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的礼物
肯·威伯
一个5月的星期日，年轻的主妇颇感忧郁。那天正好是母亲节，可是她的双亲却远在800英里外的俄亥俄州。
那天早晨，她曾给母亲打过电话，祝她老人家母亲节愉快；而她母亲提到，随着春天的来临，庭院里显得绚丽多彩。在她们谈话时，这位年轻妇女几乎嗅到了紫丁香那诱人的芬芳——那些花开在她娘家后门外的一株茁壮的丁香树上。
后来，当她对丈夫说起她是多么想念那些紫丁香时，她丈夫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知道哪能找到你要的东西，把孩子们带上，走吧！”于是，他们离开了家，开车沿着罗德岛北部的乡间道路行驶。这天，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周围一片嫩绿，充满生机，令人心旷神怡——只有在5月中旬才能有这样的天气。
他们停车的道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雪松、桧柏和矮小的桦树，却看不见一株丁香。
男的说：“跟我来。”他们刚爬到半山腰，就感到花香扑鼻。孩子们开始往上跑。紧接着，妈妈也跑起来了，她一口气跑到了山顶。
在那里，一株株亭亭玉立的丁香树上开满了硕大的、松果状的花朵，压得枝头几乎弯到地上。这些花远离驱车旅行的游人，也不受日益扩张的文明的侵袭。这位年轻妇女微笑着奔向离她最近的那一株，把脸埋在花丛里，尽情地汲取那迷人的芳香，陶醉在它所勾起的回忆之中。
她十分细心地这儿挑一个嫩枝，那儿选一个嫩枝，并用小刀把这些嫩枝割下来。她不慌不忙地欣赏着，好像每一朵花都是精美的稀世珍宝一样。最后，他们回到汽车里，踏上了归途。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男人开着车；而女的，则微笑着坐在那儿，周围簇拥着鲜花，眼睛看着远方，似乎在凝神遐想。
离家不到3英里了，这时她突然向丈夫喊道：“停车！就在这儿停车！”
男的戛然刹住了车。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女的已经跳下车，匆匆忙忙地往附近一个长满野草的山坡上跑去，手里依然捧着那簇丁香花。
原来，在山冈上设有一所疗养院。这天春光明媚，所以病人纷纷走出来，有的同亲属们一起散步，有的坐在门廊上。
年轻妇女跑到了门廊尽头。在那里，一位上了年纪的病人正坐在轮椅上。她孤身一人，耷拉着脑袋，背对着众人。只见鲜花越过门廊栏杆，出现在这位老妇人的膝上。这时她抬起头，笑了。
两个妇女聊了一会儿。两人都由于十分高兴而容光焕发。然后，年轻妇女转过身，跑回到她家人这边来。
汽车开动了，轮椅上的老妇人招着手，挥动着花束。
“妈妈，”孩子们问道，“她是谁呀？您为什么把我们的花给她呢？她是谁的妈妈吗？”
妈妈说，她并不认识那位老妇人。可是这天是母亲节，而她又是那么孤单。谁看见花会不高兴呢？她又说：“再说，我有你们，我还有我的妈妈——虽然她离我很远。那位老奶奶比我更需要这些花。”
孩子们明白了。然而，丈夫的心情却不能平静。第二天，他买来六株丁香树苗，栽在院子的四周。在那以后，他又陆续栽了许多株。
如今，每年5月份，他们家自己的院子里都洋溢着丁香花的芳馨。每逢母亲节，他们的孩子们都要采集那种紫色的花朵。她年年都会记起挂在那位孤独老妇人脸上的笑容。而每到这时，她的心里就又充满了使那位老妇人欢笑起来的那股柔情。
不可否认，人类有些情感是共通的，比如伟大的母爱和对母爱的感恩之情。母亲的爱深刻无私，隽永而芬芳，时刻奔流在子女的血液中。由它唤起的人类的温情，驱散了孤独和困苦带来的寒冷和寂寞，让世界处处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气息。
年轻的主妇手中那一簇洁白的丁香花，见证了一种高贵的情感，代表了对人类之爱的美丽祝福！
后母的三巴掌
刘豆豆
从6岁至今，跟后母一起生活了30年，烙在我骨血里磨不掉的是后母印在我屁股上的三巴掌。
第一巴掌是我8岁那年夏天，我同伙伴从卖甜瓜的老头儿筐里偷了一只甜瓜，跑回家躲在街门后头吃。
“哪来的？”后母看出不对劲儿了。
“偷的。”我还觉得挺得意，挺能耐。
啪！后母二话没说，把我拽过去照准屁股就是一巴掌，又响又干脆。疼得我腿肚子直转筋，咧开嘴半天没哭出音来。
“做贼！和老鼠一个祖宗！恨死人！把瓜扔了！不许吃！给，给老头儿送钱去！”后母那严酷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我怕极了，不敢哭，接过两毛钱扔了瓜咧着嘴给卖瓜的老头儿送钱去。
从此，别人多稀罕的东西都没动过我的心。
第二巴掌是我10岁那年。
要过年了，父亲交给后母一沓钱说：“准备过年，再给二小买几袋奶粉，别光喝炒面糊糊了。”
二小是我刚出生的弟弟，后母没奶水，老喂他炒面糊糊。
我看见后母将钱压在席底下。
“阿巧，”以前的邻居二奶奶一大清早叫开我家门，喘着粗气在院子里跟后母说话，“俺媳妇要生孩子生不出来得送医院，你手头有钱不？”
“有。”我听见后母只说了一个字便往屋里跑。我赶紧把席底下的钱换了地方。“嗯？”后母揭开席一怔，“兴许是他爹又换了地方了，你先送人上医院，我去找他爹，随后给你送去。200块整。”
二奶奶小跑走了。我神秘兮兮地把钱给后母看：“过年呢，不借给她。”
