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原指望她能给我捎来一些有关情报，但没人到达西安。从一位中国朋友那里，我得知她还在三原，贺龙和红军第二方面军就是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彭德怀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已经运动到南面。红军事实上已完全包围了我们；只是迄今为止，我还没见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给我们作翻译的大学生小刘，几乎发狂似的急着要访问红军营地。像许多年轻的中国左翼分子一样，他对朱德、毛泽东和这支工农军队（根据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重点转移，它已成为“抗日人民军”）怀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敬佩之情。在西安市内，我们偶尔也遇到过身穿平民服装，或穿普通官员制服的共产党代表和红军官兵；可是，这些都不够真切实在。我们想要见到的是在野战生活中的红军。
然而，在这个时候，要想出西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汽油储备是严格配用的，要搞到一辆小汽车甚至卡车，都没有可能。各种类型的机动车辆都被征作军用。我们想到租一辆马车，不过即使在中国，这也是速度最慢和最烦人的交通工具。我们只能进行一次短途访问，因为在目前这种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我们可不想走得离西安太远。
最后，我们决定不再等待。要是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就骑自行车去寻找红军。
我们设法从旅馆借来一辆自行车——这是一种旧型号的车子，配有一个很大的透光金属车牌，上面用兰、白两种颜色（分别用英语和汉语）写着：“中国旅行社”。小刘怀着义无反顾的决心，跨了上去；他为此丢了极多极多的“面子”，但这也是为美好的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在群众运动委员会，我找到了另外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俩一起从南门出发。
我们获悉，在西安西面通往甘肃的铁路沿线距西安最近的城镇咸阳，有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他们是否还在那里，却无法肯定；不过，如果找不到这支部队，我们就打算再加把劲，到三原去见贺龙。走这么远的路，却不得不依赖如此差劲儿的交通工具，真是急死人。
我们顶着来自甘肃山区的刺骨寒风，骑着自行车穿过荒凉的旷野。我们的右侧是那条铁路，据说到它的终点站宝鸡，有一趟定点火车，只是没人知道它的开车时间，而我们也更喜欢不受公共交通工具的约束。我们经过了一些泥泞不堪的破烂村庄，连点可供应的茶水都没有——这的确是中国的贫困标志。在大路上骑车走了约两小时之后，我们又来到了河边。过了这条河，便是咸阳的城墙了。
进入咸阳市内，我们直奔学生宣传总部，小刘在那里有一些北平的老朋友。在一座新建商业大楼的一个独间里，我们找到了他们。这座大楼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室内大部分空间都为架板桌所占据。宣传队员们白天就在这些架板桌上工作，晚上就躺在上面休息。我们向他们打听红军。
我们这才得知，在咸阳根本没有红军部队。可是，再往北走三十里，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驻扎在周围的农村。要找到他们，可不大容易；他们的确切地址，现在还说不准。不过，在东边的某个地方，还驻有一支红军的宣传队。学生们给我们提供了一名向导，帮着我们去寻找。
吃罢饭，我们重新出发——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我们从咸阳东城门动身启程。距城门前方不远，有一个交叉道口，通往宝鸡的铁路在此经过咸阳车站。车站的建筑物后面，有一个大酒厂，显然还在上着班。黄土地上的一座座坟墓的尖顶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金辉。
我们刚骑了没几分钟，小刘突然大叫起来：“看哪！”激动得差点儿从自行车上摔下去。“那是红军！”
在平面交叉道口的道路中间，散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个农民，一两个看上去像铁路工人的人。除此而外，还有三名士兵，似乎正在与其他人谈论着什么。
他们挎着陈旧的步枪，神态悠闲自在。他们穿得是中国士兵的那种普通兰色棉制服，总的看来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不过，他们的帽子是黑色的，棱角很突出；在帽子的正前面，镶嵌的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国民党徽，而是一枚红色五角星。
这就是中国红军的士兵。他们是拿着从政府军手里缴获的步枪，挎着中国红军兵工厂制造的炸弹和手榴弹的农民战士。他们所在的这支军队曾纵横驰骋于中国大地，为工农苏维埃政权而征战不息。在12个省份里，这些农民战士已成了传奇性的人物；即使在那些对他们毫无偏见的外国学者眼里，他们也是创造了历史的人。
我们停下车来，向他们询问大部队的驻地。那几位红军战士仍坐在那里，显得无动于衷；他们的眼光里含着审视，但又非不友善。其中的一位朝前面的黄土崖方向挥了挥手，说：“在那儿。”我们兴高采烈地告别了他们，继续赶路。看到一个外国人——当时在这些地区还相当罕见——似乎对他们并没有多大影响。
