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台下听课的学生中，就有当年刚满18岁的张兆和。张兆和出身名门，秀丽窈窕，被称为中国公学的校花，追求她的年轻男子不在少数。可是张兆和没有想到，台上这位羞涩、局促的年轻老师，居然也悄悄地爱上了她。无论是在台上讲课，还是在校园散步，张兆和的身影无时不在沈从文眼前晃动。有时沈从文情不自禁地来到张兆和的宿舍，想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台下的求爱者沈从文像台上的老师沈从文一样笨嘴拙舌、言不及义，常常弄得张兆和莫名其妙。在人前不善言辞的沈从文终于忍不住，用他擅长的一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从此一发不可收，一写就是四年时间。从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讲学认识张兆和起，直到1932年夏天沈从文登门造访苏州张兆和的家，其间四年时间，沈从文没有间断地给张兆和写信。沈从文所写的这一大堆情书，也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他终于打动了张兆和的芳心，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成婚。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这段恋情，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段佳话。然而，对当时的沈从文来说，这种苦苦追求而不得的经历，却是一种十分痛苦的体验。沈从文在发出一封又一封满载着他炽热情感的书信之后，却得不到张兆和一点回音。年轻的女学生张兆和并不了解沈从文，也难以理解她的老师的这种痴情行为。既然她不能阻止沈从文写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任其发展，不予理睬。患了相思病的沈从文把张兆和当成自己的“神”和崇拜的“主人”——“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因而，沈从文越是得不到回音，思念越深，也越想知道张兆和的想法，写信也就越急。在张兆和那里，产生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她甚至害怕见到沈从文。有一天，张兆和去书店，瞥见一个长得很像沈从文的店员，以为沈从文也在店里，居然吓得拔腿就走。看来，痴情的求爱者沈从文是把张兆和给吓坏了。
沈从文在写了近一年情书之后，既得不到张兆和的任何表示，又无法忘却张兆和，于是想到离开。1930年，在给张兆和一位非常要好的女伴的信中，他写道：“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心，一面是我免得苦恼。”在走之前，沈从文去向胡适校长辞行，在胡适的追问下，他将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同时，沈从文找到张兆和的密友王华莲，希望从她那儿知道张兆和的想法，并要求她转告张兆和，将收到的书信还给他。在这种情形下，张兆和才不得不正视这件事。张兆和对待沈从文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在整个过程中，她充当的似乎是一个被动的被追逐者的角色，丝毫不为沈从文的狂热所动，以至于沈从文在信中无可奈何地说：“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文坛新秀沈从文在女学生张兆和眼中，与别的那些追求者并没有什么两样，她虽然有些同情沈从文，但仍不愿迁就他。1996年公开出版的《从文家书》中，录入了一些张兆和当年的日记，记录了她对沈从文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沈从文的态度由烦恼、同情，转向感动、爱的心理过程。可以说，当时不仅是张兆和不了解沈从文，而且沈从文也丝毫不了解在他眼中“如日如虹”的热恋对象，他仅仅像一个谦卑的“爱情囚徒”一样表达自己的爱意，却并不能够知道张兆和的真实心理。
在沈从文催要书信的情况下，张兆和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由于害怕沈从文干出什么傻事，在好友的建议下，她找到胡适，将具体的情况告诉胡适，并希望他把书信转给沈从文。在这场双方顽固地角逐的恋爱中，好心的胡适充当了“媒人”的角色，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张兆和，并且不停地“唠叨”，夸奖沈从文是个“天才”，认为“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都应该帮助他”，极力促成张、沈之间的恋情。等胡适听明白张兆和的来意后，尴尬地住了嘴，只是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而且说了好几遍。张兆和离开时，这
个失败了的“媒人”郑重地表示：“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决不乱说的！”好心的胡适在送走张兆和之后，也给沈从文写了一封短信，一是告诉沈从文，张兆和对此事的态度，劝沈从文不要“错用了情”；另外也是安慰沈从文，让他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经碎了沈从文的心”。
