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麟在热河已经统治了八年，他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与张作霖一同起事的绿林英雄。依此关系，他在热河飞扬跋扈，作威作福。他自命是天上星宿转世，降生来辅助张作霖的。所以几位同泽兄弟中，他们称吴俊陛为黑熊投胎，故此吴家平时养起几只大熊，吴本人行动走路也都模仿熊的动作。另一位把兄弟张海鹏，则自称是张飞转世，因此一遇关羽庙，他便进去叩头，向关羽泥像称呼二哥。这位汤玉麟，则说是猛虎投生，所以他酷爱老虎，在客厅里摆着一只老虎标本，墙上挂着他手持机关枪骑在虎背上的照片，他坐的椅子上蒙着一张虎皮，就是平时他坐着谈话时也常常是两手握拳前扑桌上，借以表示“虎威”。因之，人们给他取名汤二虎。
汤二虎1871年出生于辽宁省阜新县新民乡四道沟村。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靠种地为生，生活虽不宽裕，日子倒也平静。可是自从三儿子出生，汤家就不得消停。这是一个鲁莽顽皮、胆大妄为、好惹是生非的淘气鬼。
稍大一点，他便打遍街，骂遍巷，打起架来生死不顾，与他同龄的孩子没有不怕他的。
长到16岁以后，喜欢拜把结交，习武弄剑。他见钱眼开，好赌成性，成了经常出入赌场的大赌棍，在赌场他用烧红的铁条烫自己的肋巴骨，眉头不皱，谈笑自若，赌场上无人不怕他。有一次为了夺一个宝局，他在翻滚的油锅中捞秤砣，将手指头的皮肉烫焦，但他面不改色。在一次打牌中，他输光了赌本，便掏出牛耳刀从大腿上刷地割下一块肉来，血淋淋地扔到地上，他朝局东大喊：“我他妈的在天门上押上这100两，赶快给我翻牌亮点儿！”
后来，汤二虎在赌场上闯下了三条人命被官府追捕，他跑进深山，在一个叫红螺砚的地方聚集了五十多人，拉帮结伙，当起了绿林汉。
当时张作霖在八角台独霸一方，是辽西一带拉大帮的绿林头目，手下有二百多人。汤二虎在绿林中揭竿之后，引起张作霖的注意。他认为汤二虎敢作敢当，又很讲哥们儿义气，不愧是绿林中一条好汉，于是就想方设法拉汤二虎入伙。
汤二虎投靠张作霖以后，忠心耿耿不惜卖命求宠。一天深夜，张作霖的人马被官兵包围，众寡悬殊，情况十分危急。经过激战，张作霖、汤二虎带队冲出重围，骑马跑出一段路程以后，发现张作霖的妻子和儿子学良没有冲出来，张作霖极为伤感，但为了保存实力，必须迅速摆脱追兵，他咬咬牙说：“众弟兄上马快走！不要管他们了！”一向重义气的汤二虎却不肯走，他执意又返回重围，终于在混战中，救出了张学良母子，张作霖见到妻子和儿子，心情无比激动，双腿一屈，欲向汤玉麟下跪谢恩。汤二虎向前一步，急忙将张作霖拉起，说了声：“逃命要紧！”几个人便飞身上马，疾驰而逃。从此，汤二虎在张作霖手下任师长，并率部驻进了热河。张作霖又封汤二虎为热河都统，军政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上。
张作霖被日本人阴谋炸车，暴死在皇姑屯之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并依其所望，把热河划归东北，实行省建制。从此，东北三省又增加了热河省，变成了东北四省，由张学良管辖。张学良子继父辖，对汤二虎仍然非常器重，汤二虎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张学良便任命汤二虎为热河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热河上将司令。
汤二虎盘踞热河，把热河视为他的私产，全省的军、政、财大权都控制在他一人手中，俨然像个乌桓小诸侯——热河古时称乌桓。没几年，就经营起一个封建军阀汤氏小朝廷。从省到县的要职肥缺，大部由他的家族和亲信把持。他的大儿子汤佐荣任禁烟局局长兼任热河省兴业银行总办，他大开烟禁，中饱私囊。他的二儿子汤佐辅任省财政厅长，独揽全省的财政大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富得流油，老百姓穷得流血。汤二虎和他的两个儿子被称为“汤家三虎”。
“汤家三虎”纵兵殃民，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残酷剥削，使热河的经济贫困到极点。
日本侵占热河前，张学良曾派员到热河视察。汤二虎对来人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来看热河的军政，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若两只眼都睁着看，那就错了。”这个大员回去对张学良说：“热河让老汤弄得民不聊生，现在的热河就像一挂鞭，一旦有事，只要一个炮响，整挂鞭就会噼噼啪啪地响起来。如果要热河就别要汤二虎，要留汤二虎，就必丢热河。”
