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那位当编辑的朋友在地下室的一间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而颤动的办公室里，一群年轻助手包围着他。他们把蓝学生服甩到一旁，只穿了件衬衫在紧张地工作着。在中国的办公室里，我还从未见到过这种活动场面。我所见到的办公室，通常都是设在一个宁静的地方，穿长衫的职员一边品着茶，一边用毛笔写写画画，摆出一幅悠然自得，彬彬有礼的神态。
张向我们打着招呼，一丝笑容浮现在他典型的宽大而憨厚的东北人脸上。“噢，老贝！这下子你可来到叛乱者中间了。你就不怕丢了命？”
“我就豁出去了，”我答道。“那么你呢？”
几个月前，我在北平认识他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但人们都认为他将来定会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新闻记者的。在学生运动中，他表现得很突出。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只是由于一伙女学生（她们非常爱戴他）的生拉硬拽，才扯着他的腿把他从警察手里抢救了出来，使他免于被捕。他是个东北人，早先来自沈阳，离开大学后，张学良安排他在新创办的《西京日报》当编辑。这份报纸是作为西北运动的喉舌而创办起来的。
此番在西安重逢，我再度为他的突然成熟而感到震惊。这种迅速成熟在这些为了投身于一种责任重大的工作岗位，而抛却大学校园的那种有点令人伤感的生活环境的中国学生中间，是经常出现的。张一直是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便成了一名极为称职的编辑，和一位非常严肃的公职人员。
“你看见了吧，我们的确很忙，”他对我说。“干这项工作要经常加班。我印发自己的报纸，因为眼下我在宣传委员会工作。敌方针对我们西安方面的情况撒了那么多的谎，而我们却无法有效地反驳他们。这些你都见到了吧？”
他递给我一卷上海英文报纸的剪报。为首的一份报纸宣称：按最保守的估计，张学良以八千万美元的身价释放了委员长，这笔钱有一半由中国银行的行长宋子文带到了西安，其余部分被储存到了国外，放在少帅近期将去访问的地方。即使在日本人看来，这也称得上是篇精彩的报道。
他继续忧伤地说：“你听说过东北军士兵采用什么手段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了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警察局长马先生现在已经回到了南京。”他叹了口气，然后又高兴地说道：“但我希望你能发出一些关子西安的真实报道。”
“我将尽力而为。不过老有新闻审查——他们把我对杨虎城的采访删去了三分之一。此外，邮寄也很不可靠。”
张若有所思地说：“最好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你知道，他们无法审查这个。我们有一套固定的英语新闻广播节目。”
“他们可能会施放信号干扰，”我说。“不过这是直接传播消息的唯一途径。谁在主持播音工作？”
“我开始试着用一个中国人讲英语，但别人很难听懂。这时，史沫特莱女士自愿提出帮助我们。她现在每晚都在做着这项工作。”
“声音能传播出去吗？”
张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地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蓄意干扰破坏便是其一。但有时在上海也能收听到。”他看出了我的一个问题。“要是你想接触外国报纸，这倒是一条途径。你瞧，我正好负责编制广播节日。”
“这事我要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一声，”我说。“此外，我希望你能让我看点这些英文报纸。”
他给我了一大捆。这些报纸都是他从没收了所有入境邮件的当地审查机构那里挑选出来的。由于这一安排，艾格尼丝和我在西安成了能够尽情享用英文报纸的唯一外国人。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这些报纸通常是一周多以前的旧报，但这没关系——我们很快便习惯了。我们所读到的那些有关西安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着实令我们惊诧不已。它使我们看到了世上竟然还有如此至为新鲜活泼和富有高度想像力的新闻学杰作。
当天上午我在返回旅馆途中，遇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肩挎一只急救箱，正要到街上去。
“你想不想去探望那些获释的政治犯？”她招呼我道。“我正打算顺便去看看那些妇女。”
