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
杨沫
作者简介：
本书中汇集的北大名家经典爱情篇章可谓是爱情文学作品中一次集中的精彩的绽放。书中的名家先贤敞开心胸、坦率真诚地诉说自己在爱的道路上的经历的坎坷和收获的甜蜜。当你在情感与理智中摇晃，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茫然；当你困惑于方向和选择，当你向天地探问自己的未来；当你向自己探问：风雨兼程，与谁同行？本书或许可以给你答案。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已经找到幸福的人们和不懈追求幸福的人们。
杨沫（1914—1995），女，已故著名作家，青年时代曾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做旁听生。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其代表作《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畅销不衰，并被改编为电影，曾影响几代青年。本文系作者生前所作，已发表，经作者亲属同意收入此书。
（一）
一件往事，我要把它记下来。
1969年初，我准备坐牢时，1969年初，《青春之歌》正在接受激烈的批判。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杨沫被其丈夫揭发为“假党员”“政治骗子”。杨沫对此强烈反驳，因当时是受丈夫欺骗，以为自己已入党，而后杨沫并未因此坐牢。脑子里常常浮现出许多奇怪的想法。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当想到她时，一件悲惨的往事蹿上心头。它激励着我写出来。
那时，我才18岁。
1931年夏，我不能上学了。我去河北省香河县教书时，认识了玄。他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从此，我们相爱了。
这一年冬，母亲病重，把我从香河县叫回北平来。而我不大照顾垂危的母亲，却成天去找玄，形影难离地在他住的公寓小屋里热恋着。两三个月后，母亲去世了，父亲有外遇，不管家。
在我们那个家穷困得即将解体的时候，我发现我怀了孕。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初恋的玄时，我以为他会高兴，我们已经有了爱的结晶，谁知——那可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开始了。听说我怀了孕，他突然变了，变得那么冷漠无情。我常去的他的那间公寓小屋里，已经没有一丝温暖的热气，只有冷冰冰、愁郁郁的面孔等待着我。
天啊，这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来说，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他农村的家中有妻子，而当时深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我，并不大在乎，因为那是包办婚姻，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是，也许是怕负什么责任吧？这个玄，因为我怀了孕，就无声地抛弃了我。当时的我，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其他亲人的照顾，真是走投无路啊！可我又是个纯真、倔强、多情而又软弱的人。当时，不知从灵魂的哪个窍里，冒出了一股倔强之气，对于这个负心的人，我没有说过一句责备他的话。他还写诗向我叙说他的心情呢。至今，我还记得这么两句：黄叶已随秋风去，此生不复见花红。
好像我把他的前途葬送了似的。从此，我默默地忍受着揪心的痛苦，不再去找他。
翌年初，为了给母亲出殡（当时母亲的棺材停在她的住屋里两三个月，每天我就伴着棺材流泪），舅舅带我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卖父母的土地。卖了一些钱回到北平，除了给母亲出殡，我们姐妹三个每人还分得一点卖地的钱。此时已入夏，我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怎好住在家里见亲戚朋友？还是因为爱那个人的缘故吧，我悄悄搬到靠近他的一个小公寓里去住了。
一个人挺着快要临产的大肚子，孤零零地过活。他知道了我的住处，有时，在傍晚时候也来看我一下。他什么话也不说，好像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我呢，也什么话都不说。
我暗暗下定决心：用卖地的那点钱独自生活；独自把孩子生下来；以后独自抚养这个孩子……我决不乞求他的任何帮助，也不要他负担任何责任。
夜晚，我的眼泪常常浸湿了枕头。但白天见到他时，依然安详地、简单地和他谈上几句话——没有一句悲愤、怨恨的话从我的嘴里流出来。常见他那高高的个子默默地走进我的屋里，不一会儿，又见他那瘦长的身影无声地走出屋外。他走了，望着他的背影，在黄昏的暮色中，我不禁泪如泉涌……
我不能在北平城里生孩子。我到了北平附近的小汤山，住在三妹（白杨，原名杨成芳，以下称妹妹）的奶妈家里，决定在他们家里生。这样既可保住秘密，又可在生产后就地找个奶妈哺养孩子。
临产前几天，妹妹的奶爹李洪安从北平城里雇了一辆人力车把我接了去。我那个情人，眼见我一个人大腹便便地去生孩子了，却连送我一程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啊！
1932年的七八月间，在一个乡下产婆的照料下，我受了好大的罪，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了下来。这是个男孩，生下几天，就把他送到预先已找妥的奶妈——一位姓葛的农民家里去寄养。孩子安置好了，我住的那一带村庄正流行霍乱，每天死人。产后12天，我就雇头毛驴，仍由李洪安把我送回北京城里来。
