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已封盖，蒋介石就在里边。西安人对这一消息所持的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态度。蒋介石的被捕的确是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但总的看来，事情进展得还算很顺利。每个人都在猜测：下一步将会出现什么结局？
西安城内实行了全天的军事管制。店铺上了门板；银行关上大门；整个早晨的商业活动均陷于停滞状态。但到了下午，人们又开始在街上游荡，尽管每个人随时都会被叫住并受到士兵的盘查。基本上没发生过抢劫活动，而且只是在一阵恐慌后，再没有感到惊恐了。
从当时在该市的外国人所提出的夸大其词的报告中，当时的局势被说成是一片恐怖。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没有哪个人敢于涉足户外，没有哪个外国人能够免于遭侵袭。而为这些庸人自扰的故事所提出的唯一可能存在的事实根据，则是那天清晨一大早发生的一起悲剧性事件：当时一位年轻的德国牙医温斯·海伯特不听朋友们的劝告离家外出，冒险来到大街上。他一点不懂汉语。当他在一个十字路口被喝令返回去的时候，他听不明白，便径直走进了射击线。他身中三发机关枪子弹，被抬回家里，很快便死在了家中。这是一起最为不幸的偶然事件，西北方面的统帅们对此深表遗憾，同时也为某些人编造关于西安的排外情绪，外国居民的处境危险之类的无稽之谈提供了口实。如果说外国人在西安还有什么危险，那么，唯一处境危险的就将是日本人。所幸的是，没有一个日本人在西安。在西京招待所，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像日本人的中国房客，在其真实国籍还没有被弄清楚之前，脸上便挨了一枪。一些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正巧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外国人——曾遇到过一些麻烦，但一般说来都不曾受到严重侵扰。
对于那些研读人类个性冲突史的人来说，西安兵变中最引人注目的，看来就数发生在张学良身上的变化。这个一直以学生对良师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的张学良，竟敢逮捕他的“老大哥”，并对他实行（用专为这次事件创造的有趣词语来说）“兵谏”，本身就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仅此一举，“少帅”便以一个成熟而果敢的人物形象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正如许多过去与他有过接触，对他比较了解的人所知道的那样，他一直具有某些理想主义倾向。但如果说他的理想主义竟会促使他发生如此迅速的转变，采取这样一种革命行动，却似乎不大可能。若非西安事变前几个月的形势变化，这次行动本来就不可能发生。
但随着12月12日兵变的顺利完成，他的真正困难开始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是，西安被孤立了起来。对于张学良来说，他肯定明白，他的行为会受到误解，无法对外界做出应有的解释。他对此有一个最明显的事例，这就是他在俘获委员长后发出的第一份通电。这份通电在中国的报刊上从未被全文转载过，也没有任何一名外国记者能够把它发往国外。如果仅只是由于对这份宣言的严格审查，才使我们不得领略它的全貌，那么，把它的全文在这里复述一遍，还是必要的。这份宣言采用张学良那情真意切的语调，阐述了这次行动所隐含的真实动机。
由于这是一份致“全国的通电”，所以呈送给了“民国政府的中央执委会”，各省当局及所有报社和学校。
电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突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人民，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活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活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之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rihgt1936年12月12日于西安
在这份宣言上署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和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指挥官，但后来又加上了蒋鼎文、陈诚及蒋介石的几位最知名的将军的名字，邵力子等几位此时失去自由的文官代表当然也不会被放过。利用这些人所共知从内心深处对宣言充满敌意的头面人物的名字，是最大的战术性错误。这么做骗不了任何人，反倒使得那些本来对其运动纲领给予好评的各界人士，对“少帅”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张学良是个拙劣的战术家，在许多人眼里看重的是那一长串人物的签名，而不是他的整个电文。
在中国，所有宣言都偏爱采用一种异常动人的语调。但在这份文件中，无疑充分表达出了张学良其人的实感真情。最后以“八点纲领”而闻名的那八项请求，既是进步也是民主的。它的第一条当然要告诉人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公开决裂，并进行了近十年的内战之后，就要走向和解了。它的第七条特别提到了孙中山遗嘱中所谆谆告诫的那段话，即中国要和一切准备平等对待她的友好国家进行合作。至于其他条款，要求有更广泛的政治自由是为全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力量所长期渴望的，尽管他们的这些要求多年来不曾被如此坦率而富于戏剧性地表达出来过。
