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早就认为，杀害俘虏不仅不道德，而且是罪过，更何况是受伤的俘虏。我们可以想想游击队员、埃内斯托·格瓦拉医生在类似的情况下是怎样做的，无论在古巴还是玻利维亚，他为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治病，然后放他们回家……
然而，他的敌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看看，他们不仅杀害了他，而且将这个赤手空拳、伤痕累累的俘虏双手捆绑起来，接连向他打了几枪。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况且对天主教徒而言杀人就是大逆不道？毫无疑问，他们知道。他们在枪杀了游击队指挥员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当格瓦拉的遗体运到格兰德市之后，军队指挥部的代表向记者宣布，格瓦拉在尤罗峡谷最后一次战斗中因负伤而死亡（这样的谎言并不偶然，目的是推卸责任）。但是，记者们揭露了这个谎言。
问题是提出上述“说法”之前，不远处的军队司令奥万多向媒体吹嘘说切被俘之后承认自己失败。然而，检查格瓦拉尸体的医生们正式证实他身上有9处伤口，其中两处是致命的，位于心脏和脖子部位。应邀来到太平间的记者也证实这个结论。记者们从不同角度拍摄了被害的游击队员的尸体。尸体放在桌子上，裸露到腰部。不幸的是媒体出现的照片几乎是从尸体的右侧或者根本看不到伤口的部位拍摄的—已经经过修饰（后来，内政部长阿格达斯说这是当局的指示）。
众所周知，如果切在战斗中负了致命的伤，那么在他战斗之后就不能发表任何声明。既然他被俘之后讲了些什么（卫生员、几名军官和一位女教师都谈到这一点），那就是说他是在军人手里被打死的。记者们找到几十个证人，证明格瓦拉是在腿部有一处子弹伤口的情况下被送到伊格拉的。这些人还证实，在切隔壁房间的威利和奇诺也被杀害。他们说，威利在牺牲前还高喊：“能与切一起死，我感到自豪，！”媒体当时对这些不感兴趣。
丑闻败露。玻利维亚当局越来越难以包庇这一犯罪的主要责任人—巴里恩托斯总统。因此将军认为有必要洗刷自己。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发表了以下声明：
“抓住切的士兵既没有向拉巴斯请示，也没有接到我们杀害他的命令。没有这个必要。军队已经有命令不抓俘虏（看来他明白自己就漏了嘴以后企图纠正。—作者注）。因为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游击队承诺投降之后乘机向政府军开火。就我个人而言，我倒愿意有格瓦拉这样一个俘虏，这样可以永远粉碎有关他的神话。我是一位总统，有义务帮助玻利维亚筹集资金。我会考虑任何这样的建议：譬如以两千万美元的代价将活着的格瓦拉交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或者任何朋友。”（如果注意到消灭游击队员之后美国对玻利维亚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位将军以另一种方式解决问题—杀害切，自己并不吃亏。—作者注）
顺便说一句，以上所说的也可以认为是格瓦拉戏剧性死亡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首先是对胆敢挑战“世代准则”的人的病态的恐惧。准则规定可以不受惩罚、残酷无情地剥削灾难深重的人民。当权者还害怕出现另一种局面：活着的人民的保卫者掀起新一轮反抗浪潮。
在玻利维亚当局犯下又一新的罪行—藏匿切·格瓦拉的尸体后这一结论更加明显。
10月10日，尸体从格兰德市的太平间消失。当局一会儿发表声明，一会儿否认，一会儿说有证据，一会儿又是流言。说什么格瓦拉的尸体埋葬在玻利维亚，只有几名官员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又说已经将尸体火化，骨灰给了公墓。还说尸体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其间谍已经将它转移到巴拿马运河的美国区。
玻利维亚当局的其他行为证实它们惧怕“英雄游击队员”。当地居民得知格瓦拉到过伊格拉小学校并且在这儿被杀害之后经常来参观。巴里恩托斯总统害怕学校成为人民瞻仰的场所，下令拆除学校建筑，将其改为并不雅观的小屋，挂上“卫生所”的招牌。
最后，杀人犯为了摆脱成为他们犯罪见证的切的尸体，为了证实他们“功劳”的结果，取下他脸上的盖布，割下他的双手，放在专门的溶剂里。
如果读者知道，玻利维亚此时的强者，包括军衔不太高的军人及其家属，怎样看待游击队员，仇恨游击队员，那么对事态的这一转折就不会大惊小怪。以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67年5月8日，在与格瓦拉游击队的一场冲突中，两名士兵和一名少尉拉列多被打死。从后者身上找到一本日记。此人出身于玻利维亚一个富翁之家，藐视工人农民，称他们为游手好闲之徒和寄生虫。从他身上还发现一封妻子的信，也是以藐视的态度写的。信中请他寄给她和她的一位女友“带发的头皮”，以便装饰她们家的客厅。据因特·佩雷多说，切珍藏着这封信和日记，将其作为与游击队员作战的人的“残暴行为的证明。”
俄罗斯拉丁美洲学者伊·拉·格里古耶维奇就此写道：
“天下所有阶级敌人，无论是从自己被害人身上剥皮做灯罩的纳粹分子，还是搜集越南爱国者耳朵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乃至想将游击队员带头发的头皮赠给自己朋友的玻利维亚突击队员，都是一丘之貉。”