后母二话没说，一把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照准屁股“啪”就是一巴掌，疼得我直蹦高，她却夺过钱跑出去了。
“小孩子家家的，不学理性，谁还能没个病灾的。等自己陷在坑里就找不着道儿了。”后母回来后并不哄我，还瞪着眼训我。
父亲知道了，说该把屁股打碎。
从此，“帮”字在我的理解里有了深刻而特殊的含义。
第三巴掌是我14岁那年。
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但吃住自理家里负担不了。
“我不上了，帮娘喂猪吧。借钱求人多难。”我吃饭时说。
后母二话不说，把我揪起来照准屁股“啪”就是一巴掌。疼得钻心，但我没哭，因为我稍懂人事了，知道听后母巴掌后的教训才重要。
“一指头年纪，还没见事就先低头！抬起来！不念书，大了能中屁用！我去求人借，还用你费心！再有这想法眼睛抠出来喂猪！”
我哭了，不是因为屁股疼，而是在我理解后母一片心血之后感动得哭了。我在心里发誓：“等我会写文章时，一定先写后母。”
后母那三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却鞭笞到了“我”灵魂的阴暗处，使我永生难忘。这三巴掌见证了“我”的成长，让“我”懂得了耻辱，变得善良和坚强。从此，一棵灵魂孱弱的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这样的母亲多么可敬啊，虽然“我”和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她却始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予“我”爱和温暖。她的善良、深明大义和坚强汇成血液奔流在“我”的身体中，滋润着“我”不断成长。
风雨中的万寿菊
王家新
午后的天灰蒙蒙的，没有风。乌云压得很低，似乎要下雨。就像一个人想打喷嚏，可是又打不出来，憋得很难受。
多尔先生情绪很低落，他最烦在这样的天气出差。由于生计的关系，他要转车到休斯敦。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他在站前广场上漫步，借以打发时间。
“太太，行行好。”一个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循声音望去，他看见前面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伸出鹰爪样的小黑手，尾随着一位贵妇人。那个妇女牵着一条毛色纯正发亮的小狗急匆匆地赶路，生怕小黑手弄脏了她的衣服。
“可怜可怜，我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
考虑到甩不掉这个乞丐，妇女转回身，怒喝一声：“滚！这么点小孩就会做生意！”小乞丐站住脚，满脸的失望。
真是缺一行不成世界，多尔先生想。听说专门有一种人靠乞讨为生，甚至还有发大财的呢。还有一些大人专门指使一帮孩子乞讨，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说不定这些大人就站在附近观察呢，说不定这些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如果孩子完不成定额，回去就要挨处罚。不管怎么说，孩子也怪可怜的，这个年龄本来该上学，在课堂里学习。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可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太狠心了，无论如何应该送他上学，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多尔先生正思忖着，小乞丐走到他眼前，摊着小脏手：“先生，可怜可怜吧，我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不管这个乞丐是生活所迫，还是欺骗，都是值得同情的。多尔先生心中一阵难过，他掏出一枚一美元的硬币，递到小乞丐手里。
“谢谢您，祝您好运！”小男孩金黄色的头发连成了一个板块，全身上下只有牙齿和眼球是白的，估计他自己都忘记上次洗澡的时间了。
树上鸣蝉在聒噪，空气又闷又热，像庞大的蒸笼。多尔先生不愿意过早去候车室，就信步走进一家鲜花店。他有几次在这里买过礼物送给朋友。
“你要点什么？”卖花小姐训练有素，礼貌又有分寸。
这时，从外面又走进一个人，多尔先生瞥见那人正是刚才的小乞丐。小乞丐很认真地逐个端详柜台里的鲜花。
“你要看点什么？”小姐这么问。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小乞丐会买花。
“一束万寿菊。”小乞丐竟然开口了。
“要我们送给什么人吗？”
“不用，你可以写上‘献给我最亲爱的人’，下面再写上‘祝妈妈生日快乐’！”
“一共是20美元。”小姐一边写，一边说。
小乞丐从破衣服口袋里哗啦啦地摸出一大把硬币，倒在柜台上，每一枚硬币都磨得亮晶晶的，那里面可能就有多尔先生刚才给他的。他数出20美元，然后虔诚地接过下面有纸牌的花，转身离去。
这个小男孩还蛮有情趣，这是多尔先生没有想到的。