我们在迷宫般的窑洞与村庄里找了足有两个多小时，结果一无所获。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得到同样的答复：“士兵？什么士兵——哦，红军？”没有，他们说从没见到过红军。在望着我们离开时，他们压在皮帽下面的那双精明的眼睛便眯缝了起来。
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我们红军到底在哪里，直到我们完全绝望，只好又重新回到交叉道口。这时，那三个士兵已经不见了，但其中的一个农民还留在那里。他先前曾怀着浓厚的兴趣倾听了我们的友好交谈，目睹我们的友好相遇，最后终于答应把我们领到他们的驻地。他这么做，并不要一分钱。我开始真正认识到了红军强大的一个秘密：似乎可以这么说，只要有可能，中国的乡下人总会给予他们以保护和帮助，而这些对其他任何军队则从不给予。
我们直抄田间小道，绕过酒厂的围墙。天已傍晚，暮霭从河滩升起。突然间——也摸不清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两个带枪的人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他们是从酒厂的围墙阴影中跑出来的。其中有一个15岁的男孩，背着支用一根粗糙的带子挎在肩上的毛瑟手枪，脚上穿着麻鞋。我们被正式护送到了红军驻地。
紧靠黄土崖，有一个凌乱的由黄土小茅舍组成的小村庄。村庄周围有道寨墙，孩子们在外面玩耍，而老人们则在户外抽着晚饭后的一袋烟。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宁静；一走进寨墙，我们的向导便与村民们不住地打招呼。
“你们怕红军吗？”与我们一起来的那位学生宣传家问一伙小孩。回答他的是轰然大笑。老人们捻着胡须摇头晃脑地说：“红军是咱农民的军队；它是中国人民的军队。”由此看来，宣传队的工作并没有白费时间。
在寨墙之内，有一支约40人的军队住在两家不大的宅子里。我们受到这支部队的指挥者，一位身穿黑制服、约摸30出头的年轻政委的欢迎。在这支队伍中，他的年龄算是最大的了；我统计了一下，其他人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7岁。
这些年轻人像一群小学生一样把我围坐在中间。他们都携有重武器，比我见到过的任何政府军都要重些。他们中大多数人身上最干净的东西，便是自己的左轮手枪，而且全都显得生气勃勃，目光坚毅镇定，使你一下子便可把他们从与其同龄的中国其他军队的人员中辨别出来。一个用长带子吊着一棵巨大的手榴弹，一走一磕碰的14岁小男孩给我们献上茶，自始至终为他第一次见到我这个外国人那稀奇的外貌而笑个不停。
红军在其新兵身上所做的工作，成就是相当了不起的。所有与中国红军接触过的人（也包括近几个月访问过他们的几位美国记者）都注意到：这些年轻人一戴上红五星，个性便立刻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些平均年龄大都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红军队伍里存在着一种愉快、友谊和无所畏惧的气氛；不仅如此，这支队伍还体现着力量和自信，而这在用旧家庭传统培养出来的青年人中间，是不常见的。伴随着这种精神风貌的，便是行为举止的坦率与开放。而令人奇怪的是，这恰好正是西方人的特点；在他们看来，红军战士所充分表现出来的，似乎就是全部人的个性。
这支部队隶属于徐海东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彭德怀的部下和第一方面军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相比，他们还有点“嫩”。不过，这些年轻人也大都在红军中渡过了五六年，许多人一开始就是“红小鬼”。在那些由农民群众组成的队伍里，这支部队很有代表性，因为在他们中间，既没有学生，也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他们的领导是个城市工人。这又是它的一种特殊的构成方式：即在那些稍微后进的农民子弟中间，由产业工人来领导他们。
我被介绍成为一名来自英国的外国记者。“那好”，政委说：“你可以给我们谈欧洲政治。”我对这个问题几乎毫无准备，然而却贸然说道，我乐于回答有关欧洲的问题。他们显然渴望了解外界消息。
屋里挤满了年轻战士，毫无拘束地进进出出。我和小刘一块儿坐在炕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纷至沓来。
西班牙最近有什么消息？英国和法国对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干涉出面调停了吗？英国会不会加入“法——苏条约”？美国的劳工运动情况如何？英国人民听没听说过中国的统一战线？
他们所提问题涉及范围之广，国际政治知识之丰富，使我们闻之而大为惊异。这些战士都是来自河南、四川和湖南的农民。他们中有一两位曾当过学徒；他们的领导曾是汉口的一名铁路工人。在红军队伍里，他们全都学会了识字，其中的大部分人还能够写东西。他们在这里所学到的——这也是最感人至深的——便是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仅只是世界所面临问题的一部分。
