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业虽然能有机会与政府政要、社会名流、权威人士接触或采访他们，但一个记者终生的从业经历能与世界顶尖级的名人、大师、权威人士面对面采访，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便是我偶遇的平生最难得的采访。
第一次见到丘先生是在2004年12月16日，第三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召开。应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徐有智的邀请，我和《人民日报》记者江南、新华社记者张乐、《中国青年报》记者董碧水、《文汇报》记者万润龙、《浙江日报》记者张冬素一起赴港参加会议。这次赴港其中也有老朋友徐有智的精心安排，作为主管浙江大学宣传二十多年的宣传部副部长，他早就想给我们创造“轻松轻松”的机会了。
事后方知，其实这次赴港是徐有智与丘先生一起策划的。于是这次赴港之旅使我有了认识丘成桐大师的机会。
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我对丘成桐的了解非常肤浅，只知道他是数学家，是大师，是国际上有名的数学界领袖，仅此而已。赴港前，我上网搜索，浏览了他的简单情况，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又将这些材料下载下来，来不及细看就上路了。
此行的任务倒很简单：发一篇会议消息，如果可能，再发一篇会议综述之类就可交代了。徐老师说，你们好好玩玩。
其实，对记者来说，千万别抱着“好好玩玩”的心态，记者的职业向来是“时刻准备着”，要“时刻在状态中”，因为新闻随时可能发生，一旦发生，就得面对，就得采访和写作。
但徐老师一句“好好玩玩”还是解除了大家的紧张心理，毕竟，没有硬任务。因此，一开始，我们的旅行就弥漫着轻松的气氛———一次轻松的赴港之旅。
但是，当飞机在香港机场降落，当我们在宾馆入住并安顿下来，当会议的气氛扑面而来，临战的紧张开始在我们这些老记中间弥漫———记者的本能勾起了我的警觉：这次赴港，我将遇到的是我新闻生涯中最顶尖的国际知名大师，机会是何等难得，平时想一睹大师的容颜都极为不易，现在能见到，能面对面，怎能轻易放过！
我意识到，我不能错过这个绝好的采访大师的机会！
他能接受采访吗？如果能接受，那么我让他谈什么？我又该写什么？
人物通讯！
丘成桐是世界华人数学家的领袖，如果能写一个他的人物专访，或者人物通讯，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对写人物较有兴趣，也写过一些人物，但像丘先生这样的国际级顶尖人物还没有接触过，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驻省记者，连全国顶尖的大师也不容易见到，更何况国际顶尖的大师。绝对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主意一定，我便开始为自己的想法兴奋起来，也为自己开头的麻木感到自责，差一点失去机会，如果失去，岂不是严重的失职！
但是，我马上意识到，写这个人物并非易事。首先，丘成桐是大会主席，非常忙，能拨冗接受我采访吗？其次，据说此人非常傲慢，不容易接近，像我这样的驻省记者，并非新闻界的大腕，他能屈尊俯就？写作人物通讯必须有丰富的细节，如果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肯定无法挖掘丰富的细节，稿子就写不成。这样一想，又有点气馁了。
但是，我想，根据我写人物的经验，一次不行，还可以给下次采访积累素材，等到下次有机会时再动笔也不迟，见机行事吧。决心定了，我便开始准备问题，如果有机会采访他，便向他提问。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到了丘先生。16日下午到达，在宾馆住下后，徐老师就告诉我们，下午5点左右，丘先生要会见记者，时间是半小时。我很高兴，一种临战的状态马上使我激动起来。
会见是在大会会场旁的一个小会见厅进行的。我们坐定后，丘成桐先生就进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丘先生，他中等身材，敦实，憨厚，寸头短发，鬓发已经斑白，他并不像大陆许多长者，喜欢扮年轻，将斑白的头发染黑，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如此，不管60岁，70岁，80岁，头发都是黑油油的，好像中国的领导人永远不会老。丘成桐不是这样，他保持着本色。他圆脑袋，厚嘴唇，眉毛浓黑，不事修饰，着一件短袖衬衫，缓步进来，面带微笑，微微颔首和大家招呼，并没有外界传闻的倨傲和难以接近。
徐老师逐一将我们介绍给他后，他便在我身边坐下。
我发现自己心跳加快了，毕竟是世界级的大师，我不知道他的脾气，不知道我的提问会否招致他的反感或不快。当然，我更知道，几乎每次采访大人物，我都会感到紧张，我的自卑感时时会起作用。此时便是如此。
我是第一个提问，丘成桐先生做了回答。我又抓住机会提了第二个问题。接着是大家提问。半个小时很快结束了。他大致介绍了这次大会的情况以及晨兴数学奖的情况。因为晚上要宴请与会者，我们还得赶到宴会厅，采访匆匆结束。
他起身走出会见厅，我趋步紧赶追上他，小心地问他：“丘先生，我想写您一篇人物通讯，您有时间接受采访吗？”
他一愣，略一沉思，边走边回答：“可以吧，你与我秘书联系。”说着，他用手指一下旁边的一个青年。这位青年马上和我打招呼，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徐老师，徐老师当然很支持我。二十多年的交往已经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经常合作，报社的人都知道，浙大的徐有智是光明日报的老通讯员，是我的好友。