火车终于驶出站台，多尔先生望着窗外，外面下雨了，路上没有行人，只剩下各式车辆。突然，他发现了风雨中那个小男孩。只见他手捧鲜花，一步一步地缓缓地艰难前行，瘦小的身体更显单薄。多尔看到他的前方是一片公墓，他手中的万寿菊迎着风雨怒放着。
火车撞击铁轨越来越快，多尔先生也感到胸膛中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冲击。他的眼前模糊了。
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小乞丐心中竟然有如此神圣的天空，令人唏嘘不已。相形之下，我们呢？有几个人知道自己母亲的生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的给予从来都是无私的。然而子女时时想着回报父母的，又有多少呢？乌鸦尚懂得“反哺”，作为人有时候反而忘却了这个道理。那个在风雨中举着万寿菊艰难前行的小乞丐让我们汗颜。
阅读此文，如同沐浴在一条“爱”的河流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常读此类文章，“爱”自然会在我们心头滋长。
母亲的眼睛
布洛宁
在世界射击锦标赛的现场，发生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急死人的新鲜事，50米手枪慢射冠军普钦可夫失踪了！在即将颁奖的节骨眼上，刚刚打破世界纪录的普钦可夫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普钦可夫失踪得很不是时候，在恐怖、爆炸、劫持、绑架等等字眼屡见报端的大背景下，他的失踪不禁使组委会头头脑脑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一个个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广播喇叭更是声声急字字催：“普钦可夫，马上去领奖台！马上去领奖台，普钦可夫！”
实际上，普钦可夫安然无恙、毫发无损。此时此刻，他正躲在一个谁也发现不了的角落里与他的妈妈通电话：“妈妈，妈妈，您看见了吗？您听见了吗？赢了，赢了，得了冠军，打破了纪录！”
“看见了！听见了！电视机开着呢，评论员的声音大着呢。你听，你听，广播里正喊着你的名字，快，快！领奖去！”千里之外的妈妈柳莎无比高兴、无比激动，她的嘴巴大大地张着，双眼一动不动，一副喜极欲哭、欲哭无泪的样子。
“妈妈，妈妈，您知道吗？用妈妈的眼睛瞄准，靶心就像又大又圆又明的月亮，手枪的准星一动也不动的，子弹长了眼似的直往靶心钻。”普钦可夫热血沸腾、言犹未尽。这也难怪，对于一位双眼曾患恶性黑色毒瘤的人来说，能够逃脱无边黑暗的厄运，迎来鲜花如海光明灿烂的世界，这全赖妈妈柳莎的眼睛和医生巴甫琴科的妙手回春。
8年前，10岁的普钦可夫被确诊双眼患上恶性黑色毒瘤。几十所医院几百名大夫像串通好了似的，众口一词：做眼球摘除术！不然的话，快则三月、慢则半年……
命运如此残酷，天真活泼的儿童就得面对要么死亡要么黑暗的选择。这选择沉甸甸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普钦可夫直愣愣地望着母亲，用清纯的嗓音说：“妈妈，书上说‘光明无限好、世界很精彩’，我还没看够呢；书上说‘生命是第一可宝贵的，对人只有一次而已’，我才刚刚起步呢。”
柳莎完全明白儿子的意思。是呀，光明与生命二者兼而有之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她非常清楚，感情战胜理智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她不能忘却丈夫的前车之鉴，她一字一顿地说：“儿子，你爸爸的病与你的一模一样，他不听医生的，结果呢……”柳莎再也说不下去了，她声音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着旋儿。
柳莎与儿子当机立断：两害相权取其轻。
决定一经作出，柳莎变卖财物，仅仅两天的时间，她一股脑儿地把汽车、钻戒和满头金发换成了现金。她卖得那样的果断、那样的坚决，她要让儿子在手术前看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美国的大峡谷、法国的凯旋门……
母子俩一路欢笑，怎么看也看不够，怎么说也说不完。普钦可夫忘却疾病，完全沉浸在母爱的幸福里。
这样愉快的旅程却不得不在中国长城的烽火台上戛然而止，因为柳莎的随身听的声波有力地撞击着她的耳膜：眼科专家巴甫琴科发明了视神经诱导接合剂，使移植眼球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只盲犬已重见天日。
柳莎母子分秒必争日夜兼程，很快就来到巴甫琴科面前，要求马上手术：把母亲的一只眼球移植给儿子。
巴甫琴科看见了柳莎的眼睛，那是一对世界上最漂亮最湛蓝最纯洁的眼睛。
“眼球移植还从来没有在人身上试验过。”巴甫琴科说。
“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夫，把我的一只眼球移植给我的儿子，我和儿子就都有一个光明的世界。大夫，平白无故多出一个光明的世界，合算，合算。求您了。”柳莎说。