我爱我的儿子，由于他的命运悲苦，我给他取名萍。但我当时只有18岁，我必须生活下去，奋斗下去，只得狠心扔下了这个似乎没有父亲的孩子。
回到北平后，在家里养了一阵，逐渐恢复了健康。这个时候，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没有叫那个人花费一文钱，孩子得到了安置。而我呢，又是一个年轻的、并不难看的女孩子。于是，那个人的爱情又回来了，而且很炽热。而这时，那个倔强的我消失了；一个多情的、软弱的灵魂又回到我身上来。
因为我还在爱他，一点也不知恨他。从这以后，我才和他公开同居，成为他的妻子，同住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给他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地一起过了五年的穷日子。
我的儿子萍，我们艰难地抚养着他（每月给奶妈家寄10元左右的钱）。有一天，奶爹突然来找我们说，孩子病了，叫我们去看看。我急忙买了药，还买了一只很漂亮的皮老虎，我和他一同到小汤山去看萍。黄昏时分，刚走进葛家的小院，我几乎晕倒……一具小棺材高高地架在院子里，我的儿子死了！好不容易生下来、活了1岁半的萍患白喉病死了！我倒在葛家的炕上哭了一夜。而那个人呢，似乎减去了沉重的负担，稳稳地睡了一夜。
为纪念萍，我曾写过一首拙劣而挚情的旧体诗，至今只记得这样四句：买来皮老虎，儿已入黄土。黄土太无情，永隔阴阳路。
我这段经历，多么像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某些情节。我就像那个喀秋莎——后来的玛丝洛娃，怀了孕被情人抛弃了。但我倔强、好读书、有理想。在旧社会，我没有被暴风雪卷走，我没有像喀秋莎那样走上堕落的路。
我写出这段从没有向任何人讲过的往事。我不怕有人讪笑我“浪”、“痴情”、“傻”，或者“放荡”……总之，事情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愿写出来，愿人知道我的真实面目。以免我有个意外，这种曾经使我陷入绝境的生活也跟着泯灭了。
我喜欢卢梭的诚实，他敢于袒露自己一生的真实面目。因此，我写下了这段我初入社会时的悲剧。回顾一生，命运对我并不宽厚。
悲剧结束了。后面的生活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二）
尽管往事逝去了几十年，然而我和他在沙滩小公寓里的那段生活，至今仍然印象鲜活、深刻，记下来也算一生中的片断或鳞爪吧。
我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只靠他家中寄给他的少许饭费、学费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其拮据贫困可想而知。公寓里两间小屋一共十二三平方米。里面是卧室，除了一床一小桌什么也没有。外面的小屋做饭、吃饭，狭窄得勉强能转过身来。可有一阵我们是幸福的，每天清早他早饭都不吃，就夹着书包，或上课或上图书馆里去。我起床后，把小屋简单地收拾一下，铺床叠被、打扫房间，然后吃点剩下的馒头，喝点暖壶里的剩水，就开始看各种书。我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抒情的小说和古诗。跟他好，也因为他用功，有旧文学底子，又读过各式各样门类的书，懂得多，常滔滔向我讲述他读过的书的内容，我觉得他有学问，佩服他，像我的老师。自家庭生变，中途从温泉女中辍学后，再遇上他，便靠他继续帮我在北大图书馆借书读。每天买菜、做饭、洗衣等家务做完了，我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小桌前读书。累了，偶尔也去找房东太太或邻居大学生的爱人一起闲聊。那日子平静、安谧、和融。夏天没衣服穿了，我就到街上布店花上几角钱扯上几尺花布，自己给自己缝件旗袍。虽然针线拙劣，剪裁也不好，但练习了针线，像个女人。
我忘掉了他在我怀上萍以后打算遗弃我的绝情，我觉得能和自己爱着的人一起生活是幸福的，尽管物质上异常困窘。每个寒冷的冬天真难过。为了节省煤球，每天做过晚饭，火炉就熄灭了。夜晚朔风怒号，小屋里像冰窖，我们只得早早钻入被窝。早晨起来，洗脸盆的水结成了冰坨坨，墨水瓶也结了冰，可我就这样瑟缩在被子里看书。直到上午10点，为了做饭，我才在院子里用劈柴和煤球把小火炉生起来。没钱买烟筒，只能等火炉生旺了，才端进屋里来。快11点的时候，就开始做极简单的饭，买1毛钱的猪肉吃两顿；有时一天连一点肉都没有，就吃点青菜就烙饼或窝窝头。日子苦，却别有一番甜味道。
（三）
1933年春节，他回家和父母团圆去了，剩下我一个孤零零的，我就去找妹妹白杨。妹妹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一同演过电影《故宫新怨》的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刘莉影是东北人，这天她们的房里聚集了八九个人，多是东北的流亡青年。九一八后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爱国的知识青年们不甘当亡国奴，纷纷来到北平或各地，过起流亡生活。这天使我这个闭塞的、少与外界接触的“家庭妇女”大开眼界。他们悄声地唱救亡歌曲，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大家落泪纷纷。我在一旁也哭了。他们还热烈谈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反对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傻头傻脑地呆坐在一旁，看着烛光闪闪，杯盘交错，看着一张张年轻英俊的脸上，闪烁着激动的红光，我似乎有些麻木的心，蓦然被掀动了！仿佛一个美丽动人的梦境在我的周围。我快活，又有些悲伤。因为我常看报，我也在为祖国的危亡担心，但我只是心里有这么点意思。和他，我们只沉湎在家庭的温情中，从不谈国家大事。