在这个问题上，东北军把打日本说成是“神圣职责”，也想知道像英、美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民族独立斗争所持的态度。但红军战士们则怀有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远见卓识——无论这种见解是多么的不完善——看到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我并不想把中国的红军理想化；我与他们的初次接触时间非常短暂，给我留下的也只是最初步的印象。可是我知道，就是在黄土崖下那座微不足道的小村庄里，我与一群按任何西方标准都会被视为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战士，就世界政治问题展开了富于才智的讨论。而与我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所谓“学术中心”所进行的讨论相比较而言，我与他们的讨论知识性要更强一些。至于其中原因，是不难推测的。
当天晚上，政委要给我们办个特别宴会，他还保留着传统的好客观念。尽管我们极力反对，村民们还是把面和蔬菜等礼物，自愿送了进来。于是，我们几乎还没等弄明白，便被邀请坐到一个摆满乡村美食的桌前。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敬重，桌上还摆着核桃和糖果。当政委很庄重地把我们让到一个小饭桌旁落座时，我注意到，他也和其他那些或聚集在炕上，或围绕在屋那头的一只大铁锅旁的战士一样，吃的只是杂粮面、稀饭和麦饼。他给我们散了纸烟——“前门”，这在中国农村是一种奢侈牌号的烟——可是他自己却不抽。我的那位十足的英雄崇拜者小刘，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红军的礼物对他来说是异常珍贵的。
吃罢晚饭，该轮到我们提问了。我听过他们驻西安的发言人阐述共产党新政策的要点，然而，我还想通过实地考查，当面弄清楚宣传队所起的作用。
“对你们所遇到的乡下人，你们都讲些什么呢？光讲西安事变的‘八点纲领’够吗？”
“不，这当然不够。”这位年轻的政委答道。“不过，八点纲领是沿着民主路线迈进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真正实行民主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尚不存在。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但是，只有使人民得到某些权力和保障，这种统一阵线才能够建立起来。在西北领袖们签发的提案建议中，包括有政治自由的条款。但是，我们还必须帮助中国的农民，改善中国工、农群众的生活条件。”
“既然你们放弃了过去那种没收地主土地、区分阶级的政策，那么，怎样才能够保证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我们必须降低租税。然后，我们将没收那些不肯帮助我们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亲日叛徒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人民和抗日战士。我们要求在全中国实行义务教育。这些事情，在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辖区内就可以做到，因此，在全‘民国’的范围内，国民党政府也是能够做到的。”
“噢，我明白了。那么，你们的现行政策和过去政策的根本区别，是否可以确切地表述在这一点上——即你们现在抨击的重点放在日本帝国主义，以及顺从和支持他们的中国人身上，而不是一切帝国主义和地主了呢？”
“是的，这是为适应客观形势的紧迫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性转变。我们要与南京政府中的一切真正抗日分子实行合作，我们准备做出许多让步，以建立起这种抗日统一阵线。诚如您所知，中国苏维埃政府已经做出保证：给予一切信教者充分的宗教自由。除了日本外，我们保证保护一切来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及贸易往来。我们赞同与一切准备平等对待我国的友好国家结盟。”
这番话是对我们已熟悉的那种政策的更具体说明。对于这种变化，在西安的共产党发言人曾对我解释为是一种战术上的变化，而非政策性转变——他用的原话就是：“利用敌人在政策上的矛盾”。但这究竟有多大的成功把握，现在还很难预见。
“您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我问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如果西北危机的和平解决无望，你们会和南京再次开战吗？”
“如果仗非打不可，红军当然要支持西北方面。可是在目前，我们非常渴望能够避免内战。正是在这一点上，红军的政策有别于东北军中所谓‘左派’青年军官的政策。他们坚持除非张学良回到西安，否则就要同南京打仗。中国如果现在发生了内战，就正好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强烈支持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他说得非常直率，然而我可以想象到，要是我的那些东北朋友知道了他们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的态度的话，将会是多么的愤怒。还在想着武装抵抗，编织着“自我牺牲”计划的小刘，看来对其中的某些道理感到非常茫然。我自己对这一新战术也不很明白；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含有机会主义的味道，令人不由起疑。不过，现在还不能急于下结论。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红军开往陕西南部，是一次和平的进军，而不是战争行动。例如，这支宣传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与各阶层人民的友好关系，并打下一个牢固的信任基础，以此作为与南京实现任何和解可能的前奏。部队占用过的农家住宅，都被打扫得一干二净；穷家寒舍里那些引以为珍的小摆饰，也都在原处未动。来自三原和其他同样为红军所占领的地区的报告，情况也都如此。
