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年底，当我在苏联驻古巴大使馆任参赞时，苏联著名拉美学者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利耶维奇（拉弗列茨基）访问古巴，为自己《古巴的文化革命》一书搜集资料。在我的帮助下，他会晤了古巴许多教育、文化和政治活动家，但非常想会晤革命领导人之一埃内斯托·格瓦拉。尽管我知道部长很忙，但仍然想……
“尤里（加夫里科夫的名字。—译者注），非常遗憾，我很忙。”他以自己固有的坦率说。
“少校（古巴起义军最高军衔。—作者注），”我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张“王牌”，“他不仅是学者，还是非常风趣的人和交谈者，前驻拉美国家间谍……”
格瓦拉沉默了（看来他在考虑自己的日程），随后很快又说：“明天晚上12点，我等你们。”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少校仅仅在晚上12点以后才会见来访者……
拉弗列茨基对这次会见，特别是对谈话感到满意。他也将自己的拉美奇遇告诉了对方。
1965年，我再次来到古巴短期出差时被告知，格瓦拉已经不在国内。我拜访了他的家庭，向格瓦拉的妻子和孩子们转交了我从莫斯科带来的礼物。对我提出的问题，不善言辞的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回答说：他去国外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三年之后我又来到哈瓦那，为苏联新闻社报道国际文化大会。我的朋友拉弗列茨基也是代表团成员，他告诉我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格瓦拉的书，而格瓦拉本人此前已经在玻利维亚牺牲。那本书是《优秀人物》丛书之一。他还打算在古巴会见格瓦拉的父亲和朋友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
很快我被调到秘鲁工作。拉弗列茨基将自己写的《切·格瓦拉传》送给我，并附有题词：“敬赠亲爱的尤里·加夫里科夫—助人为乐的格瓦拉分子和游击队员！约瑟夫。”后来在莫斯科见面时他再次表示感谢，说：“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你应该写格瓦拉，哪怕是写关于他的回忆录。”
心有灵犀一点通。似乎是对这个愿望的心理感应，将我带到苏联驻秘鲁利马大使馆。而我在古巴的老朋友安东尼奥·希门尼斯（时任古巴驻秘鲁大使）此时也在当地外交使团工作。我们经常回忆岛上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安东尼奥是起义军上尉，格瓦拉的朋友，在格瓦拉手下作战，了解他，经常讲他。大使讲的许多故事一直珍藏在我心底，它也是我写本书的最初动机。
然而此事做得很晚。生活在修正我们的计划和理想。秘鲁之后我到哥伦比亚出差，更深入地接触到了革命理想的继承者（我将在本书介绍这一点）。
命运驱使我完成自己的朋友约瑟夫的叮嘱：莫斯科维切出版社约我写《阿根廷的古巴人—难忘的格瓦拉》一书。
最初的怀疑（关于他已经写得很多）很快消失。需知即使是对于格瓦拉最肤浅的了解，那也是俄罗斯老一辈人的事。从拉弗列茨基那本书出版算起，已经过了35年。
这些年出现了许多先前不知道的事实和材料，其中某些是普通读者无法接触到的。即使这样，最能说服我的还是我个人的“试验”：我经常问我们的大学生：“你知道格瓦拉的什么？”最好的回答是：“他似乎是古巴人，我认为他是一位革命者。”
现在，格瓦拉仍然是国外普通劳动者和民主知识分子崇拜的偶像。对此，2003年秋季我与他的女儿阿列依迪塔在莫斯科谈过。
最近几年，他的形象犹如耶稣“再生”，永垂不朽。他的朋友、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过：“切是永垂不朽的典型，因为他在现实中生活。我们似乎感受到他身体的存在。他本人连同他的理想和行为值得发扬光大。他不仅在拉丁美洲，还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令人敬仰。”
古巴人称格瓦拉为“英雄游击队员”。所有这一切，促使笔者尽量客观地创作这位游击队员的传记。至于这一动机的效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