这个夜晚，在爆竹的噼啪声中，我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了我终生走向的、极有意义的年。刘莉影向我讲解苏联和苏联妇女的解放生活，陆万美、张子杰，还有许多人（包括后来成为烈士的许晴）都先后向我讲解必须抵抗日本的道理，接着就介绍我该读些什么书，并给我列出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名。不知为什么，我心头竟是那样的喜悦、兴奋，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人，可是却像遇到了熟悉的朋友。在妹妹和刘莉影的公寓里，我和这些朋友一起玩了一个通宵，也谈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陆万美（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当时正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果然给我送了书来。三天后我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一头倒在床上，竟那么着迷地、津津有味地读起那些枯燥的谈论革命道理的书籍来。
过了年10多天后，他从家中回来了，见我正手捧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在读，他奇怪地瞪视着我，好像我是个不认识的人，半天才说：“你怎么看起这些书来了？这书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已记不清立时怎么回答他的，但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过了半天，自得地回敬他：“这些书读不得么？……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他愣住了，似乎一缕愁容（也许是怒容）浮上他的嘴角。
从此，我常常去找那些朋友，常常借来各种书阅读。《资本论》《辩证唯物论》《哲学之贫困》《马克思传》等我都借来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许多地方全不懂，可不懂也啃。接着我又读起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士敏土》，以及高尔基的《母亲》和他的三部曲，等等。这些书中对于革命者形象的描绘，饱含着人生的哲理和理想的启迪，使我的眼睛明亮了，心头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过去由于生活的坎坷，社会的黑暗，我曾经向往过死，我悲观厌世。和他一起生活，稍稍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然而我仍然沉默寡言，很少有欢愉之色。读了这些书，交了这些进步朋友后，我变了，他在家时，常常惊异地望着我，像看个陌生人，多次诘问我：“默，杨沫笔名杨君默、杨默。你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兴？”
我摇晃着脑袋，笑嘻嘻地回答：“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
“懂得了人生？就是你读的那些书，叫你懂得了人生？你是在做庄周的蝴蝶梦，还是拿到了唐·吉诃德的长矛？”
他的讥讽使我恼火，他的态度使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理解我。1933年北平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后来他甚至忧虑地警告我说：“你不怕么？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戴，要杀头的呀！”
我——初生的犊儿不怕虎，他说这些更加惹恼了我，我回敬他：“我不怕，谁像你胆小鬼！”
（四）
我们的和睦，我们的融洽，渐渐消失了。我们温馨的小屋，变得寒气袭人了。原来对他无话不说的情况也变了。我去找什么朋友不敢告诉他，我读一些书也设法背着他。我想跟他谈谈我的思想，也想劝他关心祖国的大事，但他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学生。一谈话，总是话不投机。于是不知从哪一刻起，我们的心疏远起来。
欢乐消失了，日子变得暗淡沉闷，我的心也感到沉重和痛苦。有时，我到进步的妹妹那儿向她倾诉心中的苦闷，她劝我说：“大姐，离开他！这样的老夫子有什么可爱？况且他家中还有妻子……”
可是，感情脆弱的我，虽然感到他身上的缺欠，对他不满，可一想到他还在爱着我，在心的某个角落，我也还爱着他，我就不忍心离开他，也没有勇气离开那个熟悉的小屋。我讷讷地回答妹妹：“你不知道爱情这件事儿是奇怪的，我讨厌他，我又爱着他，不能离开他……”
妹妹凝视着我，长长地叹着气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我打了妹妹一下，苦笑着，说不出什么。
我继续和他一起生活，很苦，时时想找工作，不想依靠他来养活。我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还在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小学当过小学教师，但时间都不长，最多干几个月就又失业了。没事的时候，我依旧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有时忘了给他做饭。他中午回来，一看饭没有做，再看我又在捧着一本《反杜林论》阅读，便一气夺过我手中的书，扔在一边，含着讥讽怒吼道：“马克思的大弟子！既然这么革命，怎么不下煤窑去啊？”
我气极了，和他争吵起来，想起妹妹的话，我真恨自己软弱，忍不住痛哭流涕。
他见我真的难过了，又哄起我来，温存地抱着我的肩头说：“默，原谅我，我多么爱你，你是知道的……”
我挣脱他，哽咽着说：“你不爱我，你不理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