然而就是这些人，他们被说成是乡村地区的洗劫者，在其身后，留下的是燃烧着的村庄和洗劫一空的寺庙。即便这样，根据中国新闻界的详细报道，还要说青年农民正在被红军强拉入伍，妇女则被“共妻”，任“共匪”玩乐。那些传教士的撤离——如果仅只是为其撤离辩护还则罢了——早在他们平安抵达上海之前，一幅“共匪”在西北实行“赤色恐怖”的可怕图景，便被描绘了出来。当然，也有一些与此相反的报道，因为那些真正遇见过红军的难民，把他们说成是在中国见到过的纪律最严明、最守秩序的一支军队。不过，这种辩解却只能使人们把红军想象得更加可怕。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返回西安。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那座可爱的村庄。然而，不管怎么说，我最强烈的求知欲毕竟得到了满足；小刘处于心醉神迷的状态。他和红军共度了一个晚上。
临近中午，西安城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正沿着宽敞的大道向前疾驰的时候，突然听见了飞机发动机的吼声。西安上空有几架飞机驶过，其中有一架刚刚掠过我们的头顶，可以看见机翼上的白色国民党徽。
是等待已久的空袭终于降临了吗？可是，西安城内并没有防空的枪炮声。飞机猛地一下子俯冲了下来，几乎贴近屋顶，然后又险象丛生地拉了上去。这是在做特技飞行，简直有点像在玩命；我从未见过如此鲁莽的飞行表演。
机场的停机坪外停着几架飞机。我们看到时，其中的两架已经升空。我注意到，飞机驾驶员穿的是国民党的空军制服。
“这是‘敢死队’在训练”，小刘俏皮地说。看到我流露出茫然不解的神色，他给我作了解释。
原来，有一批南京方面的飞行员，“双十二”后被西北方面与飞机一起扣押在西安。现在，他们被强迫参加一次空袭预演。不过，为了防止飞行员驾机直接逃跑到洛阳，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便组织了一批东北大学生，其任务就是坐在飞行员身后，用手枪对准他们的脑袋监视其行动。飞行员们报复他们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用忽上忽下的特技飞行整治他们。大多数“敢死队”员先前从未乘坐过飞机，现在他们在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半个小时里，体验着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对这些坐在巨大的双翼飞机里的毫无经验的“卫士”，我突然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同情。他们神情紧张的坐在飞机里，随着发动机的吼叫翻上腾下，俯冲螺旋。后来我听别人说，他们中有好几个在回到地面后，便昏死了过去，不得不送进医院。他们无疑也应算是献身革命的无名英雄。
1月28日，西北举行了庆祝“上海之战”的周年纪念日活动。1932年的这一天，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出人意料地抵抗了日本。在革命公园召开了群众大会，主持人据说是马占山将军。这位身材瘦长而结实的骑兵统帅，作为在满洲继续进行抵抗的唯一中国领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获得了世界声誉。就像东北人称呼他的那样，“双枪马”据信有超人的感觉辨别力；据说，他只消察看一下马蹄的印迹，或嗅一下羊粪蛋的气味，便能说出另一支军队离他有多远的距离。他无疑是位英明的统帅，作为“嫩江英雄”，他在中国人民中也享有巨大的声誉。
在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欢呼声中，马占山在讲台上出现了。可是，在公开场合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他，显得冷静而工于心计，委派了一名年轻代表替他发言。我们在“少先队”里的一位年轻朋友“红小鬼”，成了这次会议的明星。他对着话筒足足讲了20分钟，谈论“反对卖国贼”的问题。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这实在难得。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民，他热情洋溢地演说了5分钟，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最后还用年迈沙哑的嗓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呼声，把帽子甩向空中。他的演讲，使群情为之一振。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众运动的高潮已开始消退。这次会议的气氛就不如以前那么高昂。要明白其中道理，也并不太难。