徐老师认真而细心，他马上又向我介绍了浙大数学中心副主任许洪伟教授。“你要联系丘先生就找许老师，他会帮你联系的。”徐老师说。也许他觉得许洪伟更牢靠，也更熟悉，更容易沟通。这样，我就多了一个接近大师的渠道。日后我才知道，认识许洪伟老师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凡是要找丘先生，我都是通过他联系的。许老师非常热情，并且非常负责，有事找他，他必认真负责地帮你落实。
17日是大会。我们参加了，但是在这个大会上，我是聋子加瞎子，大会的通用语言是英语，所有的发言，所有的文字均是英语，而我那点英语早已还给了老师，成了真正的睁眼瞎子。
不光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陆记者几乎都不精通英语，因此浙大提供给我们的材料是中文的。这样，在会场听会已毫无意义，上午10点后，我们就离开会场开始准备稿件。稿子完成后，我们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稿，我的同班同学王小川是派驻香港的新华社记者。
到发稿时我才发现，我的同行们都没有闲着，他们并非如徐老师要求的来“轻松轻松”，而是发回去一篇篇实实在在的稿件，有些就很有影响力。
稿子发出后，我们的香港之行便进入高潮———19日，会议安排是大会报告，记者们已经没事了，大家便相约去玩。
而我已与丘先生有约，他接受我采访。他让我到他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去谈。
第一次采访世界顶尖的大师能否成功？必须精心准备提问。
我为我的提问设定了一个开头，后来证明，这个开头很有用。
与采访对象尤其是与权威的专家和大师对话，第一次见面，第一个问题往往非常重要。什么东西最能吸引丘先生的兴趣？丘先生是世界华人数学界的领袖，也是华人数学家中唯一获得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的数学家。但是，我在香港的华人数学家大会上与一些数学家接触中了解到，对丘先生在世界华人数学界的地位，国内有些数学家并不买账，丘先生显然很在乎国内数学界对他的态度，他需要得到承认，渴望得到承认。
那天在会场里，开会之前，我无意间听到我旁边一个年轻数学家的感叹，他说：“我们国家的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了。”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决定用这句话开头，我相信丘先生会感兴趣！
丘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数学中心主任，他还在台湾、北京、杭州各建立了数学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数学家。作为一个美籍华人，丘先生的爱国热情由此可见。
丘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很狭窄，约10平方米。我走进他办公室时，浙江大学数学中心执行主任刘克峰教授已到了。对这位年轻的数学才俊，我将在本书另文中介绍。
没有任何客套，我的采访直入主题：“丘先生，有人说，中华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他闻言一愣，接着，一股笑意在他一向严肃的脸上荡漾开来。丘成桐以严肃著称，个性如此，平时难得见到他的笑脸，据说许多人都怕他。我的问题显然已激发了他的兴趣。我分析过，如果《光明日报》能以《中华数学进入丘成桐时代》为题进行报道，这将意味着祖国对他的认可，这肯定是他所希望的。中国数学家中有部分人排斥丘成桐，其中一个原因是丘先生曾经直率地批评中国数学界。我在采访丘先生之前曾与刘克峰探讨过“中华数学进入丘成桐时代”这一提法是否妥当，刘克峰认为，这个提法好，非常好！
没等丘先生回答，我紧接着说：“如果你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标题———中华数学进入丘成桐时代，我就用这个做标题！”
其实，我知道，让他回答这个问题是有些为难他，我不需要他正面回答，只要他不反对。
果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访谈就变得非常顺畅。原先谈半个小时的约定宣告作废，丘成桐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谈了两个小时。这是何等难得的两个小时！对于一个学术活动非常繁忙的大师来说，能接受我两个小时的采访是多么不容易！
采访结束，他竟主动邀请我共进午餐。这使我大感意外。一起吃饭的还有世界理论物理的权威格罗斯，这是一个被称为“活着的牛顿”的顶尖级人物。此外还有刘克峰和另一位数学家。我们就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餐厅的大堂，与许多普通老师一起吃了一餐饭。在国内，像他这样的大师怎么可能和普通老师一起在大堂用餐呢？非得供起来，密封在豪华包厢里不可，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对知识对权威的尊重。
这次采访奠定了我与这位国际大师的关系，此后他每次来杭州几乎都会让许洪伟通知我。
这次独家采访成果丰硕，我发了一篇消息《中华数学已进入丘成桐时代》，这篇稿子引起较大反响，赞扬的有，批评的有，气愤的有。国内一位数学家给我来信，非常气愤地指责我说：中国那么多数学家，为什么不写，却写一个外国数学家？并指责我把丘成桐抬得太高。
也有人赞赏这一报道很好，中华数学进入丘成桐时代，这一消息出自中国知识界最权威的报纸，当然是很有权威的。
此外，我还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深度报道《中国离数学大国还有多远》；我还在《中华读书报》刊发了7000多字的人物通讯《一个华人数学家的数学强国梦》。看了报道，丘先生从美国通过许洪伟向我致意。
香港之行满载而归。但是我没想到，我还会有机会采访这位数学大师。
