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告密。告密之风的兴起于武周革命之前，缘于光宅元年（684年）九月的“扬州兵变”。“扬州兵变”的发动者是大唐开国功臣李（原名徐世）的孙子徐敬业，他曾经也是武则天的心腹，后来因犯错而贬官，一直心存不满。他纠集了一批与自己有相同处境的官员，发动了反对武则天的兵变。兵变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兵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大批官员受牵连被杀，其中包括当朝宰相裴炎、名将程务挺等，许多人为开脱罪责，陷害别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卷进这场政治风暴。不断有大臣与乱党串通的消息传到武则天耳中，其中许多大臣都曾经是武则天的心腹，这让武则天十分伤心，她开始怀疑有更多的阴谋不被自己知道，认为自己处境非常危险，为此决定通过告密的形式，加强对大臣、民众的控制。嗣圣元年的“飞骑案”成为告密风行的先声。案发当天，是武则天拥立四子李旦称帝的日子。十几名参与废立皇帝的飞骑（宫廷禁卫军）在酒馆里喝酒。席间，一个人就说：“要知道没有赏赐，还不如仍然拥护庐陵王（废帝李显）呢！”话音未落，一个人立刻跑到宫廷北门将此事告发。酒席未散，部队已经包围了酒馆，将十几名飞骑全部带到了部队驻地。最后，说话人被处斩，其余的人，除了告密人之外，全部处以绞刑。至此，告密之风盛行起来。武则天在朝堂设立一个铜匦，专门接受告密信件。有重大案情，告密者可以直接到武则天面前陈奏，地方各级官府必须对告密人给予良好的接待，重大案情不得耽误时间，违者也要受到重罚。一时间，许多忠义志士含冤受辱，而不少市侩小人，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得到了高官厚禄。王弘义滥杀平民就是一例。王弘义来到赵州、贝州等地，看到老百姓设斋，就告发这些百姓聚众谋反，因此杀了200多人。为奖励王弘义，武则天授予他游击将军。视权如命的武则天不准任何人挑战她的权威，从她手中将权力夺走，所以她坚持“宁可枉杀一千，不可让一个存有异志的人落网”的原则，不断推动告密之风的发展，使政治空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任用酷吏。伴随告密风而来的是大量酷吏的出现。酷吏是担任特殊任务的一群人，他们秉承主上的旨意审理嫌疑人，为达到预期的目的，往往使用酷刑，刑讯逼供，制造假证，最终使嫌疑犯成为罪犯，以审理案件来邀功请赏。这批人在当时非常对武则天的胃口，所以受到重用。唐中宗复辟之后，列出了酷奸党名单，名单上就有酷吏26人。其中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是非常著名的酷吏。索元礼就是告密起家的，他违法使用酷刑，以牵连的方式，先后杀了数千人；周兴则利用一起案件，将一批大臣牵连进来，其中大部分人含冤被杀；来俊臣善于给人罗织罪名，他还与人合作了《罗织经》，专门用于陷害人。最后，来俊臣居然大胆到罗织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的头上，武则天忍无可忍，将来俊臣处死。据说，来俊臣受刑后，仇家争食其肉，斯须而尽。可见，百姓对酷吏的痛恨程度。告密盛行及其相伴生的酷吏政治，是武则天巩固统治所推行的暴力政策的组成部分，从当时看，可能会起到了维护政权运作的短期效益，但这种政策造成了严重影响，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为了大周江山的巩固，武则天可谓恩威并施。重视科举、礼贤下士，功不可没；迷信武力、滥杀无辜，就令人难以接受了。但通过对武则天性格的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无字墓碑的主人
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五人联合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软禁病中的武则天，杀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前废帝李显复辟，恢复大唐国号。十一月，一代女皇武则天病逝，享年81岁。她临死时，下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第二年，武则天与高宗合葬于乾陵。令人不解的是，武则天的陵前，立了一块无字的石碑。这块石碑，千百年来备受世人瞩目，大家都在猜测当年立碑的用意与初衷。其实，在武则天之前，中国帝后陵寝前是不立碑的，武则天为丈夫高宗所立的《述圣纪碑》开帝王立碑的先河。武则天陵前举世闻名的无字碑，是她的儿子中宗皇帝所立。那么为什么不在上面书写文字呢？这与武则天的身份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武则天是唐朝的皇后、太后，又是大周帝国的皇帝，那么以何种身份为武则天撰写碑文呢？一时间成为难题。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武则天时期大量被打击的官员复出，朝廷中充斥着武则天的支持者与反对派，如何对武则天进行评价也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一大难题。因此就立了一座无字的石碑，将当时的难题，交给后世去解答。武则天的是非功过，也只能由后来人评说了。
在评价武则天时，围绕两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两问题是，武则天的荒淫和崇信佛教。
对于武则天的荒淫，主要就是讲她拥有“男宠”。“男宠”的出现是在武则天“权力至上”思想影响下的结果。武则天的“男宠”留下记载的主要有4人：薛怀义、沈南璆、张易之与张昌宗。薛怀义侍奉武则天有10年的时间，武则天为了方便交往，将薛怀义剃度为僧，命他以僧人的身份出入宫掖。其间，武则天曾命薛怀义率兵出征，督建天枢等重大工程。后来，薛怀义因为武则天宠幸御医沈南璆而醋意大发，屡屡犯罪，武则天最终将其处死，而此后沈南璆也突然消失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太平公主进奉给武则天的，他们陪伴武则天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神龙元年推翻武周政权的政变，大臣们就是打着除“二张”的旗号，兄弟二人均在政变中丧命。
