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在上一章里几次提醒，对于目前政府试图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促改革”之间保持平衡的举动暂且慎下结论，原因十分简单：无论是“稳增长”举措所导致的拉动经济的成效，还是“调结构”和“促改革”所启动的深层次“手术”，其“综合疗效”都非最近几个月所能呈现。
所谓“综合疗效”，显然不是单指“稳增长”的成效，或“调结构”“促改革”的业绩，而是两者的综合平衡结果。
换言之，如果“稳增长”所导致的结果是拉动了经济，但拖延甚至阻碍了“调结构”、“促改革”的进程，那么其“综合疗效”就是失败的，而且毫无疑问是2008年后的翻版：若反过来，“调结构”“促改革”的进程大刀阔斧，但由此而影响了“稳增长”的进程，那么其“综合疗效”同样是失败的。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就是李克强先生遇到的挑战，其难度无疑要远远超过其前任温家宝所遇到的。这一“跑得快”和“不吃草”之间的平衡及其结果，显然绝非最近几个月可以看出来的，但显然也不能拖得太久，不然中国经济的战略方向就会迷茫。
我认为，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是检验“跑得快”和“不吃草”能否平衡的关键时刻。甚至也可以说，这段时间不但是这一平衡的“综合疗效”显现的时候，也是李克强团队对于其“手术方案”找到感觉的关键时刻。
这就慢慢引出了我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三个阶段的划分。
一、十年中国经济：三个时间指标
走一步看一步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基本逻辑。经常关注我的评论的朋友可能都记得，我在多个场合表示过，邓小平过去说的几句话现在已经过时，其中最过时的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在多个场合（节目、演讲、文章、书籍）中表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需要认真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成功的基本因素是什么？第二，中国改革的彼岸是什么？第三，中国的改革之舟目前正处于何方？
不要以为我能给出这三个问题的完整答案。我也不相信今天的中国有谁能给出这三个问题的完整答案，因为这三个答案本身就是多元的。但是，有越多的人来共同思考和讨论这三个问题，也就越能接近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同时，这三个问题集合起来，都含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不可能再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30多年前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无奈，那么若今天和未来继续这样做，那就是一种茫然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还是未来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对未来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规划。或者说，即便对未来做不到比较准确的规划，那至少也要对未来的走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判。
我们经常听人提起“纠错”这个词。所谓“纠错”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走在基本正确的轨道上。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犯错”或“纠错”无非是花费一些时间成本而已。但中国发展到今天，各个领域都已经到达了十字路口，面临方向和策略上的选择；如果在十字路口不幸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么未来走得越远，“纠错”的成本也就越高，甚至“纠错”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可行的事情。
对未来几年中国走势的研判，首先包含的就是对经济走势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趋势的预判。
就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时间段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未来十年内形势的坐标。这三个阶段，既可以作为分析家观察分析中国经济走向的指标，也可作为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在实务工作中的参考指标。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个阶段：2013—2014年，我称之为短期。
第二个阶段：2014—2017年，我称之为中期。
第三个阶段：2017—2022年，我称之为长期。
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其反映的深层问题也将有所不同，当然随之而来的应对和解决策略也将有所不同。
（一）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上半年：“李克强经济学”经受检验
如上一小节所述，中国经济近一年来进入风雨飘摇阶段，其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同时呈现，解决方案需十分谨慎才可：政府若不出手，一味实施“自然疗法”，那自然不符合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内在逻辑，迅速而来的社会不稳将很快使人们不堪重负；但若政府出手过多，亦即实施“强心针效应”，那无疑将使中国经济短期“脸色红润”，长期“结构性并发症”不断。
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经过几个起伏，其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这一逻辑上徘徊。然而无论是2013年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方针，还是9月10日李克强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及其带给世界的信心，抑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实施和验证都需要一段时间。
如前所述，这段时间不但是人们观察“李克强经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决策团队对其经济思想和操作手法进行试验并不断调整的关键时期。
2013年7月开始悄悄到位的万亿级的投资，无疑将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但这是否也将同时带来无穷无尽的后遗症？鼓励民间投资，说易行难，落实到最后，民营经济究竟是分到一杯羹，还是根本就像2008年以后那样被踢出局？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微观改革措施虽“润物细无声”，但究竟是将归于“悄无声息”，还是终将“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所有这些问题，不到2014年年中（甚至可能要拖到年尾）是无法回答清楚的，甚至都无法看到其发挥作用的端倪。
但我之所以将时间点设于2014年，原因也很简单：一个经济政策的试验时期显然不能拖得太久，2014年可能是这一经济政策“试错”或“纠错”的最后时间底线。
事实上，2014年第一、第二季度，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意想不到的变化，逼迫人们及时做出调整。因此，眼下的经济政策的试验不可能也不应该拖过2014年年中。
（二）2014—2017年：中国经济深层问题展现
2014—2017年将是未来十年里最为关键的三年，有很多深层的问题，短期的抑或长期的，经济的、社会的抑或政治的问题都会在这三年生成，就看能不能闯关成功。若闯关成功，2018年以后我们才有好日子，否则将面临第二次重大逆转。
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三年将是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尤其是供求面的深层问题浮上表层的关键时期。
首先，先用通俗的方式解释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
对近年中国经济稍有了解的朋友们一定都听说过以下几个名词：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下降。这些名词其实分别描述了中国不同侧面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结构性问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15000美元之间时势必面临一个发展瓶颈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所表现的特征是基本相同的，即缺乏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所谓刘易斯拐点，其实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其要点是：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往往呈现劳动力无限供应现象，因为随着机械化、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劳动力多余出来，逐渐进入现代工业部门，一时间给人以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假象；但当经济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得差不多了，原先的劳动力无限供应情况就会逐渐消失，而转化为劳动力相对紧张状态。这就是“刘易斯拐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下降，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消费人口总数超过了生产人口，亦即“吃饭的人比干活的人多”。而当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劳动力人口支撑的时候，“吃饭的人比干活的人多”就会成为一个困扰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