“当然要去。”我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跟上她。要跟上史沫特莱的步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走起路来就像红军。她带了个翻译——一位在孙铭久手下做救亡工作的年轻北京学生。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滑稽的年轻人，因为他在爱国热情的冲动下剪光了头发，而这幅神态又与其身份不相称。不仅如此，为了表达他做“自我牺牲”的愿望，在这样的隆冬季节里，他除了一身薄棉制服外，什么也没穿（因为他说，英勇的抗日战士现在每人只有一件毛毯，他不想穿得比他们更舒服）。这么做的结果，使他经常感冒。他却暗自为此而感到高兴，把这视为是他做出了自我牺牲的标志。
有许许多多关于这些“爱国学生”的荒唐行为。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由于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大学生活是能够找到工作和谋生的唯一机会，这种行为却始终是纯真的。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宁可不要这种大学生活——尽管这也是他们的唯一生活出路——而要的是——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要爱他们的国家。我不知道给我当翻译的那位姓刘的可爱朋友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也许他已经参加了红军，在那里他们是会教他照管好自己身体的。
我们所经过的街道上，挤满了士兵、运输车辆以及通常的那些熙熙攘攘的市民。偶尔也遇到过穿着鲜艳的丝绸服装，茫然失神的面容上擦着厚粉的唱歌姑娘外出散早步。西安很久以来就是个军事重镇，贸易十分兴旺。在教会学校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刘，只要一碰上从那些涂脂抹粉的妇女那里大着胆子瞥来的目光，便羞怯得像个受了惊的小马驹一样，直往我们的另一边躲藏。
在一座过去曾是官方和国民党某个机构的大建筑物里，我们找到了女囚。她们中有四十多个是女红军，是在大约一年前政府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的。她们是来自四川、湖南和陕北的健壮农家女子，穿着棉衣裤，黑发刮落在眼皮上，使她们看上去有点像爱斯基摩人。她们散坐在楼上一间屋子的地板上，一声不吭地为士兵缝制着被褥。
她们愉快地和艾格尼丝打了招呼，因为她们对她很熟悉，并对她的医术非常信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需要照顾，而她们的处境也使我在刹那间对中国的狱中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花了一两个小时为她们清洗伤口，包扎感染处，并毫不吝惜地使用碘酒，因为这种药物那晶黄色的斑点一般很适合她们的病情。可是当遇到那些在长征通过西康的雪山时被严重冻伤的手脚时，我们便完全无计可施了。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当时曾跟随着毛泽东。有两、三个人的病情实在太严重，我们只能请医生来看。“我去设法让他们给找一个医生来。”艾格尼丝说，我知道她是会这么做的。
“其他的政治犯怎么样了？”我问。
“已经释放了三百名男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被编入各部队。但还有一些孩子们，我也还没有去看过他们呢。”她把脸转向我们的学生同伴，只见他正带着厌恶的表情在注视着清洗女囚脏脚的全过程，而且显然急于离开。“红军孩子们的情况怎样？”
刘翻译立刻变得兴奋起来。“他们在抗日先锋队的队部里，我们现在就能去看他们。”他动作麻利地在前面带起了路。
红军娃娃，或红小鬼，在中国很有点名气。他们是这支农民队伍的情报员，受命采集情报，并常常接受输送特别重要的秘密信件的任务，因为孩子们能够通过那些成年男女会引起猜疑的地方。
我们钻进一所阴暗的小院子，发现了一批约40来个少年，依然穿着黑囚服，戴着黑便帽。“双十二”之后，他们全被从西安的监狱里放了出来。他们曾作为“危险的颠覆分子”而被关押在西安的监狱里，这些孩子的年龄全在12岁至16岁之间。