这对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来说，似乎应该是一个转折。如果沈从文真的听了胡适的劝告，自此不再给张兆和写信，也许事情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但实际情况是，当王华莲将张兆和拒绝沈从文的信转交给他时，可怜的沈从文当着王的面就难过得不断地流泪。尽管他也给张兆和写了两封措辞颇为强硬的信，但他很快便从极度沮丧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以一种强作的平静态度再次写信给张兆和。他自称“过去的事”虽“使人仍然十分惆怅，可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而且“爱不到人并不是失败，因为爱人并不因人的态度而有所变更方向，顽固的执著，不算失败的”。沈从文就是以这种“顽固的执著”坚持爱着张兆和，并竭力以一种朋友和过来人的口气与张兆和通信。在张兆和这边，本来就对沈从文有好感，她之所以保留着沈从文给她的情书，也是被其中的情感和才华打动。在经历过这次“面对面”的交锋之后，她更深地体会到沈从文对自己的深情，在日记中她写到：“我蛮想写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她虽然仍旧没有什么表示，但一种不被觉察的爱已经悄悄地在心中萌芽。
1932年夏天，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不请自到地来到张兆和苏州家中探望她，同时也是正式向张兆和求婚。返回青岛后，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从这以后，张兆和开始与沈从文通信，从而结束了沈从文长达四年之久的单相思，进入两情相悦的阶段。1933年初，沈从文将张兆和接到青岛，1933年9月9日，两人在北平举行婚礼。
（四）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婚外情
“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等待回答，没有回答。
——《水云》
在与张兆和的恋爱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执着和痴迷之深。他追求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方式，正如同对待别的他渴望得到的东西——坚定而且全身心投入，虽然充满谦卑和某种悲剧性的激情，但却是撞倒南墙也不回头。以一种常人的眼光看来，沈从文的求爱方式未免有些傻气。他只是一相情愿地用笔倾诉感情，而且坚信自己最终将打动对方。他的感情之长久和执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后来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回忆文章中，沈从文一再谈到“理性”与“情感”、“计划”与“偶然”之间的矛盾。沈从文当初来到北京，就是孤注一掷地拿生命作赌注，并且相信“社会”以及人类的一切都可以依靠“科学”和“理性”“重新来过”。对于他来说，唯一可以作为赌注的，就是他的毅力和执着，是他对于美好生命的渴望和热爱。正因如此，他总是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常人难以做到的执着和“顽固”。然而他唯一无法抗拒的，可能就是因为偶然的人事际遇而产生的“感情”：我想起“偶然”和“情感”，不免重新有点不平。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
对张兆和长久的单恋，对于沈从文来说，常常是这样一种被“战败”的感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与狂乱。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描述：想到她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害怕又快乐。究竟为了什么原因，任何书上都说不清楚，然而任何书上也总时常提到。‘爱’解作一种病的名称，是一个法国心理学者的发明，那病的现象，大致就是上述所及的。”而沈从文之所以甘心情愿地被这种“病”折磨，又是与他所谓的一种“崇拜女子”的思想有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奴隶的德性”，因而崇拜“首领”和崇拜女子都是一样的。在热恋的沈从文的眼中，张兆和是“神”，是“月亮”，是“天空”。“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去。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正如同胡适所说的：“他崇拜密斯张倒真是崇拜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沈从文有这样一种审美主义的崇拜思想，他对张兆和的追求才会是那样一种痴迷到有些呆头呆脑的方式。
然而，对于“生命”，尤其是对于女性生命的“美”抱有原始崇拜的沈从文来说，婚姻并不会成为情感的终点。他一如既往地崇拜并迷恋着妻子张兆和，而同时，由于社会地位的改变，社会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增多，在沈从文的生活中，一些女性所带来的“友谊的笑语和爱情芬芳”，开始让他迷恋也让他困惑。