尽管柳莎的眼球和普钦可夫的眼眶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巴甫琴科努力努力再努力，人类史上的第一次眼球移植还是失败了，世界上徒添了两只义眼，一只在柳莎的眼里，另一只在普钦可夫的眼中。上帝就是这样，撒下了希望的火种，又浇灭了光明的火苗。
柳莎要进行第二次眼球移植：把她的第二个眼球移植给普钦可夫。于是，就有了一场艰难的对话。
“你是否知道最可能的结果？”巴甫琴科问。
“知道。”柳莎回答得很干脆。
“你坠入黑暗，你儿子也见不到光明呢？”
“知道，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能接受最坏的结果，能忍受一切痛苦。”
面对这样的母亲，巴甫琴科沉着冷静地做了第二例眼球移植手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术成功了。
柳莎和普钦可夫出院的那天清晨，天特别的蓝，风特别的暖，太阳和月亮都赶来看人间最动人的一幕：柳莎背着她的儿子，儿子闪着明亮湛蓝的右眼，发出走、停、左拐、右转的口令，母亲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一直向前。
在第一次眼球移植手术失败后，年轻的母亲毅然决然地要把最后的光明的希望留给爱子，尽管手术的前景未卜难知，尽管这意味着她自己将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余生。这就是母爱呵，如大海般深沉宏大，生生不息；如日月般光辉灿烂，亘古不变。这种人间至情昭示着生命的崇高和母爱的伟大，它们代代传承在人类的基因里。
谁是我的亲母
格雷斯·汤普森
无私的爱才最真挚感人，而且永远不会失去。
我在收拾寝室的时候，朝阳斜射入窗。这是我高兴做的工作，正轻声哼唱着，忽然我觉得身后有人。
是莉莎，我们15岁的孩子，她脸上有奇异的表情。
“莉莎，”我说，“你吓了我一跳，有什么事情吗？”
“我到底是谁？”她问。
一个冷战顺着我的脊骨滑下。“咦，你是莉莎呀。”我说，强作微笑。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到底是谁？”她脸上露出急躁不安之色。
我的丈夫瑞和我收养了莉莎。她4岁时我们已经向她说明了这一切。自此以后她一直都表示她很懂得我们是深爱她的。有时候我也希望她多表示一点她也很爱我们，她一向是个很乖的孩子，令人喜爱。
“我的父母是谁？”莉莎哭了。
“啊，莉莎。你知道你是我们收养的，但爸爸和我是你的……”
“你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你不是我的亲妈！我希望知道她是谁？”
“我不知道，莉莎。”
“你知道！”她说，她咬着牙忍住了泪。“你不愿意让我知道她是谁！”她夺门而出，我颓然倒在床上。
15年前的景象又在我眼前重现。在一位医生的诊所里，医生对我收养孩子进行了劝告。“有些孩子根本不考虑生身父母是谁，”他说，“有些则千方百计地想要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莉莎的母亲是谁。我记得在9月一个灿烂的清晨，我怀抱着一个出生才3天的小女孩。这真是天赐良缘，我已经36岁，自从17年前结婚之日起便一直祈祷能有一个“莉莎”。收养的文书上只载明了她父亲的姓名。
我们不明白莉莎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寻找母亲。我们知道莉莎找到了她的出生证，然后去访问给她接生的医生。她访问了律师，也访问了我们家的许多朋友，她还发现法院里有关她出生的记录是秘不公开的，可是她仍不死心。
从此以后，莉莎日益焦躁不安。她的学习成绩低落了。她对瑞和我的态度也矜持而冷淡了。即使经常去看心理治疗专家，也没有什么用。在她18岁生日前的那个夏天，莉莎陷入了惊人的抑郁状态。“我如果不发现自己究竟是谁……我究竟属于谁，我永远不会安宁。”她常常说。
每次她说这样的话，我都心如刀割，内心充满了矛盾。我是这样坏的母亲吗？如果莉莎找到了生身的母亲，她是否就会和我们一刀两断？
一个酷热的午后，我疲倦地上楼，走到莉莎的寝室前，她的房门关着，这是我司空见惯的事。“喂，莉莎，”我小声地说，“你为什么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你知道我们爱你，我们只是希望你好。”
我从那房门前后退，扶着身后的栏杆，心情很复杂。莉莎想知道她的亲生父母是谁，这对她是好事。我自私地把她包围在一股自私的情爱里，假使我对莉莎，对我自己，有充分信心，我是否应该为她解除这个包围？在楼梯顶端的寂静中，忽然一念涌上心头：你是否爱莉莎爱到了情愿为她寻找亲生父母的程度？我打了个冷战。如果我找到了，我可能会失去她。但现在我已恍然大悟，我深爱莉莎，只好冒这个险。
数星期后，瑞和我找到了一个私家侦探。“我们想请你寻访我们女儿的亲生父母。”瑞说。我们驱车回家时，若有所失的感觉已经在我心里作祟。
感恩节前一星期消息来了。“我找到了他们，”侦探说，“你们女儿的亲生父母在把孩子交人抚养之后10天才结婚，可是几个月前又离婚了。这是她母亲的姓名、住址与新的电话号码。”
我看了那姓名一眼，怔住了，不知道这桩事我是否能受得了。
3天后莉莎在电话上和她母亲谈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匆匆下楼。“她要来，”她大叫，“她明天要来看我！”
