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几年以来，经济学家们谈论比较多的另一个名词是“中等收入陷阱”，其大意也与这一结论基本吻合。“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自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报告指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同时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一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为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实现的，而高科技不是仅仅几十年就能追赶到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各不相同，有的版本说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就标志着进入这一门槛，也有版本说5000~15000美元之间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区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收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但也有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存有严重质疑。
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后处于“小阳春”中的北京城，一个由凤凰网主办的“凤凰财经高峰论坛”正在举行。峰会上财经大腕云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厉以宁。我是那次峰会的主持人，因此与厉以宁有了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厉以宁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一直是一位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但近年来，围绕厉以宁的争论似乎在逐渐减少。这是否与厉以宁有几个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学生有关，我们不得而知。厉以宁依然在各地频繁发表各种观点，尤其是在进一步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
在那次的“凤凰财经高峰论坛”上，厉以宁以其主旨演讲为论坛揭开序幕。他的主旨演讲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得了，但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他对“中等收入陷阱”说法的尖锐批评。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误导人的说法。”厉以宁的评价单刀直入，直观犀利。
厉以宁说：“一个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有发展陷阱；当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候，也会存在陷阱。只要是不发展，或缺乏发展的动力，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出现陷阱。所谓的发展陷阱，并不是中等收入阶段独有的现象。因此，我们要探讨的不是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如何继续发展、如何不断探寻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改革的源泉。”
必须承认，我十分钦佩厉以宁对改革的执著和坚持。上面摘录的他的发言只是我凭记忆所记，并不能完全反映他当时发言的全部精神。但从这短短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厉以宁对改革的坚持和对找到持续发展动力的执著。
然而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可能面临持续发展动力的缺乏，或面临继续转型的压力，这毕竟是迄今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或至少是其他经济体迄今已经历过的弯路。既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就有必要认真对待，仔细研究，并努力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而非一味以否认来回避。
虽然如此，我对厉以宁还是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他是中国市场化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几个既具有清醒意识和长远眼光，又具有足够胆识说出真话的学者之一。2013年10月4日，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以《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厉以宁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改革是从产权改革开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厉以宁的发问犀利、简单而又直接。
厉以宁在演讲中坦言，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亦即转向现代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虽然厉以宁给今天正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加上了一个很大的定语，但他对于中国双重转型的认识是很到位的。
其实说起来，这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但在今天的中国，要认识到常识，或者将认识到的常识性东西说出来，并加以积极推进，有时又是需要一些努力和周折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始终举步维艰，为什么我们纠错的成本往往高于改革的成本，甚至高于改革带来的收益。
说到这里，我必须再重申一下一段时间以来我反复重申的观点：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在同时做着三件事情：一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其实最早从洋务运动和民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二是改革，亦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是纠错，不断纠正我们在改革进程中犯下的错误，这也正是我说的纠错成本有时高于改革收益的地方。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当时不建立那些荒唐的东西，今天我们还需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改吗？如果我们在改革的早年头脑清醒一点，走一步看两步、三步甚至四步，今天还需要花这么大的成本来纠错吗？
最关键的一点是，今天我们往往还在做着第四件更为荒唐的事情，那就是继续犯错。虽然犯错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避免，然而我们经常犯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或者常常是在没有将事物的前因后果思考通透时就开始盲目行动，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缺乏顶层设计。
试想，20世纪90年代末在开始住房、医疗等改革的时候，如果决策者周围的智囊们不但能看到市场化“灵丹妙药”般的效力，同时也能重视和提升政府保障的部分，那么后来的住房、医疗改革就不会那么走火入魔，今天我们在改革住房、医疗等问题上需走的弯路就不会那么多，就更不会出现前些年在房价调控问题上人们看到的那些荒唐和“忽悠”的事情了。
所有这些都是缺乏常识带来的后果，也是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带来的后果。这些后果加起来带给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一直在弯路重重中“折腾”，我们所花费的纠错成本，本可以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因此，未来几年的路，我们要走得更为稳健才对。
上面的一大段言论显然有点扯远了，但对于帮助我们看清未来若干年的形势，这些话恐怕并非是完全多余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关于2015年中国经济可能进入下行窗口期的说法，是学者们2011年的研究成果。当时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窗口期将在2015年前后来临。在2011年，这一观点作为警世之言已经十分犀利，也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
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在2011年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强烈的关注和重视。当时的国人基本上还沉浸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氛围之中；如果说有烦恼，也只是被房价的疯涨以及随之而来的超严厉的调控措施，搞得有点不知所措而已。
而今天回首再来看这个观点时却会发现，这个观点显然已经过于保守。其实，从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开始“风雨飘摇”——忽高忽低，忽好忽坏，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下行的窗口期。
至于这个窗口期将持续多长时间，人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的是当2015—2016年来临的时候，中国经济将进入实质下行的阶段，而至于这一实质下行期又将持续多长时间，目前人们也不得而知。
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研究显示，其他发达国家的历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将进入下行调整期，而这一调整期必将伴随一系列经济结构和规律的调整。首先，调整前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重要比重的局面，让位于调整后服务业上升的局面；其次，调整前投资、出口占重要比重的局面，将被调整后消费占重要比重的局面所取代。
换言之，当经济下行来临时，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将同时展开；经济下行期结束时，也将是经济结构调整结束的时候。以这一眼光来看，你阅读本书的此刻，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就必须已经开始，消费必须在经济结构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必须开始大幅上升。
但要做到这一切，现阶段可能吗？
四、供应面：中国将面临20年危机？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疑问，是因为“调结构”是历届中国政府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实现，以致出现了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那些情景。中国经济在2013年第三季度因投资拉动而出现的种种现象，也无不折射了这一点。
其间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过去若干年，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还可以“等”，因为众多的其他因素还比较有利于经济的向前发展，比如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比较低廉，比如人口红利还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依然还在上行的跑道上，而只要中国经济还在上行跑道上，即使问题众多，总还可以拖延，或者拖延了也不致引起很大的麻烦。
但未来几年，这一切条件都将急速消失。
首先，如前所述，中国经济下行的窗口期从2013年已经开始显现，未来几年可能进入实质性下降的阶段，而这很可能发生在2015—2016年。这也就是被张燕生称为“2016年猜想”的那个“谜团”。
其次，如前面几个小节所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来依赖的人口红利，最迟从2015年开始将大幅消失。而按照前面提到的有的经济学家比喻的“小鸡鸡理论”，人口红利一旦消失，就至少需要18—20年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回来。
换言之，从2015年到2035年的这20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找到其经济下一轮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有一个振奋人心的观点：中国未来还有20年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的经济增长时间。与此同时，林毅夫的另一个引起争议而后来也被事实证明不无道理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依靠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是否需要投资拉动的问题，而是投资不能过度的问题。
但这个观点一直没能佐证的是：到底什么才是中国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动力？
本书第一章提到，一些经济学者经常讨论中国经济未来长远发展的前景，但唯独缺少对改革难题的客观分析。作为一个正在转型中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这只要看一下还有多少农民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被转化为市民就可以一清二楚。但问题是：通往这一愿景的道路十分漫长，其间布满了地雷和荆棘；如何排除这些地雷和荆棘才是现阶段应该认真探讨的问题。
讨论进展到这一步，似乎我们的问题已经基本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继续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种改革思路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再继续问一下：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未来长远发展的终极动力？说到改革，今天的中国亟须纲举目张，举一反三。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改革是“纲”，什么样的改革是“目”？什么样的改革只是“桥梁”，或只是“框架”，而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桥”上跑的“车”，或是“框架”里的实质性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