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而且对立斗争过程的转化流向是双向的，其终极结果是随着社会实践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
20世纪的前半叶，由于两极冷战氛围和左倾思维模式的侵扰，决定了当时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中间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人们熟知的说法，如说小资产阶级大量地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最为典型，无疑是正确的。这一见解的可贵之处，是以运动变化的眼光视察世界。但这种说法却忽视了对立转化的斗争过程中，两端与中间的转换变化，不可能是单向的。既然有中间向两端的变化，也必须会有两端向中间的聚拢。小资产阶级固然大量地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向资阶级或无产阶级分化，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未尝不是每日每时地向小资产阶级转化。其动因是共同的，相互分化的流向是由条件决定的。关键是过去认识“中”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向两端分化的单向流动；只看到“中”的能介作用，而无视“中”的存在自性。
殊不知，中之为中，与左右之为左右一样，中之能介，中之能融，正是因为它独立于左右之外，而非附属于左右之下。从而启示我们，认识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转化的流向和创造条件的重要性。如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生产力，国民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价值观念，具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尽管在帝国主义实施马歇尔计划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遏制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未被西方列强的威胁所吓倒，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过短短20年的努力，建设了有民用工业、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齐全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煤炭、原油、化肥产量均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生产国。从汽车、飞机和各种矿业设备到洲际导弹均能制造。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但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矛盾转化条件的重要性，脱离了生产力发展需要，急于调整和升级生产关系，导致“三年灾害”，引起党的高层认识上的分歧，直到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放弃了党的宗旨和建设社会主义根本要求的贫穷社会主义。
前苏联也盲目地认为在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不顾客观条件地朝着共产主义前进。加之改革失误被美英设计的隐蔽经济软战争的暗器击中，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沦为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发起了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高潮，把社会主义国家抛向了落后的境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生为扭转四人帮“贫穷社会主义”的谬论，根据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特殊性，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前三十年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发展了生产力。13亿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不仅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把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200万以上人口城市由1978年的10个发展为41个，小城镇则由2000多个发展为近2万个。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增长为2009年的6.22亿。城镇人口比例从不到18%到超过46%。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2009年的人均30平方米，增长了8倍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防能力。
但是由于对市场经济趋利合理性的驱动，必然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淡化公仆意识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导致道德本体缺失和信仰危机，人们心理失衡，个人贪欲放纵，在推动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同时也催育了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等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