“你瞧南京究竟都在对什么人开火！”我们的向导，这支青年连的学生连长说。他笑微微地把我们引荐给“少年儿童先锋队”的“突击队”队长。这是个面容严肃，只有11岁的少年，他勇敢地挺着胸，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个英雄人物。“他在情报处工作，曾把两团政府军带给了红军。”这话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无疑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批孩子大都来自四川，是徐向前领导的红四军团的下属。他们中有的根本没有家，许多是失去土地的劳工或贫苦农民的儿子，从自己的家乡跟上了红军。还有两三个来自广西和湖南，参加过穿越七个省到达西北的长征。虽然他们的年龄那么小，但言谈举止却俨然如大人。在他们的眼光里有一种坚定的神色，这神色本身就能说明他们那用冷眼看着的苦难故事。他们是一批令人大为惊奇的少年伙伴，理所当然地也赢得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心。这些“小红鬼”的英雄业绩是她最喜闻乐见的。
“你是从哪里来的？”她问一个男孩子。这孩子尖顶帽下的那冷峻的目光咄咄逼人。
“四川。”
“你的爸爸妈妈都干什么工作？”
“他们是劳工，他们还在四川，我没有兄弟姐妹。”
“你能读书写字吗？”
“当然能，我是在红军里学会的。”
“你在红军里做些什么？”
“我在情报处工作。”
“你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参加红军呢？”
“为了我们的民族解放而战斗！”
他已经受到过教育了，最后的这句回答远非是一句口号警句。在他这个年龄，大多数孩子还只知道在街头上乱跑，或者（在中国）骑在牛背上放牛，而这些少年儿童却肩负起了成年人的责任。
他们现在被组织起来，加入了“少年儿童抗日先锋队”。除了规定的学习任务外，他们要花很多时间演唱爱国歌曲，准备在西安的初级小学里做宣传工作。这就是国民党报纸大肆宣扬的所谓“匪徒”中的一部分。在实际战斗中，他们要比正规的红军战士更令敌人害怕，因为他们全然不顾及自己的生命。而许多投降红军的政府军也承认，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些对文明战斗规则一无所知，光知道射杀的“小鬼”。
他们现在看来毫无恶意，神态严肃而庄重地给我们唱了一些他们的歌。我想起了在北平的夜晚听到的那首红军进行曲，而在西安，我们却能够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唱这首歌。
艾格尼丝为他们那单薄的衣服和没有一丝热气的住处而惊骇不已，以她特有的脾气提出请求，要求给孩子们添置新衣服和毛毯。当我们被告知无钱给他们购置毛毯时，她寻衅惹事般地质问道：“那要你们这些委员会是干什么吃的？这些孩子们需要受到照顾。我要求从军委会里拨出一笔专款。”
这支少年儿童的“先锋队”获得了他们的毛毯。但当我们离开时，我倒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还有那些革命运动，孩子们会像他们一样从事这样的工作，从而以危害社会的罪名遭到枪杀或终生监禁？我开始理解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中国红军的那种近乎狂热的感情。
我在西安逗留的时间够久了，也看够了“叛乱者”的那些活动，从而认识到外国舆论所描绘的那幅景象是多么的不真实。这座城市平静而井然有序，所有的社会团体依然沿着熟悉的救国路线继续前进。就我所见，除非是政府为了挽回它的面子，执意发动战争，这里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危险。
“我们一定要为这里的新闻事业做点事情，”当晚我就对艾格尼丝说。“你都播送些什么呢？”
“真理，比南京的新闻更可靠的真理。”她正言厉色地答道。“不过我不想让任何外国人听出我的声音，否则他们就会说红军在西安四处活动。他们对此已经说得够多了。”
“那好，你已经出了名，我则没有。我们俩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设法把消息直接传送出去，而电报和邮寄都无法利用。我倒乐意广播新闻节目，或讲述我亲眼见到的那些个事情。”
“好”，艾格尼丝说，“今晚就和我一起去广播站，我们试试。”
这是我俩联合播音的开始，这次播音在中国很快便出了名。通过这件事，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西安电台是个非常紧凑的小天地，诗情画意般地坐落在市中心的一座古老宫殿的后面。由于它实际上是维持西安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因而始终警卫森严。凭着一张军事通行证。通过沙包工事和瞄准着外面广场的机关枪，我们才能够走进大门。大院内时刻都有哨兵在来回巡逻，他们在尚未辨别出来人之前发自暗中的猝然喝问，往往会使人不由得惊慌失措。