我仓皇失措，事情来得这样快。“老天爷，”我小声说，“不要叫我失去她。”我麻木地听她说会晤她母亲的盛大计划。“随后我带她到这里来。”她说。我点点头。
第二天莉莎一大早就匆匆出去，我坐在厨房桌边祈祷上帝给我力量接受莉莎的母亲，并且了解莉莎对她的感情。
忽然间她们两个并肩出现在门前——同样的身高，同样的眼睛，同样的玛瑙色头发，她们的酷似使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望着那位年轻妇人美丽的容貌，看出莉莎长得几乎和她一模一样。非常奇怪，我觉得对她一见如故。
感恩节后一星期，莉莎见到她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中的一个。她的世界渐渐趋于完整。她对她身世之谜的苦苦追求告一段落。莉莎的情绪渐稳，但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疑惧：现在如何是好？
12月2日，莉莎驱车和她的母亲玩了一整天。多少天来，她一直什么也不说，只是念叨这第二度会晤。我望着她出去，心里很想和她拥抱，但是莉莎只是对我轻轻摆手。她回来的时候，我心里痛苦不堪地想：她是不是回来拣取她的东西？
按照法律，她属于我们，但她若是内心向往自由，合法又有什么用？
这一天拖得好长，好像过不完似的。临近黄昏的时候，我听到门外停车的声音，脚步声抵达门口。莉莎走进厨房，我故意做出释然的样子。“你回家了，我很高兴。”我说。
莉莎走过来拥抱我。“我很高兴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她说，“我希望永远和他们做朋友，但我是你们的。”她紧紧搂着我，并低声对我说以前从未说过的话：“我爱你，妈妈！比以前更爱。”
我们拥抱在一起，我当时彻底了解了一个真理：为了别人而情愿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这种爱永远不会遭受损失。它只会打开一扇门，让爱再回转来……而且比以前更爱。
大爱无疆，至情无私！超脱于拥有后失去的痛苦，释手交给孩子一个属于她的世界，养母对丽莎的爱从具象到抽象，从清浅到深刻，泛化成一片海，雄浑沉郁，辽阔无垠。这就是最最母性的爱，付出所有还要反躬自省；面对失去，依然坦然真切。但是，无私的爱永远不会失去，因为谁都不会舍弃一份无私的爱！
北风乍起时
叶倾城
看完电视以后，老王一整晚都没睡好。第二天一上班就匆匆给武汉打电话，直到9点，那端才响起儿子的声音：“爸，什么事？”他连忙问：“昨晚的天气预报看了没有？寒流快到武汉了，厚衣服准备好了吗？要不然，叫你妈妈给你寄……”
儿子只漫不经心：“不要紧的，还很暖和呢，到真冷了再说。”他絮絮不休，儿子不耐烦了：“知道了知道了。”搁了电话。
他刚准备再拨过去，铃声突响，是他住在哈尔滨的老母亲，声音颤巍巍的：“天气预报说，北京今天要变天，你加衣服了没有？”疾风阵阵，从他忘了关好的窗户缝里乘虚而入，他还来不及答话，已经结结实实打了个大喷嚏。
老母亲急了：“已经感冒了不是？怎么这么不听话？从小就不爱加衣服……”絮絮叨叨，从他7岁时的“劣迹”一直说起，他赶紧截住：“妈，你那边天气怎么样？”老人答：“雪还在下呢。”
他不由自主地愣住了。
在寒潮乍起的清晨，他深深牵挂的，是北风尚未抵达的武汉，却忘了匀一些，给北风起处的故乡和已经年过7旬的母亲。
人间最温暖的亲情，为什么竟是这样的？老王自己都有点发懵。
北风南下，吹起了一路的牵挂。年迈的母亲牵挂着远方的儿子，絮絮叨叨的叮咛中是熨帖温暖的母爱；已为人父的儿子对爱子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爱之情让人如沐春风。爱，就这样实现了代代传承。然而，作者的用意不仅在于讴歌亲子之爱，更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在享受父母关爱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把我们的爱匀给父母一些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们用实际行动为父母尽一份孝心吧。
母亲的复活节礼帽
约瑟夫·蒙宁格
一个母亲的想象力居然有如此大的魔力，能使孩子小小的手工制作产生意想不到的魅力。
我母亲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每天的基本工作就是为一家九口人做饭、洗衣、采购。她为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如果我们七个孩子中，有谁胆敢踏着重重的脚步去吃晚饭，那么就会被罚上下楼梯十次；妈妈还安排我们帮助她处理日常的家庭杂务。
妈妈相信我们几个孩子各有自己特殊的本领，这使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特定的任务都倍感责任重大。比如，我大哥迈克有过人的视力，每次妈妈想要了解远处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大哥就会起到像人造望远镜一样的作用。如果哪只风筝被卡住了，二哥约翰的爬高技能总会一试身手。我呢，是我们家那辆老式汽车的向导。妈妈的身材不高，开车既要看清前面的路，又要注意车身两侧与道路边缘的距离，这对她来说太困难了。因此，只要妈妈驾车，她就会让我坐到后座上，不时地向她报告车子开过时两侧留下的空隙。遇到转弯，妈妈总是小心翼翼地让汽车缓驶过路牌标志，就像水族馆里的鲸慢慢游荡在玻璃水池中一样。