日军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东北三省拼凑了一个伪满洲国。接着又对热河垂涎三尺，一心想把热河吞掉。汤二虎在沈阳有巨额财产，又想盘踞热河，所以他对日本鬼子不敢得罪。日本侵略者抓住他这个弱点，把汤二虎控制在手里。“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汤二虎在奉天的家眷便携带金银财宝，躲进了奉天小南关的法国天主教堂避难。日本驻奉天的特务机关赶快派伪满洲国的外交大臣谢介石的弟弟、汉奸谢覆西到天主教堂去看望。并对汤家自我介绍说：“我是汤家二少爷的朋友，前来保护汤家生命财产的安全。”给汤二虎吃了一个定心丸。不久，汤二虎的妹妹等人，在谢覆西和日本宪兵、特务的保护下，乘南满火车去大连，后又搭乘轮船去天津，住进日本租界内的汤二虎公馆。对此，汤二虎心领神会，他对部下说：“日本人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他拉几个粪蛋。”
伪满洲国在长春粉墨登场时，汤二虎由于惧怕人民的压力，未敢公开亲自出席会议。日本侵略者明白汤二虎的心情，便任命他为伪满州国参议长兼伪满热河省主席、热河省军区司令。当谢履西把委任书交给汤二虎时，他装模作样地说：“雨亭是我的拜把兄弟，日本人把他炸死，又强占了东北的地盘，我不能那么混蛋，去做他们的官，那样就猪狗不如了。”于是他通过邮电局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但他心里又怕因此得罪了日本人，事后又派谢履西到长春向日本关东军表示道歉。
日本侵略者看这一招未立即奏效，又派素与汤二虎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卡见化装成中国人到承德劝降，归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军中的爱国官兵跟踪追杀。后又有汤二虎的拜把兄弟、已投降日寇的张海鹏等人不断派人来劝降。汤二虎不敢公开投降日寇，暗中与日寇勾勾搭搭，为保自己，煞费了一番心机。
可惜的是，汤二虎虎威，并没有用在对付强寇上，而是全用在了加害百姓、贪赃枉法方面。他把热河当成汤家的私产，委派大儿子充任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担任财政局局长。热河的禁烟局根本不是禁烟，而是指派老百姓种烟纳税，或是假借禁烟之名，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对上的名义是筹措军饷，可实际上，热河的军饷，常常是数月不发。在这方面，汤玉麟有句名言：“雄兵百万，发饷就散。”按此思想养兵，怎能卫国保民呢！
当换汤保热河的消息被汤二虎知道以后，他破口大骂说：“哪个王八蛋敢趁火打劫，让他白刀进去，红刀出来。热河这块地盘永远姓汤！”张作相深知汤二虎的蛮横脾气，倘若闹出点事来，与谁都不好，所以他便出来当说客，婉言劝导张学良暂缓换汤二虎，容他去做做汤二虎的工作，如果处理不当，汤二虎可能要铤而走险，投到日本那一边去。张学良表示同意后，张作相立即派心腹到热河劝说汤二虎，向他回首过去，婉陈利害。汤二虎听了张作相派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情绪略有缓和，马上表示：“我是国家的疆吏，守土有责，要誓死抗战，决不丧失国土。”他口头上这样说，但口是心非，对抗日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而是脚踏两只船，一切以自己的利害得失出发，看风使舵。
1933年1月3日，日军沿北宁路向山海关进攻，不多日就侵占了山海关。并集结兵力，准备向热河进攻。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保卫热河，保卫平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抗日烽火席卷全国。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剿共”，叫喊“先安内，后攘外”，他对群众提出的保卫热河、长城抗战等口号不感兴趣，说什么日军来势凶猛，锐不可挡，热河是保不住的等等。但由于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能不故作姿态，以蒙骗人心。一天，蒋介石坐在太师椅上，对宋子文说：“现在全国各地抗日救国的呼声很高，我想劳驾于你，以代理行政院长的名义去热河走一趟。”
宋子文说：“那么大的事你不去，张学良、汤玉麟向我要人、要枪、要钱怎么办？俗话说，打麻雀还得丢把米，如今打日本，你一点本钱也不下，我这个院长去管什么用？”
蒋介石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去一趟也会提高你的身份的。你去以后，见机行事了。”