我平时总要来得晚一点，因为在晚上九点以后，由于西安街道都实施了军管，根本不可能准时上班。在高耸的无线电发射塔下面，有个小小的现代化播音室，地下铺着蓝垫子和中国地毯，里面摆设得十分漂亮。我们盯着钟表，悄悄溜进用布帘子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门，这时便有一个穿长衫的仆役毕恭毕敬地献上茶来。然后，艾格尼丝便把双肘稳稳当当地往麦克风前一放，开始播音工作，而我通常则要先整理一下未完成的笔记。
在隔壁的机器房门口，有两个高大魁伟的东北军士兵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犹如钢铁卫士一般。他们的步枪上插着刺刀，目不转睛地看管着那些在严寒中忧心忡忡的技术人员。每个广播电台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气氛，然而在西安，却增加了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相互斗争的恐怖感。我突然认识到了电台在任何政治运动中的至关重要性。只要XGOB（西安革命电台）继续发挥着作用，南京就无法根绝从西安传来的消息。
我们俩人把当天采访来的消息分了一下，有时也对西安及其周围乡村进行的各类活动稍加描述。我们竭力表现得客观一些，而对于所播事实是准确的这一点，也一直使我们深感满意。但艾格尼丝说话大刀阔斧，不太适合于宣读外交声明，而且特别喜欢谈论“群众”。事实上，她在这个词的发音上，“a”发得是开音节的〔ɑ：〕音，而破擦音的发音则非常有力，这就使得——我对此毫不怀疑——任何一个哪怕只消和她交谈过两分钟的人，都能辨认出她的声音。相比较而言，我模仿英国广播电台那流畅的语调，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受感情影响。在西安这段时间里，我们认为自己干得相当不错。
但XGOB广播电台面对着的是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兆麟，他也是广播电台的主要创办者，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像现在每晚用英语定期播送新闻消息一样，还打算安排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新闻广播。这样的话，“西安广播公司”就真正成为国际性的了。然而不幸的是，它被视为众矢之的。南京、汉口以及其他一些更强大的电台，采用同等波长，以女妖般的声音对它实行干扰，使得它在晚上听起来令人恐怖万分。即使在西安，西安播放的节目也没有几个能够被清楚收听到。东北大学无线电专业的学生们无休止地讨论这一问题。没过多久，问题便被发现了，原来是西安电台台长（显然是一名优秀的国民党员）利用调节频率强度，暗中进行着干扰。在这些暴怒的警卫发现他的鬼把戏之前——他们对派去看管的机器一窍不通，他便被抓获了，置于严密的监押之下。但一方面有来自内部的毁坏，一方面又有南京方面从外部实施的强电子对抗，西安方面的大部分消息无法传送出去，便不足为怪了。
我们每晚都要从电台返回去，在艾格尼丝的屋子里煮咖啡。在那些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新闻记者、学生、官员、士兵都在漫无目的的悠逛中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和他们谈论总的形势，或推测日本人可能要采取的方针。抛弃了大部分家庭享受的艾格尼丝，依然保留着美国人嗜好鲜美咖啡的兴趣。她非常熟练地把咖啡放到一盏酒精灯上煮，惹得我直眼馋。
一天夜里，有位穿卡机布制服的瘦高个年轻人走进屋来，还带着位朋友。他那优美的姿态，健康而黑中透红的脸颊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个红军的指挥官，曾和彭德怀在一起工作过九年，战斗在湖南广西一带，然后长途跋涉到了陕北。彭德怀是艾格尼丝所喜爱的红军领袖，她熟悉他打过的每一个战役。那位新来者惊喜地发现：在谈到某些激烈战役的情况时，这个外国人居然还知道南方的某些偏僻村庄的名字，偶尔还能插上几句她的耳闻。他们的交谈勾画出了中国红军十年来的非凡历史，听起来就像读司汤达的小说一样生动有趣。
“是的，那次就是在湖南，矿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拿着镐头铁棒进行战斗，我们缴获了3000支步枪……那片山区天气很冷，连一块平地都没有，我们只好靠在树桩上睡觉……那次撤退时，游击队顶住敌人整个军团的进攻达两个月……渡过那条河的任务很艰巨，要把印刷厂运过去，而‘白军’则整天都在发动进攻……那次战斗后，我们解除了五千敌人的武装。但我们把枪又还给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那位同志没被用枪打死。他们把他装在木笼子里整天游街示众，他是被拷打死的……”