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率领的就是这些人。他本人何许人也？他并非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父是西班牙侨民，母亲是印第安人，齐楚亚语比西班牙语讲得好。看来这个因素使这位航空学校的年轻学员觉得自己先天不足，于是决心出人头地。他参加了地下民族主义运动，多次被捕甚至被关进监狱。1952年革命期间，雷内被授予空军少尉军衔，然后被派到美国学习飞行和英语。在俄克拉荷马，他找了自己的靠山，后来一直给他需要的支持。
巴里恩托斯回到玻利维亚之后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当时甚至可以觊觎总统宝座。然而，该国有一个传统，文职总统统治国家已经有10年的历史，这使军队感到难堪。为了继续执政，又一位统治者—民族革命运动党领导人帕斯·埃斯登索罗让自己从前的飞行员，如今的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当自己的副总统。
不仅巴里恩托斯的靠山，还有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敌人，都将目光集中在这位未来总统身上。但是，巴里恩托斯仅仅控制着空军，而政变的主要力量—陆军却掌握在奥万多·坎迪亚将军手里。奥万多是一位虚荣心强、性情固执的头目，同样觊觎着总统宝座。为了得到他的支持，巴里恩托斯推翻了自己的恩人，迈出了甚至是拉丁美洲史无前例的一步—权力转到两位“共同总统”—巴里恩托斯和奥万多手里。华盛顿对这种“两个王权同时统治”的局面非常不满。考虑到他们两人经常发生冲突和巴里恩托斯的地位不断加强，美国中央情报局玻利维亚站长，同时也是美国大使馆武官的爱德华·福克斯强迫奥万多让位。奥万多得到巴里恩托斯和福克斯誓言般的承诺—四年之后让他当政之后让出了总统职务。
1966年7月，在格瓦拉到达玻利维亚前四个月，巴里恩托斯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形势紧张。关于正在准备游击运动的传言四起（美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已经组织起来），甚至有消息说埃内斯托·格瓦拉已经进入玻利维亚领土。刚愎自用的总统断然否认类似的传言。1967年3月11日，对军队而言几乎是灭顶之灾的第一次与格瓦拉的队伍冲突的前夜，巴里恩托斯向记者宣布：
“我不相信鬼，但我相信，切·格瓦拉已经与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卡斯特罗制度的其他牺牲品一起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
这是将军又一次撒谎。我们已经提到的内政部长阿格达斯证实，与玻利维亚军队的情报部门联系密切的美国特工部门已经知道格瓦拉从1967年2月20日起已经在该国活动，而总统在这一天尚不知道这些。两个逃兵在这一天离开了卡拉米那游击队牧场，秘密报告古巴人来到游击队，由绰号叫拉蒙的切·格瓦拉领导。逃兵在格兰德市被拘留，3月14日～15日军队情报部门审问了他们。3月15日将情况呈报给总统。
3月16日下令占领“卡拉米那”并核查得到的证据。在那儿发现了许多物品，证实游击队员来过。晚间，巡逻警卫队一名士兵被身份不明的人打死。
3月23日，一枚补充“炸弹”爆炸—政府军在叛徒的带领下与游击队发生了首次大规模冲突，对此我们已经写过。这里只补充一点：逃出来得以活命的8名士兵向驻扎在卡米里的第4师师部报告了军队被歼灭的情况。出于害怕，他们大大夸大了游击队员的数量。
这个消息呈报给总统和美国军援部门顾问。后者通过美国大使亨德森报告给约翰逊总统的国外紧急事件助理罗斯托。罗斯托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协助下为白宫制定了相应的建议。五角大楼坚持立即干涉玻利维亚。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建议由他的人消灭格瓦拉的游击队。
很难判断以上美国机构在那些日子里活动的变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华盛顿，还有紧跟其后的玻利维亚当局为了向社会舆论掩盖由传奇的切·格瓦拉领导的国际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河出现这一事实，几乎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当玻利维亚报纸报道游击队由切领导时，当局匆忙解释说，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与切同姓的人—矿工头目莫依塞斯·格瓦拉（大家是否记得，他领导一个玻利维亚志愿者队伍，与华金和丹娘一起牺牲？）
（我得到的很多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此前已经从自己在玻利维亚的谍报站获得关于切在玻利维亚活动的情报，上面提到的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在法庭也证实了这一点。—作者注）他特别说：
“当中央情报局的文件送到我们面前时，我发现了呈报日期是3月23日的一份报告，即尼阿卡瓦苏河第一次冲突的34天之前。内容是游击队司务长达尼诺·帕奇科关于所有调拨的情况。（桑切斯摘自格瓦拉日记。—作者注）”