沈从文的“婚外恋”是目前的沈从文研究中很少或几乎不涉及的部分。触及这一部分，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不敬。本文在此叙及，既不想去做人事上的考证，也不想对这些事情做无聊的隐私揭秘，而仅仅是想指出，沈从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些感情遭遇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沈从文本人和他的创作。事实上，沈从文20世纪四十年代创作上的转变与此有密切的关系。他对张兆和的单恋与追求，使得这一时期他的创作经常通过“不幸故事”来“排泄和弥补”“受压抑的梦”，从而使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一种感伤和温柔的抒情风格；在沈从文陷入“婚外恋”的迷乱和矛盾中时，他的创作主题则是试图通过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字，来“保留这些‘偶然’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情感冲突与和谐程序”。他在1941至1943年间写出的《看虹录》《摘星录》《新摘星录》等小说，以及《烛虚》《潜渊》《生命》等散文中，对这种感情体验都有所表现。以至于发表《看虹录》的《新文学》杂志的编辑不无讽刺地评价到：“沈从文近来的作风，似乎都想用人生问题的讨论开头，而后装入他那一贯的肉欲的追求，‘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来结束。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人生观的基本的流露了吧！”而事实上，沈从文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1948年，在郭沫若所写的那篇几乎是宣判沈从文在文学和政治上的“死刑”的文章《斥反动文艺》中，郭沫若就是以这些文章为例证，认为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的代表，“作文字上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从而将沈从文打入十八层地狱——“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由此中断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
沈从文本人对这种感情采取的态度则是颇为坦率的。他超越了世俗男女的两性之爱，而将这种体验看作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深刻认知与领悟：“最奇异的是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以说毫无情欲，只有艺术。我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理会的只有一种生命的形式。”在1942年写作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他用他独特的语句，直接讲到了四个女人带给自己的影响。
大约是1931年，沈从文刚到北平，有一次替亲戚带个小礼物去某一个很阔绰的人家，恰巧主人不在，于是一边等主人回来一边与这家的家庭教师聊天。两人聊得很融洽，临走时沈从文送给女家庭教师一本书。不久，两人又在另一个地方相遇，敏感的沈从文注意到对方夹衫上的花朵，与他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聊天中，那女孩想要向沈从文探问点什么，又不便启齿，于是借谈文学感慨道：
“美的有时也令人不愉快！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与那人分手之后，沈从文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由此，沈从文开始意识到这种情感的“危险性”，他企图通过不断的写作，通过家庭责任感以及挑剔对方的一些“缺点”来逃避这种感情的侵入。“不过我虽能将生命逃避到艺术中，可无从离开那个环境。环境中到处是年青［轻］生命，到处是‘偶然’。”火炉边的闲坐，谈话中的机智与默契，以及“一种目光的注视，一点混合爱与怨的退避，或感谢与崇拜的轻微接近”……从“友谊”到“爱情”，常常使沈从文逐渐进入“一个激烈的战争中，即理性与情感的取舍”。他希望通过“一个朋友所能尽的力”的方式，“在友谊上用最纤细感觉接近纤细反应”来回应对方给予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平衡自己处于家庭与情感两难时的失衡状态。结果是“偶然”们感到“个人所期待所需要的还只是一种具体生活”，怀着一种失望，最终都离去。
应该说，沈从文在这种情感上表现出来的迷恋与犹豫掺杂的态度，与他的某种绅士做派和文人风度是有一定关系的。尽管沈从文是一个“白手起家”、通过个人奋斗跻身文坛的“乡下人”，但他在文化趣味和生活情调上，都倾向于一种“贵族”气派的文人风范，一种优雅而风流的文化品位。从他的交友对象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朋友大多是一些在当时被视为“上流社会文人”的人，如徐志摩、林徽因、废名等。他能够成为崇尚“名士风度”的“京派”的中坚人物也正出于此。而所谓的绅士风度和文人做派往往与中国传统文人的“风流”相关，而这种风度不仅不排斥“红颜知己”式的情谊，反而将此作为某种风度的标志。当然，这种说法也仅仅是一种臆测而已，可能最重要的是，沈从文的极为传统的“女性观”。从他的作品和他对待女性的态度来看，沈从文从没有摆脱过传统文人的女性观，他仅将女性视为“美”与“情”的对象，而并不考虑她们的独立思想和现代气息。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沈从文身上，又具有一种似乎是现代艺术家的天生的领悟力。传统的“美”被转化成一种极具现代色彩的生命体验。此时沈从文面对的，完全不是“偎红依翠”般的情调，而是对生命本身的领悟和感受。他试图通过个人的生命体验去达到某种普遍的生命形式，并以文字将这些感悟表达出来、凝固起来。今天我们已很难真正体会到沈从文的具体心境，然而通过一些充满诗意的文字，那些曾经深刻地感动了沈从文的东西，仍然能够打动我们。他通过文字将那些短暂的情感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