通过这种讲述，女格尼丝体验到了每场战斗，虽然她从不承认这一点。正是这些传奇性故事——步枪、手榴弹与飞机、炸弹和重炮在力量上的悬殊差异，在没有食盐，没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他们为了那个被完全隔绝于丛山之中的小小江西共和国的生存而斗争。而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所使用的一切生活必须品，也只有柏林训练出来的具有高度发明才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才能够从那些最原始的材料中即兴创造出来。其中的某些故事她已经讲过了，但还有许多——在江西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长征，以及经过多年各自为战后，四支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她都不曾听说过。也许，在当代，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传奇故事，也是最少有人知道的故事之一。
正是在那弥漫着咖啡香和纸烟雾的漫漫长夜里，我才真正认识了解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我的想象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性格极为活跃，而且不近情理。艾格尼丝的个性算够活跃的了，但与此同时，她却是我见到过的人中最富有人情味，最招人喜欢的一位。她的所有判断，都发自直觉或感情上的冲动：她既是这个世界最强烈的怀恨者，也会被看作是朋友们中最慷慨大度的人。真诚欢迎明枪明刀地战斗不仅造成了她的不幸，而且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来自背后的造谣中伤。对于这些，她似乎无法避免，这是因为，当一个妇女像艾格尼丝那样写出她自己的生平经历时，她就无须再刻意表白自己了。
中国革命在她的血管里流淌。她为此而生，为了这个目的，她多年只身生活在潜伏于上海阴暗的胡同弄堂里的恐怖之中，生活在这个枪手异常便宜，唯有船夫们船上的桅杆，才能搅动苏州湾那污泥浊水的地方。她是个外国人，在这个只要有本国的巡洋舰在扬子江上做其后盾，外国人便可自行立法的国度里，她有权要求享有一个美国公民的所有特许权利。要求受到给予那些与帝国主义有牵连的许多令人可疑的冒险家们同样的保护，是她提出的唯一要求，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她幸免于她的许多朋友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一次她向我解释道：“中国革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残酷的革命。多少千百万人在死去！当一次洪水或灾荒会使数百万人丧生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死人要以百万来统计，但革命依然在前进。尽管存在着背叛、酷刑拷打和失败，它的领导者却始终存在着。这里存在的那种残酷，比之于人们在俄国、奥地利，甚至德国所不得不面对的一切罪恶行径，都要更严酷。我认为它的革命甚至需要人们具有更大的勇气。”
在她来华的全部岁月里，艾格尼丝还从来没有与红军——这支她心目中战无不胜的革命旗帜在一起过。现在她终于到了西安，随着因“双十二”事变而引起的奇妙形势，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从正面进入“红区”的机会。我能看出，她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个机会。
当时只有一个外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到过“中国苏维埃”的首都，与那些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乡村地区广为流传的红军领袖——贺龙、彭德怀、朱德、毛泽东举行过会谈。斯诺的这次旅行发生在1936年夏天，回来带的是一名记者在中国所能搞到的最珍贵的真正“独家”新闻。我可以看出，艾格尼丝私下决定：她至少要成为进入西北“红区”的第一个外国妇女。
她期待的时间够长的了。然而归根到底，她还是没有失望，尽管她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时期找到红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