然而，有能力把全家整理得有条不紊，只是妈妈的一个方面。她丰富的想象力使她在各个方面都得心应手，并且能够胜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妈妈从不相信舞台上表演的魔术，相反，水龙软管给金属桶充水的声音，小树林边寂寞开放但执著旺盛的蒲公英，却能让她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悠然记得，那时在厨房窗外，妈妈精心设计了一个小花箱，里面种着罗勒、百里香、欧芹等许多花草。每到春天，一个用竹子做篱笆、多米诺骨牌做花间小径的微型花园，就会灿然出现在妈妈手中——当然，其中自然有用扇贝盛上水做的池塘，用高尔夫球座给鸟做的浴缸……天气转暖的时候，园中的花草就会葱葱茏茏地长起来，活像一座美丽的森林。
妈妈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她的魔力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快到复活节了，那天，妈妈一直在集中精力收拾房间，根本没注意到我戴着一顶自己制作的复活节纸帽回到家里。那时，我脑子里充满了复活节的神秘传说——白兔、藏红花，翻来覆去想的就是复活节的游行。
可是那顶纸帽却十分平常，它不过是用一只纸盘做成的。为了体现春天明快的旋律，我特意用纸剪出鲜花、白兔和太阳，把它们全都粘在纸盘的表面，可它仍然显得那样平淡无奇，毫无生气。我绞尽脑汁，把一枝柔嫩的柳条盘扣在帽檐上，又用绿色的手工纸剪出一棵小树，将苏格兰式的荷叶边固定在帽上。这样，只要戴帽子的人低下头或弯下腰去系鞋带，那棵小树就会快活地上蹿下跳。
我不敢想象妈妈会对这件礼物作出什么反应。我想，它也许只能和其他许多我带回家的手工制作一样，被束之高阁。我也知道，我的哥哥姐姐们都会朝我龇牙咧嘴，讥笑我愚蠢，然后装模作样地把它戴在头上，责问天底下怎么会有用纸盘做复活节礼帽的傻瓜。我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对这种事，我早就无动于衷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妈妈的反应却异乎寻常。复活节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春日，路边的鲜花怒放，格外引人注目。妈妈戴着我做的那顶帽子去做礼拜。她做这一切时，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丝困窘难堪，倒让人觉得是在做一件庄重而时尚的事情。
走下汽车的时候，她用别针把帽子别在头上，把松紧帽带系在颌下，然后穿过那些身着复活节盛装的男男女女，从容地走向教堂。我知道我不该要求妈妈把这一切做到底，我想她不会就这样走进教堂。
我至今仍记得，那时，我凝神地看着妈妈，她走得很轻，就像是飘进了教堂。
妈妈没有看我一眼，到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她如果那样做了，无疑会破坏那种气氛和情绪。帽顶上的小树枝在春天的轻风中摇摇曳曳，帽檐上的柳枝互相缠绕，从妈妈的右耳边垂挂下来。在走进教堂的一霎时，我忽然感受到一种爱的情感，那样博大和充实，使我无法把目光从妈妈身上移开。
她戴着帽子径直走到教堂的坐椅上，在礼拜开始之前才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把一副更为郑重的面纱罩在头上。然而在孩子的小小童心中，那顶纸做的帽子比起所有坐在我们周围的妇女所戴的帽子都更为高贵、庄重。
我早已不记得礼拜仪式之后，妈妈把那顶帽子怎么样了。但我宁愿相信，帽上垂下来的那一挂绿柳就长在妈妈的小花园中，蓊蓊郁郁。
固然“我”对复活节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固然“我”煞费苦心制作了这顶复活节的礼帽，但“我”不得不承认它的粗糙和难看。然而，母亲却戴着它走进了教堂，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隆重的仪式。刹那间，帽子承载了太多的高贵和光荣，这是母亲无言的爱所赋予的。而这种爱，又是多么的新颖和深刻，那里有母亲的肯定和鼓励，以及她沉默的赞许。正是这种爱，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感谢母亲，感谢这特别的爱。
两本小学课本
袁国良
一天，我收拾屋子，找出两本布满尘土的小学课本。女友问为什么还不扔了，我抚摩着书半晌没说话。
妈妈是个一字不识的苗家妇女。家乡有种风俗，一个女人在逝去时，口里必须含银（或金）才能入土为安。所以在贫困人家，积攒些小小的银饰便成了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那一年，妈妈起早摸黑喂了两口猪，终于置了一对银手镯。
在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妈妈时常进城给我送些吃的。她知道我复习忙，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去。有一天，妈妈去了不久又回来，拉我到僻静处，“伢，我替你买了两本考大学的书。”