出于生理与心理需要的武则天，在宫廷中养起了自己的“男宠”，其实他们就是男皇帝的“妃妾”的性质，只是没有给他们“男妃”、“男妾”的名位。这就在于武则天是一个女皇帝。如果她是个男人，纳再多的女妃、女妾，都不会受到如此的非议，因为唐代皇帝妻子的数目，据官方史书记载就有120多人，还不包括为皇帝生下儿女的宫女。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武则天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即使在开放程度很高的唐朝，她的做法依然不能被社会接受。武则天虽然宠爱这几位美男子，但她并没有允许他们干预朝政，甚至在男宠们与朝臣发生纠纷时，她坚决地站在朝臣一边。如：一次，宰相苏良嗣在朝堂上遇到薛怀义，怀义没有以礼相待，良嗣大怒，命手下人将薛怀义痛打了一顿。薛怀义不服气，跑到武则天面前诉苦，则天安慰他说：“你不应该走南门，南门是宰相走的，而你应该走北门，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丝毫没有表现出对苏良嗣的不满。张易之兄弟与大臣宋璟也曾有过言语冲突，到武则天面前告状，武则天也只是劝告他们不要去招惹大臣，没有给予宋璟任何惩罚。至于说“二张”谋反，只是政变者的一种政治宣传与借口而已。武则天的这种“荒淫”生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是必定受到人们的批判。但从皇权至上的角度去分析，武则天的行为还是可以被理解的，毕竟她是皇帝嘛！
武则天供奉佛骨的金绣裙
至于武则天崇信佛教，是确实存在的。但她为何信仰佛教、信仰到何种程度，还有必要做具体的分析。武则天自幼信仰佛教，原因在于母亲杨氏是虔诚的佛教徒。武则天父亲死后，杨氏就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无奈家庭不睦、女儿年幼，未能如愿。武则天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也成了佛教徒。此后几十年，武则天都潜心向佛。佛法也确实保佑了她，给她帮了大忙。在武周革命前后，武则天发现，在佛教《大云经》中，记载了一名叫净光的天女，实是菩萨，为教化众生，化为女身来治理天下。这让她非常欣喜，因为这为她的革命行为从宗教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因此，公元690年7月，武则天的“男宠”僧人薛怀义与几名僧人联合撰写了《大云经》的注疏，声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武则天立刻下令颁行全国，同时命令各地修建大云寺。为了回报释教对自己的帮助，武则天更下令佛教的地位在道教、儒家之上，对寺庙进行大量赏赐，到处修建佛寺、造佛像，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就是仿造武则天的形象修建的。武则天对佛教的感情，一方面来自纯正的信仰，一方面来自对佛教的感恩。可以说，武则天对佛教的态度是既信仰又利用。不过，她对佛教的态度，确实导致了“佞佛”行为的出现，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龙门石窟卢舍那佛
武则天81年的人生，是她为获得权力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里，社会经济始终是向前发展的，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同时她重视科举、礼贤下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进行了较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由于武则天视权如命的性格，她不断打击异己势力、任用酷吏、制造社会恐怖，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纵观武则天的统治，她给我们留下几点启示。
作为领导者不要过分追求权力。在封建社会，权力来源于专制制度，而当今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赋予。所以，领导者应该认清形势，不要把权力看得太重，而要把国计民生放在第一位，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作为领导者要有度量。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一名成功的领导者，要能容忍不同的声音。动脑筋去分析各种反对的意见，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化离心力为向心力，这样才得人民的支持与信赖。唐太宗善于纳谏，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景象，武则天也善于听取建议，才使得国家得以继续发展。以史为鉴，才能不断进步。
作为领导者，要做“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见伯乐的重要性和做好伯乐的艰巨性。作为领导者，就要善于做伯乐。武则天就善于发现人才，如：忠心耿耿的狄仁杰、颇具才干的姚崇、刚直不阿的宋璟等。中国历史上不乏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时代，当时的君主都较好地充当了伯乐的角色，希望当代的领导者们能从古人身上汲取好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武则天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褒扬与诋毁，这与她另类的身份——女皇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作为后人，我们不能抹杀她的历史功绩，同时也不能为她的不当行为护短，无字石碑的主人坦然地接受后人的评说。作为后人，我们也可以坦然地为武则天定一个名位，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