蒋介石在手，西北方面就算抓住了一张必胜王牌。南京宣布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宪法程序，固然倒也不错，但正如张学良最清楚不过的，在南京根本没有什么宪法程序可言。一开始的这些日子，是他一个最好的机会：他要人们不必为委员长的安全担心，并努力唤起全国其他地方对“八点纲领”最大限度的支持。然而事实表明，他在这两个方面所付出的努力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一传开，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数骇人听闻、令人恐慌的谣言随之而来，几乎没人愿意听取“少帅”及其同僚们的真诚辩解。当然，澄清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叛匪”取得直接联系。但这正是南京所拒绝考虑的。于是，这件事被撇给了委员长的澳籍顾问、张学良的密友W·H·端纳先生，是他于事变后的星期一迈出了通往西安的第一步。在使他本人对作为俘虏的蒋介石的安全及个人的舒适生活感到放心之后，端纳先生向南京拍发了他的报告。随后张学良也再次电告政府，邀请负有全权的任何官方代表到西安来，讨论按照“八点纲领”，沿着由它所制定的方针路线改变国家政策的全部有关问题。如果政府能做出令人满意的保证，不针对西北发动内战，张学良现在就准备释放委员长。
然而，南京没有向西安派遣一个人。由此看来，除了战争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决的途径。
当时的军事形势也相当复杂。12月13日，驻扎在甘肃省会兰州的东北军，按照前一天在西安发生的事变的样子，背离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这次行动使该省的军事力量落入于学忠（他于事变后不久便飞回兰州）及其助手周从政（译音）手中。三周前在甘肃惨败于红军之手、被迫向东南方面撤退的南京将军胡宗南，发现自己与他所统率的第一军被孤立于天水附近，处境很不利。在陕北还有别的南京部队，由高桂滋和高双成统领，但红军能够看管住他们。如果南京方面准备发动任何有效攻击，就必须从潼关沿陇海铁路前进。显然，南京方面对西北发动战争，绝不是件轻而易举或微不足道的事。
当南京透出要对西北实行报复和发动内战的气息时，它竭力不让张学良有申辩自己立场的机会。然而在西安，群众大会每天都在街头和公园召开，庆贺西北的新型政治自由。12月16日，在“革命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少帅”和杨虎城用传统方式，就逮捕和扣押委员长问题“申诉了理由”。在这次会议上，张学良非常详尽地阐述了他自己的处境。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从个人观点出发，我和蒋将军过去一直私交很好，我们的严重分歧集中在他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政策上。这几年我经常给他写信并多次谈话，促请他放弃他所执着追求的违反民意的政策，他对我的所有恳求都置之不理。”
最近，他在上海逮捕并监禁了七位‘救国会’领袖。……这些人大部分我连认识都不认识，但我之所以反对逮捕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与我相同。我对他说：‘你对待人民的爱国运动之残酷程度，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什么两样。’他回答说：‘这只是你的个人看法。我就是政府，我这么做，就是革命。’
我现在把这些都摆出来，同胞们，你们评评，这么回答像不像话！由于蒋将军拒绝让我们调转自己的枪口打击敌人，反而要把它留着打自己的同胞，我迫不得已才同杨虎城将军和西北的全体人民领袖采取了12月12日的革命行动。我这么做，不是为自己争得什么，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相反，我希望和我的全体战友们立刻上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要把中国人做政治演讲时的那种慷慨激昂的言词翻译成外国人的常用语言，是相当困难的。中国的政治演讲充满感情，比喻精当，往往使人回想起拉马丁式的慷慨激昂的雄辩，而不是像现代的政治家那样言词谨小慎微，或笨嘴拙舌者的日内瓦式会谈。纵观张学良西安兵变后几天来的演讲和声明，尽管天真质朴——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方使他的恳切之辞溢于言表。一个老练的外交家也可以摘引这样的警句来赢得听众的注意。但张学良并非外交家，他的演讲、书信和广播稿，于新年前夕便在西安出了合订本，所创造的纪录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这些东西也公布给了全中国人民，那么，人们对西安事变所做出的最初评定便完全有可能会截然不同。
在舒适的现代化住宅里（自事变后第一天他便被安顿在这里）被强制隐居期间，蒋介石并不缺少来访的客人。少帅每天都来和他谈话；杨虎城和其他军事领袖也常来，时而极力劝解，时而激烈争论，与他讨论中国的命运问题。蒋介石对所有劝说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是一味发脾气。然而，有一天来了一位举止沉着冷静，不同以往的访问者，对于处在囚禁状态的这位委员长来说，此人的神态并不陌生。一见到这个人，便勾起他对昔日的回忆，大概他“做梦都怕见到他们”。