2006年，光明日报总编易人，新总编到任后对《光明日报》版面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开辟了“改革与探索”、“国学”、“人物”3个新专栏。《光明日报》原规定稿子一般不能超过3000字，而这几个栏目打破了这一规定，可以发整个版。
新专栏召唤新主编，新主编实行竞聘上岗，这一光明日报用人制度上的改革搞得热火朝天，竞聘结果是，几位年轻人走马上任：“人物”版主编是原总编室青年编辑邓凯。这是一位事业心极强并且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一上任就向我约稿。
能发一个整版，尽管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已经二十多年，这样的机会却不多。我决定写。第一篇一定要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我想到了丘成桐。选题报给邓凯，马上得到热烈的响应，邓凯很高兴，让我尽快采写。
给许洪伟打通电话，询问丘先生回国的时间，没想到，许告诉我，丘成桐1月中旬就将来杭州。我马上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许。许与丘联系了。消息很快反馈回来：丘同意接受采访。
2006年1月11日下午，丘成桐抵达杭州，当晚8点，他就在浙大灵峰山庄接受我的采访。
丘先生是个生活上非常随意的人，吃住行均不讲究。他每次来国内讲学或者参加学术活动，来往的机票均自理，并且他从来不收一分钱的报酬，二十多年一概如此。这使我对他由敬重而景仰。当今社会，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人人讲金钱，重利益，拜金主义盛行。而一个华人数学大家，却为了祖国的数学事业，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希望祖国的数学事业能迅速发展，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品质啊！
因为已经有了香港的基础，我们的见面非常随意。但采访开头并不顺利，他大谈对中国数学界的意见，对国内学术腐败的愤慨、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记者，我对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有兴趣。如果不是功利地去看这次采访，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作为记者，能听到这些内容，尤其是能听一个世界顶尖的大师揭示中国学术界深层次的问题，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从纯新闻的角度看，这些内容极具新闻性。但是没有用，在新闻是喉舌和工具的今天，在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实际上“为主”已成为正面报道全覆盖的今天，许多东西属于“不许”范围，我无法逾越“不许”的职业雷区，我没有能力更没有权力将他的真知灼见公之于众。我就曾写过一篇丘先生谈国内社会现象的稿子，报社就感到非常为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把锋芒全磨平了才勉强发出来。同时我也深知，我不可能占用他太多的时间，我必须抓紧把我需要的东西挖掘出来。因此我几次试图打断他的话题，但他却坚持：“我知道这些内容无法报道，但我还是要说！”显然，他是感到心里憋得慌，希望一吐为快。
我只好耐心听。
大约1个多小时后，他才转入正题。于是我按照人物通讯的要求，开始了解他的人生经历，走进他的生活，感受一个世界级大师的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
谈着谈着，他的话题忽然又转到中国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沉重的课业负担，讲到中国孩子的不堪忍受的苦，满腹的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担忧。他认为，孩子们的苦难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家长望子成龙的观念造成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家长望子成龙的牺牲品！
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我马上决定写一篇消息，标题是《丘成桐告诫中国学生家长：不要让孩子成为家长望子成龙的牺牲品》。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加上原来的积累，我很快完成了8000多字的人物通讯《丘成桐：站在世界数学之巅》。
稿子2月14日以整版的篇幅刊出。
因为认识了丘成桐先生，我后来还采写了他的学生刘克峰和朱熹平，都是整版的长篇人物通讯，“人物”版还约我接着写下去，再写几个国内顶尖数学家。我约了杨乐先生，开始他没同意，后来我把丘成桐的人物通讯发给他，他看后同意了，并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但是，后来因为有了“丘成桐炮轰北大”事件，闹得满世界沸沸扬扬，有人告状到中央，批评《光明日报》对丘成桐的报道太多，而这些报道基本上都是我采写的，报社感到了压力，让我把杨乐的报道暂时停一停。这一停就停下了。
后来我有几次见到丘先生，2009年夏，浙江大学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为丘先生做60岁生日，我还发了一篇《“数学皇帝”过生日》的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