其次，用较为理论的方式，把人们谈论经济时经常提到的一些概念整合一下。
多少年来，“调结构”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方向。中国经济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过分依赖出口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于是，降低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将出口主导型的经济逐渐转型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这种经济结构显然在过去导致了非常不良的后果。
对于过度投资所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以及其导致的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风险的积累，人们一般不会有过多争议。但很多朋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也会导致不良后果？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同济大学的一个年轻讲师，当时开始听到一个最新的说法：“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当时一般的理解中，所谓外向型经济，也就是发展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此后的20多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走的就是一条以出口主导为主线的外向型经济的道路。吴敬琏在他2008年亲自签名赠我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对此有比较相近的阐述。
按照吴敬琏的分析，经济形态分成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两者又各自含有低级形态和高级形态。内向型的低级形态十分清楚，就是闭关自守，亦即像毛泽东时代早年和今天朝鲜的经济形态；内向型经济的高级形态是进口替代。用吴敬琏的话来说，中国在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后，实际上就已经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但当时中国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亦即以高度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本币高估为主要政策手段，目标在于以本国制造（或装配）的产品取代进口。这是战后一些后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较多采用的工业化战略，但这种战略不能发挥预期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程度低下，通常是由缺乏熟练劳动力、企业家、管理人才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但不能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创造竞争力，相反会使这些部门的好企业效率低下。
与前述国家的进口替代方式不同，战后东亚一些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低级形态。出口导向的优点是：需求不受本国收入的限制，较高的竞争水平对效率和现代化起到促进作用，为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检验。
但这一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微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所谓的出口只是在中国组装，大部分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和赢利率过低，也由此导致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多。而出口以外的部门则依然长期处于欠发达的状态。从宏观经济上说，为了维护出口量，实施这一策略的国家必须压制汇率升值，并由央行买进外汇，释放出大量高能货币，从而形成资产泡沫并导致通货膨胀。
因此，无论是以投资还是以出口导向为拉动的经济模式，都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其出路就是增加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元素，逐渐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所谓消费拉动，既包括居民个体消费的部分，也包括整体经济结构中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成分。
实际上中国已到了由外向型经济的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型的阶段。但外向型经济高级形态又该包含哪些要素？对于这些问题，今天真正加以讨论和思考的人并不多。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只要解决了消费拉动的问题，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也是对中国经济极为浅薄的理解。且不说消费究竟如何拉动，所谓的消费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由拉动消费所带动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建设等，就说最基本的一点：拉动消费多年来为何如此艰难？这显然不是居民手里是否有钱的问题，而是在居民不敢消费的背后，存在着社会保险体系依然大幅缺失的问题。
但拉动了消费，中国经济未来长远的发展引擎是否就此找到并得到启动？这显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误解乃至认知误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还是把眼光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并把过去20多年的中国发展历程与过去200多年的西方工业化的历程做一个纵向比较。
1780年，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伴随甚至引领英国工业革命历程的，是以蒸汽机和纺织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的进程。三四十年工业化进程之后，必然产生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富余出来而进入城市，承接了大城市的服务行业。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城市，充满了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这些人成为早期的产业工人，并在早期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受尽剥削和压迫；包括伦敦、曼彻斯特在内的所有英国大城市，都充满早期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贫民窟林立，贫富差距、劳资矛盾问题极度突出，革命种子茁壮成长。1838年，年仅25岁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雾都孤儿》，写尽了城市化早期的伦敦的种种尔虞我诈的现象。
1830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从这以后，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一次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重大改变，都伴随着技术革命的重大进步。换言之，技术革命的浪潮始终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财富的迅速积累，并且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对外贸易。
作为海洋国家，英国从事对外贸易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正是对外贸易这最后的“临门一脚”，给了这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体最后一记猛烈的推动，促使其一跃而上至一个更高的台阶。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贸易的整个进程中，尤其在发展早期，起主导性作用的依然是技术革命。可以说，没有技术革命，就没有早期的英国工业化的进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城市化和对外贸易的进程。
但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如前所述，中国朝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始于20世纪80代末期。换言之，当时距改革开放的启动仅仅过了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早年，中国的对内改革主要是改掉1978年之前高度计划经济的封闭状态，对外开放则主要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中尤其是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技术革命基本上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转型，也就是当年英国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对外贸易，并且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英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