“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常听人说学校外面时常有人用假书、假资料来骗那些来自山区一字不识的家长。
“人家说，只要用这书，考大学包中。”
“哪来的钱？”
“镯子换的。”
我抢过书，撕去包装，一阵巨大的绝望顿时袭上心头：两本小学课本竟然就骗走了妈妈的镯子！
“伢，行吧？”
望着满怀期望的母亲，我强压下泪水和屈辱：“行，妈，行的！”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妈妈高兴极了，说是两个镯子花得值。她甚至想找卖给她书的人道谢！
“你妈后来知道真相了吗？”女友问。“没有。我永远都不会让她知道。”
朴实无华的母爱，隽永长存的感恩。金玉有价爱无价，那用手镯子换来的两本小学课本，承载了母亲殷切的期望以及对爱子真挚的爱。而儿子美丽善良的谎言，又包孕了对母亲多么坚定的感恩之情啊！
别样的父爱
佚名
那年我16岁，体重39千克。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市6月的天气格外闷热。我父亲想让我在暑假找份活儿干。他的一位朋友是建筑商，于是我就成了这位建筑商手下工人的帮手，报酬是每小时75美分。
我一点儿也不想工作。我想和朋友们驱车兜风或者与他们一起站在超市门口谈笑、搜寻女孩子。但是我不能违背父亲的旨意。父亲肩宽背阔，脸色红润，我不敢惹他生气，不敢看他因生气而瞪圆的蓝眼睛和逐渐变红的脸孔。
父亲是一家大公司的总工程师兼主管，从离开校门那天起他就在这家公司任职，不同的是刚开始他是当检查员，身着军装足蹬皮靴，腰间挎着手枪。
父亲在家里通常很安静。他突然发声的大嗓门总是将我吓个半死。他从不嚷嚷起来没完，最多只吼几句简单的话，这足以令我魂飞魄散。我对他的爱之中居然包括这种恐惧。
第一天上班是父亲开车送我去的。一路上我紧张、害怕、委屈，一点儿自信也没有。我带着妈妈为我准备的午餐。
车停在一条杂乱的小街旁，一伙人正在盖酒店。看来这个假期我只能给木匠递东西了，希望我的木匠师傅能够和蔼可亲。这一辈子我还没干过体力活儿呢，最多只是受雇帮人捡捡球和推着剪草机修剪草坪。
父亲把我带到工头儿面前，对工头儿说：“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然后就离开了。
我站在那一声不响，等着工头儿派我去给一位好心肠的木匠帮忙。可是，工头儿却递给我一把镐和一把锹，让我到一个壕沟里去。壕沟足有1米深，用来做酒店的地基。沟里面膀大腰圆的黑人们正挥舞着镐和锹。两个工人给我让出一个空位，我跳了下去。
在烈日下的最初几个小时我只知道机械地举起镐，抡下去，再举起，再抡下，直到泥土松软了，再把锹插进土里，将土扬到沟外。
我根本没力气干这种活儿。我的背、我的腿、我的胳膊、我的肩膀都在颤抖。我唯一的希望是工作赶快结束。
干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我开始恶心。中午，一声哨响，所有人都停止了工作，走向阴凉地。一个人对我说，到吃饭时间了。
我看着自己的午餐口袋，胃翻了个个儿，胃里的东西向上涌起。我走到工具棚的一角，开始呕吐。胃倒空后我走回阴凉地，躺了下去。有个人说：“你得吃点东西。”
“我不吃了。”说完，我闭上眼睛睡了。下午1时，一声哨响，我醒了。一个人问我：“你还好吧？”
我点点头。如果开口，我可能会控制不住哭起来。
我们回到壕沟里。我拿起锹，将身边的松土扬出沟外，然后抡起镐。我还是头晕，感到闷热、乏力。
这样干了40分钟左右，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抬头看着他，他一定是来带我回家的，他原谅了我的无能吧？可是我想错了。他说：“走，我们去买顶帽子。”
工地的所有人都戴着帽子，有草帽，有棒球帽。我什么也没说。
在车里，父亲用略带骄傲的柔和语气对我说：“听工头儿说你吐了，没吃饭，还不肯告诉他。”
“没什么。”我羞愧地瞅着窗外的马路，使他相信我是个勇敢的人。
接下来是一路沉默。到了市里，他把我带到一家杂货店。杂货店里有空调，还有餐桌。他递给我一瓶汽水，让我自己点三明治。
之后我们穿过街走进一家超市，父亲为我选了一顶软木遮阳帽。戴上这顶帽子我可以在非洲大草原上欢快地追赶狮子，但是在拉斐特市我可不想戴这种玩意儿。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回到工地后，一位伙计说：“帽子真不错。”我跳进壕沟里。我身边的人说：“现在你没事儿了。”他说得对，我的确没事儿了。不知为什么，同样的细胳膊瘦腿儿削肩膀，我却感到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下午5时，收工的哨声响了。我登上公共汽车回家，臂上、手上、脸上、脖子上、衣服上，浑身上下满是尘土。
父亲已经将我的故事告诉了妈妈和姐姐，我一踏进家门她们就满怀敬意地上前欢迎我。她们很担心，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我很好。我不能实话实说，与其坦白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不如干脆承认自己无能，不仅体力方面差劲儿，连男子汉的起码工作都干不了。