为什么美国得到如此干涉玻利维亚的大好借口而弃之不用？
原因是他们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地）这样的干涉会在拉美制造“第二个越南”。此外，邻国阿根廷和巴西早就为在玻利维亚的影响展开竞争，必定会派遣军队。这样的三国干涉很可能激起玻利维亚人民的愤怒。其他邻国—智利和秘鲁，对派兵到玻利维亚持极其否定立场。这一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切·格瓦拉及其游击队的愿望。
对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出现，美国总统选择了保持沉默的路线，以此避免与比他更强硬的“鹰派”的可能冲突。后者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有可能坚持入侵。与此同时，约翰逊总统推迟了推翻忠于华盛顿的巴里恩托斯。由于游击运动引发的可能的革命危机，可能加速巴里恩托斯被推翻。
看来白宫认为，如果游击运动发展成难以控制的力量，可以改变与其斗争的策略。
审判德布雷和布斯托斯的供词表明，华盛顿当时并不想扩大事态，最好是保持沉默和不鼓吹“神话”。美国没有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游击队指挥员身上，而集中在无辜的法国记者身上，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甚至为德布雷缝制了专门的囚服，背上印了一个大号码“001”（这就是说，让公民知道谁是头号敌人）。
然而，如果认为华盛顿对事态的发展放任自流，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了不让美洲大陆的反帝运动加强，美国人的行动更加积极：加大了对古巴的封锁的力度；中央情报局特务采取行动，从肉体上消灭菲德尔·卡斯特罗（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某些行动）；在成立美洲国家组织武装力量问题上对美洲国家组织施加空前的压力。在本地区出现“破坏分子”情况下，这支部队可以打着该组织的旗号进行任何干涉。
美国所有部门在玻利维亚的活动更加积极，特别是军事情报和特工部门。玻利维亚军队第4师侦察科长阿·森特诺写道：
“在反对游击队的所有行动中，我们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其中也包括与古巴人费利克斯·拉莫斯和爱德华·冈萨雷斯广泛合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美国—在反对游击队的斗争中我们的盟国服务。”
玻利维亚军队情报部门的军官迈·巴斯克斯讲得更清楚：
“内政部的所有情报，在没有发给军队的情报部之前，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休哥·梅里上尉送到美国大使馆。这些情报是他在内政部工作的特务们搞到的……”
对游击队活动良好的情报能力使美国人能够操纵社会舆论。9月29日，美国一些通讯社从卡米里报道说，玻利维亚军队在距这个城市西北128公里处的峡谷里发现了格瓦拉的游击队（仅仅是现在！）并向那儿派去“突击队员”。10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切·格瓦拉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言他必定灭亡。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在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格瓦拉？简单地说，是出于病态的仇恨和动物的惧怕，是对想象中游击队员“破坏活动”的惧怕，对美洲大地上出现“第二个古巴”的惧怕。格瓦拉在拉丁美洲的敌人及其在北美的庇护者，最怕的就是这种可能。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这种心理现象，我们不妨在这儿回忆一下1967年6月在哈瓦那发生的事件。当时切的游击队边打边艰难地转战到玻利维亚山区。此时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正在哈瓦那举行，所有拉美国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批准了在该地区开展游击运动的方针，并向“切·格瓦拉少校发去贺信”，宣布他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丁美洲的荣誉公民。大会这个文件不仅团结了玻利维亚的游击运动，而且完全赞同切·格瓦拉关于在大陆建立“几个越南”将其变成“美帝国主义坟墓”的思想。
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华盛顿对其关于在整个大陆上以格瓦拉为榜样的决议大为光火。于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巴里恩托斯总统神经质地号召反对古巴干涉。
因此，切·格瓦拉的敌人在得到受伤的切之后，打击的不仅是这位古巴少校，也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古巴和所有阻碍他们在拉丁美洲保留有利的舒服“现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