloise Ellery。
1916年夏，她到了纽约州的Ithaca度假。在那里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任鸿隽（叔永），那时他刚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并将开始在哥伦比亚做研究生。从那以后，两人就经常通讯。当时，任和另一中国留学生胡适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他们约陈撰稿。在通讯中，他们三人经常讨论胡适的主张：以白话文作为文字表达工具。陈赞同这个想法，她的第一篇创作标题为《一日》的散文就发表在季报上。这篇半文半白的散文生动地构思了大学的一天生活。此后，她又用白话文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诗登在《新青年》上，这是一本鼓吹革新中国文学的杂志。
在陈衡哲毕业的1919年，她被选为φβκ会员并获得可到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的瓦沙奖学金。1920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是她不满意芝加哥的强调课堂讲授甚于独立研究的做法。
1920年秋，陈回到中国，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那时胡适在该校任哲学教授。她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获得这样荣誉的妇女。1919年的“五四运动”动摇了很多旧的思想方法，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杂志为中国读者引进了西方关于政治、文学等理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那是一个激荡的时期。陈衡哲为很多杂志写作，诸如《新青年》《努力周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现代评论》，她也向一些重要报纸的文学副刊投稿。
1920年，她和任鸿隽结婚。两年后任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她辞去了北大教授职务和丈夫到了上海。1924年至1925年，她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西洋史，当时任鸿隽被任命为该校副校长。以后，她放弃了教学工作，从事于家务和写作，但1930年她曾回到北京大学讲授西洋史一年。
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陈衡哲对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大量社会问题就很关切。对于诸如教育、青年和妇女的地位等话题，她作了尖锐、有时是很愤怒的批评。她的文章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而她是这个有很高地位的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之一。她为中国读者写了《西洋史》和《文艺复兴史》。评论者赞扬她运用便于她同胞领会的方式叙述西方文化的能力。她的《西洋史》于1926年出版，1932年出了新版，两版都印了多次。
陈衡哲也是把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的能手。作为太平洋学会的中国理事会代表，她出席过几次该学会的会议——1927年在檀香山，1929年在日本京都，1931年在杭州，1933年在加拿大Banff。而1929年在日本召开的太平洋学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计划出版一本书以增进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了解。陈衡哲编辑了《中国文化论文集》（Symposium of China Culture）。该书1931年由太平洋学会中国理事会在上海出版。在她写的一章里，陈衡哲提倡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要采取合理而有选择的步骤。虽然她认识到必须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她希望这些改革能够通过明智而负责的领导进行，以便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所付出的代价。
在1933年太平洋学会的加拿大会议后，她重访美国，这是她1920年离开后第一次再到美国。瓦沙学校领导和学生对她的热烈欢迎使她激动，由于汽车时代造成美国生活的变化也使她惊奇。她在加拿大和美国共逗留了三个月，10月底回到中国。
1935年任鸿隽被任命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这年12月，全家到了成都，只有大女儿以都留在北京上学。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天气寒冷潮湿，屋子又透风，她病了。民国以来，四川被地方军阀统治着，四川的贫困和社会落后使她震惊。她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地方的政治和社会作了摧毁性但善意的批评。这些文章引起四川报刊对她人身攻击的风暴。1936年7月，她离开了充满不友好气氛的成都回到已安家多年的北京，任鸿隽则仍留四川。虽然在报刊对她展开攻击之前已决定离川，但离川的时机则可能受其影响。
1936年她回北京后，就留在那里直到次年夏天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7月，她带了孩子们到上海，任鸿隽在那里和他们会合。1939—1941年，他们住在昆明，那时任鸿隽在昆明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1941年11月，陈衡哲带了第二第三两个孩子到香港，准备让他们就学。同年12月，香港被日本侵占，她同在重庆的丈夫和在美国留学的大女儿失去联系，直到1942年6月，她才同她次女和儿子逃出香港，并由旱路到中国西部。战争的其余岁月，她住在重庆。她看到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以及官员和商人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1945年以后的困难局势，使她进一步疏远国民党统治，以致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她决定留在大陆。
陈衡哲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妇女亲眼看到中国的巨变，包括由帝制到民国的转变，和妇女们由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到积极参与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变化。她是那部分妇女的杰出代表；她们的成就丰富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她是对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的积弱地位感到耻辱的民族主义者。但她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她对世界历史的知识相结合，使她能站在较高的位置来观察国家的问题和国际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生活在一个变动而不安定的时代，她欢迎使中国人民能从贫困、愚昧和独裁的政治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变革。和其他开明知识分子一道，她告诫国民党领导人，在中国要避免激烈的革命，就必须作根本性的改革。她的努力失败了，而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经验促使她确信中国需要从根本上与传统的社会模式决裂。她接受了1949年后的新秩序，但此后不再有公开的言论。
政治和历史之外，陈衡哲写得很少。不过，1928年出版了一本她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38年出版了一本《衡哲散文集》。她的小说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但因她不熟悉学术界以外的中国生活而有局限。她虽然对穷苦人和弱者怀着自然的同情心，但她的创造缺乏来自直接观察和个人体验的力量。不过，在早一代的现代作家中，她能从自传材料中超脱出来，以较广阔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在这方面，她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作为胡适的早年合作者，她应该被列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