让我们追溯到十年前，从孙中山未曾能够活着见到的“大革命”开始谈起吧。当时年轻有为的行政官员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在俄国顾问的帮助下为培训“国民革命军”而开办的一所军事训练学校——“黄埔军校”的校长，开始出名。黄埔的军事教官，后来又当上蒋介石嫡系第二十一师指挥官的，是一位叫作叶剑英的22岁的青年人。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已成为这位野心勃勃的校长眼中刺、肉中钉的，则是一位刚从法国和德国留学归来的年青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1927年——当时在总司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已经占领了南京。上海——这个中国的心脏和各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焦点——依然掌握在反动军阀手里，受到了外国巡洋舰上大炮的保护。为了解决上海问题，周恩来被派去组织一次暴动。在最初的几个月内，近百万工人发起了一次总罢工。罢工受到了镇压，但革命仍在继续。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赵世炎、顾顺昌（译音）、罗亦农——在培训了纠察队和干部之后，武装了一支300人的工人敢死队。3月21日，他们又举行了一次总罢工，使上海的所有工厂都陷于关闭。在力量对比众寡极为悬殊的不利情况下，他们占领了军械库，从而使得这座中国人的城市终于落回到起义者手中，五千名工人被武装了起来。几天之后，当蒋介石率领着革命军赶到时，却发现这场战斗已经打赢了。
后来的结局世人都已知晓：它已被纳入一本最新出版的当代革命小说之中。蒋介石已与上海金融界，以及外国企业家握手言欢，在一个月之内，工人武装统统被解除，然后便开始了大屠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右翼和左派（也包括共产党在内）因出现裂缝，发展为刀兵相见。
他的五千名革命同伴，和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最亲密朋友们，死于对上海起义的镇压之中。与此同时，被列入首批逮捕和死刑名单上的周恩来，在其黄埔军校的老朋友帮助下逃到了武汉。从那时起，他的个人命运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后来的每一次起义，都有他的身影：在南昌，他出现在朱德组建第一支红军的行列里；在汕头，共产党最后一次占据了一座海港城市，他参加了。在这一切活动中最勇敢最冒险的，是他参加了“广州公社”。在“广州公社”，他再度和叶剑英走到了一起。“公社”失败之后，叶剑英不久便逃到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待了两年。到1931年，他俩顺利抵达江西和福建的“苏维埃”区域，从此便一直留在红军里。
此时在西安，当他们与蒋介石再次相会时，彼此并不陌生。周恩来是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头上的标价是八万块大洋。叶剑英担任着红军东路军的参谋总长。这是一次有趣的重逢。
那么，共产党人究竟要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何种角色呢？与众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与蒋介石的被俘事件没有任何牵连。在西北红军和张学良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良好的工作协定。但率先提出发动12月12日事变的人，则是“少帅”和他身边的东北“激进派”小组成员。那晚参加策划举行兵变会议的人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设在陕北保安的“中国苏维埃”总部，对这一计划毫不知情，直到他们怀着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获悉委员长的被捕。他们渴望能够扭转形势，为自己谋利，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机会，并没有让他们期待多久。
事变发生后，少帅立即派出一架飞机，到北边接运“中国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团到西安。在这座“叛乱”的首府里，他们应邀参加了正式谈判，参加了新权力机构的组织工作。此时一个名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新权力机构，在这里已经建立了起来。抵达西安的这支未带红军一兵一卒的小小的共产党代表团，将要——正如事实所证实的——对西北运动的全过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代表团成员包括——博古——戴着眼镜，面容严肃，说话慢声细语的——一位前共产党总书记和它的最卓越的理论家周恩来、叶剑英，以及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人。在他们中间，周恩来，这位红军的政治委员和蒋介石从前的助手，在此后几周内所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
中国共产党对这次起义所持的正式立场，12月19日，由设在保安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发布的一项通电中作了表达。在这份通电中，他们表示坚信：“西安领袖们的行动完全发自于爱国忠诚和热心，因而热切希望能够迅速制定出一个立刻抗日的国策来。”他们在通电中建议：在南京召开和平会议，国内各党派均应参加，并以潼关为界，在南京和西安的军队之间划分停火线。正如当时所提出来的为数甚少的几个明智建议那样，它当然并未得到任何考虑。
南京不仅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命令他的军队冲进潼关，并派飞机轰炸了几个城镇。一队政府的飞机吼叫着低飞掠过西安的屋顶。对“少帅”的这位俘虏来说，飞机发动机的声响也并不能使他多么安心。除了在临潼山腰间度过的那几个小时外，蒋介石感到最难受的时刻，大概就算是处在囚禁之中，这时候他——也像西安的其他人一样——静等着挨第一次空袭。