这是因为，西北已经分裂成了好几个阵营。人们感到，由于领导阶层的思想混乱，使群众感到无所适从。根据收集到的点滴事例，我对形势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不同小组、不同派别之间的秘密协商已经进行好长一段时间了。洽谈的细节，是无法搞到的，但协商的总趋向则十分明显。东北军中的“激进派”——这一派包括孙铭久和我的朋友苗剑秋之类的“青年军官”——是极左派；在当时他们要求立即使张学良回到西安，以此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总而言之，他们只想着行动；如果南京方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采取某些积极的抗日行动，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急不可待地要为此而战斗。目前，以年轻军官和大部分普通官兵为一方，以部分年纪较大、较为保守的高级指挥官为另一方，出现了真正的分裂。
杨虎城一直坚决要求按照比南京政府准备提供的条件更有利的条件解决问题；如果必要的话，他准备为谋求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的动机不那么明确——可能也不够真诚——较之于那些东北战士来说，因为他们几乎可以无所顾忌地干下去。可是，由于人们都普遍感到，先前存在于西北所有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走向破裂，杨虎城也开始为自己谋出路。对外，他依然扮演着“叛乱者”首领的角色，尽管当时对他愈来愈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是“顽固派”。这种称呼倒是有点适合杨“匪”个性的，他感到在某些方面对他不公平。在此情况下，他要找一个泄愤的目标，还不是很困难的。
最后，红军的立场变得愈来愈清楚了。这是一种异常引人注目的“和平路线”。对此，制造了12月的叛乱，甘冒自身瓦解的危险而阻止了另一次反共战役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部下，双方现在都倾向于指责红军，说他们利用形势为自己谋利。
在整个西安事变中，共产党的政策很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使一件最无法预料，也许是1937年远东意义最深远的政治事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关系破裂了十年之后，“重续良缘”成为了可能。
现在回想起来，事情还是很清楚的。因为在西北的所有不同派别中间，唯有共产党持有条理清晰的行动方针和谈判方案。逮捕蒋介石的消息刚一透露给他们，他们便认识到形势对他们来说出现了这种可能性：借此“重返南京”，或者，选用一句措辞不那么得当的句子：“回到一九二七年”。因此，周恩来立即火速赶到西安；因此，他与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还是基于这个原因，他采用了一种无懈可击、完全合乎逻辑的手段（但这对许多东北左倾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很难接受的），强烈要求释放蒋介石。然而，有人却把他在西安所做的一切说成是谋取“一己私利”；认为只是由于采取突然和出其不意的手段逮捕了蒋介石，才使得他的那些行动有可能进行。
自此往后，当威胁到西北的战争使得形势日趋恶化，而杨虎城的不妥协和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的狂热，又似乎使日益恶化的形势有可能迅速转化为一场产重冲突的时候，共产党的代表依然坚持和平路线，即使牺牲眼前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和军事行动所能够获得的收获相比，他们更重视抓住现在这个机会。这使他们得以把潜存于蒋介石身后的国内进步和自由派人士，重新聚集在他们周围。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赌博——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一场以蒋介石的窘境为赌注的赌博，而这场赌博的结局，则因西安的危机而大白于天下。只要蒋介石在政治上还不得不依靠那些所谓“抗日分子”，则抗日统一阵线的形成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西安最后那几天形势错综复杂，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这种政策的后果，便是把共产党和红军一下子推到了西北各派别的右翼。虽然从现在看来，红军的政策显然十分光明磊落，可是在当时，它却被严重地误解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预定于2月15日在南京召开，红军尤为渴望把他们的统一阵线主张当作议案，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从而得到适当的考虑。与此同时，他们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尤其是爆发全面的敌对行动。
在一月最后那段时间里，西安的人们时时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叛乱者”内部因政策歧见和利益不同而发生的冲突。博古和红军领导曾花费很多时间，耐心地向东北军“少壮派”解释他们的政策，但并无明显的效果。共产党的新路线在首次经受着考验；尽管对红军来说，妥协还只是在试验阶段的陌生武器，但他们依然不惜做出自己的努力，力求约束他们那些更为急躁、更难控制的同伙们。最后，他们的忠告终于取得了成功。然而，还没等他们庆贺成功，整个阵营内部的分裂便演化成为公开的暴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