宋子文当时正是年富力强，颇具野心，为了敷衍舆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便于1933年2月17日偕同张学良和随员、卫兵一行人马，分乘30辆汽车，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汤二虎闻讯后，认为这些人来热河于他不利，于是又骂起街来：“小六子是不是勾结宋子文来打我的主意？”他的左右幕僚们便极力劝说：“因热河防务吃紧，他们是代表中央来视察的，阁帅可趁此机会向他们多要些钱，多要些东西，这是对咱们有利的事，应当表示欢迎。”汤二虎感到这些话有道理，就于当日下午5时在市郊广仁岭梁上迎接。汤二虎当晚主持了热河省政府的欢迎宴会，宋子文在会上装腔作势，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发了一番豪言壮语，开了些空头支票，就算来热河抗战了。他丝毫没有准备兑现，只在承德玩了一天，逛逛离宫，看看外八庙，就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功去了。
宋子文、张学良离开承德，把同来的张作相、孙殿英留下，让他俩与汤玉麟研究军事问题。汤二虎当即提出军饷、被服、枪械、弹药等要求，都是张作相、孙殿英无法解决的问题。汤二虎当场咆哮起来：“他妈的！看样子是雷声大，雨点稀，嘴上说得好，没有真格的，要啥没啥，怎能抗战？这样的抗战不是哄人吗？”
其实，在日寇进攻热河前，在长城内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国民党驻军达十万多人，兵力并不少，只是由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不能进行有效的抗战。汤二虎有步骑兵五个旅，三万多人，光在承德附近就驻有一个步兵旅，炮兵、骑兵各一个团，还有工兵、辎重兵、通讯兵等，但这些官兵素质太差不能打仗。汤二虎把希望寄托在身边的江湖术上，日军压境，吓得他算卦问卜，听命于天。
日寇经过准备，悍然于1933年2月28日兵分三路向热河发起进攻，热河的汤军看见日本兵过来，一枪不发就望风而逃，溃不成军。北票、朝阳、建平、凌源相继失守，号称险要地段的平泉黄土梁阵地，也自动放弃，从朝阳至承德的大道完全敞开，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这时的承德市风声鹤唳，乱成一团，富室巨商、军政眷属纷纷向平津逃窜。坐阵热河省会的省主席汤玉麟不去抗战，竟然调动前线军用汽车240辆，满载他平日向老百姓搜刮的鸦片、金银财宝、古玩等物，于3月3日下午置承德于不顾，弃城往古北口方向逃去。
主帅张作相疾马赶到承德时，承德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汤玉麟只顾用大批车辆抢运私人财产，置紧急军情于不顾。张作相找他，他人不见面；打去电话，他电话不接。此刻，划归张作相指挥的各路兵马，见此情景，全观望不前了！张作相设在承德旧将军衙门里的总指挥部，除了几名参谋文职人员，兵将全无，实际是他孤身守城。
3月3日早晨，城外枪声四起，张作相独自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大烟袋，两眼流泪，问他什么话他一句也不说……副官卫士见此情景，硬是把他拖进了汽车，拉往他儿子张廷枢的旅队。
日军探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派一个骑兵挺进队，翻山越岭，昼夜兼程，于3月4日进入承德市。实际上只是一支128人的小股骑兵，刀不出鞘，兵不血刃，顺利的侵占了承德。东京陆军头目得知此消息，怕不可靠，经向国民党政府驻东京公使询问，才得到证实。
至此，热河全部失守，喧嚣一时的热河保卫战，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
热河战败失守的消息传到北平之后，张学良气得顿足捶胸，立即通缉捉拿汤玉麟，查抄他在天津的家产。汤玉麟吓得化妆成农夫潜逃在外，不敢进平津。但张学良的这些举措，丝毫未能减弱舆论的气愤。自从热河战败消息传到北平之后，舆论大哗，全国同声谴责南京政府的军事和外交，而张学良当然又是众矢之的，被国人攻击谩骂得体无完肤。南京政府内部的汪精卫，也趁机跳出来，对张学良大加挞伐。张学良很清楚，汪精卫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可洗清自己，又可借以打击蒋介石，张学良实是他们派系之争的替罪羊。
张学良对此虽然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此刻却是有苦难言，有口难辩，即使他浑身是嘴，也无从诉说。他唯有悔恨、气恼、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