第二天一早，带上帽子和午餐，我踏上了开往工地的汽车。我又跳进壕沟里，这回我一点儿也没恶心。中午在阴凉地吃过午饭后，工作又开始了。我一直干到傍晚收工。到家后我还是说我很好。
工地上的活儿实在太累人了，但是经过第一个上午，我已经能忍受一切了。地基挖好以后，我又被派到另一个工地，帮助建童子军食堂。我具体的工作是协助挖化粪池。黏土太硬了，工头儿不断地用水管浇土，我们还是挖得很吃力。后来我居然可以扛着30千克重的水泥袋子行走了。到夏季结束时我的体重增加了8千克。
实际上第一天父亲到工地看我时很想把我带回家，但他知道自己不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的话，我肯定会整天在家里喊着要成为某某名人，成为男人中的男人，就这样空喊一个暑假。于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父亲把我带到工地上，还给我买了一顶帽子。
父爱不全是温柔的。一味地溺爱，未必就是真正的疼爱，反而可能会与意愿背道而驰，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偶尔严厉也许会更好些。适当给予儿子一个锻炼的机会，让他吃一些苦，儿子才会更懂得人生，更好地把握生命，更好地成长。
父亲与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父亲对儿子的爱，是让儿子成长为一个。
老师的泪
齐玉
初二时，我竟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我的语文老师。
老师姓杨，爱穿白色的裙子。她在讲台上讲“蓝蓝的天青青的草”，像一片白云飘来飘去，轻盈极了。
她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笑时，便成了甜甜的弯月……
“齐玉。”杨老师叫我。
我发怔。
“为什么走神？”她停止讲课，走到我面前。
云飘到我眼前……可我仍愣愣的。“我，我喜欢看你的眼睛。”我说。同学们爆发出哄堂大笑。在笑声中，她的脸红了，美丽的眼中似乎还有泪水——她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呢。
“你——你请出去。”
我懊丧地走出了教室。她从没发过火，这一次一定真生气了。
第二天，杨老师叫我们写周记，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把心中的苦水倾倒出来：“美丽的妈妈死了，爸爸根本就不管我，整天就知道玩麻将、赌博，结果被公安局抓走了，判了三年徒刑。我冷了、饿了、怕了、病了，也没人知道。那时我常常一边哭，一边看妈妈的相片。可现在我长大了，是个男子汉，我不哭，把泪水咽在心里。我只有恨，恨我爸。我毕竟是个孩子，需要爱护，需要有人听听心里话。我选择了我的语文老师。因为，她像妈妈。”
不久后的一天，杨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宿舍，我诚惶诚恐地走进她的房间，只见她眼睛红红的。
“原谅老师，好吗？”
泪水涌出我的眼睛，尽情流淌，在同学面前，甚至在爸爸面前，我从不流泪，可在她面前我做不到。我哭了，尽情地哭了。
她等我哭完，便为我擦干泪水，轻轻地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小姑娘上中学时，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亡，只剩下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当小姑娘绝望时，是她的老师收养了她，给她生活的勇气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后来，小姑娘考上了师范大学，可老师不行了。弥留之际，小姑娘跪在老师的床前，哭着说：‘妈妈，我还没报答您呀！’老师却含笑说了一句：‘给你未来的学生吧……’”
杨老师泪水盈盈。
我明白了：“杨老师，你也……”
她擦了擦眼泪，微笑着扶住我的双肩：“你是个男子汉，对吗？”
我呜咽着点点头。
“你恨爸爸，这不好。男子汉不这样，男子汉是笑着对待整个世界，真的。笑一笑，你笑一笑。”
我咧了咧嘴。
“我会帮助你的——像我的老师一样。”她眼中突然滚出了泪水，洒落在我的额头上。
“记住你是个男子汉，做个乐观正直的人！”
我狠狠地点点头。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觉得我额上有着圣洁的印迹。我永远也忘不了。
每一滴眼泪里都蕴藏着一个故事。老师的眼泪就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它折射出师魂的崇高、伟大。老师的眼泪滴在作者的额头上，化作一股暖流流淌在他的心胸里，让他在不幸的童年遭遇中学会释怀和坚强。相信他能从此高扬起理想的风帆，自信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浪，到达人生美丽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