据说，叛乱者中有不少人（特别是有许多共产党人）想要把这位委员长提交公审，由群众投票判处他死刑。如果说谁最有理由主张采取这种行动，那么，他肯定就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然而事实上，自一开始，共产党就成了最坚定的“和平党”，而周恩来则是力主释放蒋介石的最成功的倡导人。正如共产党一开始便承认的那样，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政策是什么，而且坚持这种政策，为此而享有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在西北，尤其是在东北军左翼中间，有不少赞同处死蒋介石的团体和个人，但只要蒋介石还被关押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他们就处在松散和无能为力的状态。
究竟蒋介石是如何打发他的囚禁时光的，人们不得而知。在其获释后，他发表了一份记述他在14天拘禁生活中的私人日记。不过坦率地说，这篇日记只是出于官方大肆渲染其事的需要，而不能被认为是经过仔细核实的。按他自己的记载，他费了好长的时间阅读圣经——这是一种消磨时光的习惯方式，并不是他别出心裁。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客人来访和会谈之余，他有充足的时间反省自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发展着的形势也完全值得他深思。
本章是文献记录性的，因此不妨在这里摘引一下张学良于12月19日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弗雷泽的一份秘密电报作为结束语。至于那份电报，当然被南京的审查机构扣压了下来，耽搁了好几周都未送到收件人手中。这份电文表现了西安方面对国外报刊关于西安事变最初发表的编辑部评论文章所做出的典型反应，再次显示了深受隔绝孤立之苦的“叛匪”所面临的极端不利处境：
我读了《泰晤士报》就扣押委员长一事以社论的形式对我进行指责的那篇措辞激烈、幸而是错误的申述文字。我也明白，由于各界对导致这一扣押事件产生的客观环境或真正原因缺乏了解，因而这种指责将会广泛流传开来。我一直不想为我扣留过任何人而做辩护，当然，特别是对于像委员长这样身居显位的人，我也不会为自己辩解。因此，我唯一感到深为遗憾的，就是当时那种特殊环境。这种特殊环境，直到此刻，我都不愿意谈及，正是它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解决措施。
就这件事而言，我们并不像《泰晤士报》所指责的那样，含有什么“个人愿望或掠夺野心”，或“竭力谋取更好的讨价本钱”；或在扣押委员长行动后面隐藏着某种个人动机。为此而努力的动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确信：中国的国策应该切切实实地得到修改，应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终止那场使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生命、钱财蒙受无法估量的损失，把整个国家卷入进去而无以自拔的无休无止的内战，以及不断追剿那些所谓的“匪”。而这些所谓的“匪”无论其政见如何，毕竟还是中国人，就是再坏，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对自己国家的存亡构成威胁。
我受到了指责，也并不想逃避所应负的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因此也不能够表明这个国家该不该进行战争……但最最重要的，是我想亲眼看到中国的武装力量被用于抗击敌国的侵略，而不是被用于对付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略，我们国家的军队不曾向前移动一步，然而就在入侵的敌人尚停留在我们的国土里，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支军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被调来打我们……
我们渴望受到委员长的领导，也不想在任何情况下削弱他的权力……由于那些令人遗憾的措施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扣押他事件的突然发生。在此情况下，也既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安全，也不会导致罢免他的职务，或对其地位有任何妨碍。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依然是我们的委员长……他滞留时间的延长，并非我们的意愿。
上星期一晚上，我拍了份电报，欢迎来自南京的任何人，来这里听取委员长的意见，同他一道商议建立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防内战的进一步蔓延，……自此以后，他也和我们一样，眼巴巴地期待南京方面要人的抵达，处理有关问题，从而使委员长能够返回首都，重新行使自己的职责。这么久还未见有人来，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要是有人早些天来，他也许几天前就已回到了南京。
总之，他在等待。他受到了尊敬，无烦无忧。端纳先生与他一起住在一所现代化住宅里，不为任何人所干扰。一旦他真的要返回南京，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有可能举行一次公正合理的审判，就准备和他一起面对全国人民，接受人民的审判。在听取了全部事实之后，如果人民裁决我做错了，那么，我情愿接受应得的任何惩罚，即使被判处死刑也毫无怨言。
rihgt张学良启
或者相信其中的每句话，或者一句也不相信，外交电文总要带有一定的保留。那些熟悉中国事务的人们，对于公开发表的声明，早已学会不看其字面的意思。但这份电报中所提到的事实，却切切实实就是那样的。在中国，每一项交易都要涉及金钱因素，因为金钱在这里是衡量一个人忠诚的尺度。但张学良有的是钱，他无须为获得更多的金钱而挑起战争。他要以蒋介石来换取的赎金——一言以蔽之——但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任何东西可担保的——就是为中国求得一项新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