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末夏初，史美珩教授把他研究的《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的书稿寄给我，希望我阅读后能提些意见并写篇序。我读完全稿，形成了三点认识。
一
《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冲破了我们这代人习以为常的“以论带史”的治史方法，坚持了从真实的历史出发引出相应的结论，从而挖掘与整理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资料，如史弥远为相期间发生的“八年抗金”史、理宗初期史弥远辅政时大量的军政文化建设史。该书认为，这是南宋高宗禅位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段历史。这一研究成果，拓展了全面认识南宋历史的空间，这是本书对南宋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研究历史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这是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本书坚持“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的。
二
南宋历史上关于“战”与“和”孰是孰非的争论，自高宗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一直是以“战”为是，以“和”为非。
在我看来，“和”“战”的是非判断，作为国家战略决策，应根据当时的情势决定，以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为标准，而不能以主观的好恶为标准。根据当时的情势，该战则战，该和则和。“和”并不否定“战”，“战”亦不否定“和”。只有能“战”方能成“和”，不能“战”也就不能成“和”。“和”与“战”是辩证的统一。一句话，是“战”是“和”要根据当时的情势，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客观政治标准。
三
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宋史学家，对本书论述的南宋历史上那些具体问题如何评价，我没有发言权。但我认为，《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这部书，从治学的态度说，严谨朴实，一丝不苟。书中的每个观点都有史料作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不为史学界几百年来的权威观点所拘，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倡导“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弘扬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是我写这篇短文的主旨，谨以此为序。
段若非
2009年8月15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日中国论坛》总编，海外媒体称其为中国思想界独树一帜的著名理论家。）
序言（2）
史美珩先生于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入学后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时光。他学的是哲学专业，同时选学了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国家法历史、国家法理论等课程。1961年毕业后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中国古代兵家韬略的研究，论著颇丰。
通过多年的接触交往，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是：知识广博，刚正不阿，勇于探索，追求真理，吃苦耐劳，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因此，我尊称他为先生。
以前，我们总以为历史书上说的都是真实客观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团团迷雾。后来，我们才发现有的历史是由“笔杆子”写的，是由当权者安排写的，是由不同政见者写的。我们希望历史是真实的，如果发现被歪曲，一定要纠正过来。
史美珩先生在研究《宋史》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蓄意封杀歪曲史弥远真相的问题，因此他不惜耗时十年，呕心沥血，苦苦研究，旁征博引，编著了《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一书，客观地评价了南宋宰相史弥远的功过，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
一、过去，我们总认为诛杀韩侂胄的主谋是“奸相史弥远”，宁宗是不知道的。本书则根据史料提出，这件事的主谋是宁宗与杨皇后，是宁宗以“虎符”调殿前司护圣步军殛韩侂胄于玉津园的。宁宗当天就给参与诛杀韩侂胄的大臣加官，接着又给执行诛杀任务的将士发奖，殿前司三将连升五官。当时史弥远是礼部侍郎，不是宰相，他是宁宗的密旨付诸实施的关键人物之一，只是一员干将。
二、过去，我们总认为把韩侂胄的头砍下来送给金人、订立“嘉定和议”这两件事是史弥远决定的，所以说史弥远是个投降派，甚至有人说他是个比秦桧还坏的“铁杆汉奸”。本书则根据确凿的史料提出：“函首于金”一事是宁宗自己下旨，经文武大臣三次集体讨论后决定的。与金国签订“嘉定和议”是宁宗自己的决策，具体执行此事的是宰相钱象祖。史弥远当时还不是第一把手。
三、过去，我们总认为在宋金关系史上，南宋都是打败仗的，从来没有听说南宋曾有过一次最终取得胜利的“八年抗金”。本书根据确凿的史料，说明南宋确实有过一次坚持了八年、打得金国不能再打的“八年抗金”。而领导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人，正是一直被人说成是“投降卖国”的宰相史弥远。
四、过去，我们总认为偏安江南“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其疆土就只在淮水以南，从来没听人说过南宋曾收复过河北、山东。本书以确凿的史料指出，南宋在史弥远担任宰相期间，曾收复河北、山东，“举七十城之全齐，还三百年之旧主”，“山东三十余州复行王化，河北二十四郡喜见官仪”，使南宋的疆域达到巅峰。
五、过去，我们总认为“废济王、立理宗”是史弥远“擅自废立”，非宁宗意。本书则根据有关史料，认为宁宗生前就对济王的表现不满，立理宗是宁宗自己的意向。理宗即位时有太后做主并垂帘听政，完全合乎规制，不能说史弥远个人“擅自废立”。
六、过去，我们总认为，史弥远在担任宰相期间“窃弄威福”“擅权用事”，特别是在理宗朝独相九年期间，重用奸佞小人，排斥正人君子。本书则根据史料，揭露出大量被《宋史》封杀的事实，大开人们的眼界。
七、过去，我们评价南宋王朝的历史与人物时，大多只从“权”的角度出发，很少从民生的角度考虑。为什么素称孱弱的南宋竟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本书认为，关键是南宋君臣从高宗开始，一直比较重视民生问题，对“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贯彻得较好，史弥远也不例外。所以应把民生问题列入宰相政绩的评价体系，这是一个崭新的视野。
总之，本书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观点，集中说明史弥远不是一个“奸相”，而是一位“治国能臣”。这是对传统观点的重大突破。它是否真有道理、站得住脚，我认为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讨论，给历史人物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史富泉
2010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