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鄱阳县田贩街镇牌楼村的彭一山，是父亲那一辈从徐家滩迁过来的，兄弟姐妹5人，3个姐姐、1个弟弟。家里每人有2亩多田，听上去不错，可惜那都是高山冷浆田，亩产只有200斤左右，即使后来乡农科院帮助推广了很多科技手段，仍然只能产到250斤。加上山上野猪增多，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少。到90年代时，彭一山和弟弟只有一起到田贩街镇、莳山垦殖场附近帮人家做泥工，挣钱补贴家用，否则生活难以为继。由于进出不方便，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家，非常辛苦。彭家兄弟累死累活干了一段时间，难免疲累。有时就想，人家还在热被窝时自己就要起来赶工，晚上别人都已经洗脚上床睡觉了，自己却还在路上奔波，披星戴月的仍然挣不到一口饱饭吃，所以有时候也就偷懒，不愿做，破罐子破摔，袖着双手在山上晒日头。由于再没有别的收入，彭家的生活一直挣扎在极贫线上，让人殊为感叹！
王小东学艺——没有用武之地
说起遂川县珠田乡大垅村的勾仔垴，乡里的干部没有一个不摇头的。这个地方只有10来户人家，全都姓王。据说他们的祖先在明末清初时，为躲避战乱逃进这与世隔绝的深山沟，成了真正的山里人。对于勾仔垴，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勾仔垴，山连山，离天三尺三”。
民谚所言不虚，勾仔垴的确山重峦叠嶂、回环起伏，一眼望不见尽头，仿佛每一座山都勾着、连着，宛如那生生世世相爱着的恋人。满目翠绿中，只有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羊肠子似的盘旋在山体上。小路坎坷难行，却是村里通往几十里外村委会的唯一通道。小路上的每道沟坎，都浸润着勾仔垴人的汗水和辛酸。勾仔垴人似乎也认命，他们默默地生存着，茅草树皮盖的房子是他们身心的归宿。原始粗陋的生活条件抹煞了他们对现代生活的美梦，也许只有当茅屋在寒风或暴雨中摇摇欲坠时，他们麻木的脑海里才会生出一份对坚固的瓦房的奢望来。
在这个勾仔垴上，住着一个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名叫王小东的人。象其他勾仔垴上的人一样，王小东从小就生活在深山里，二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次山。每天只知道上山挖笋、砍柴，或者打些野味，打发一天的生活。有时候，则跟父母亲一起，伺弄着家里仅有的几分望天丘，栽些水稻，勉强收点口粮，或者在房前屋后的山坡地上种些红薯，接济那口粮缺少的月份。
二十多岁的时候，王小东娶了离他家二十多里远，同样也是深山沟里的一位姑娘，几年后，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从而开始重复着他祖祖辈辈曾经走过的生活。
1998年夏天的一天，王小东2岁的儿子生起了病。先是感冒咳嗽，后来又发起了烧。在离勾仔垴十多里的一个山村郎中那儿抓了几付中药吃，却一直不见好。孩子的高烧时断时续，将近半个月不得退。到后来，孩子都瘦得不成人样子了，王小东见再不出山去治，恐怕就没得救了。于是咬牙跟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家里仅有的一千多元存款带上，到山外去为儿子求医。
王小东跟父亲一起，抱着儿子先是爬了四十多里的山路，来到了大垅村委会所在地，然后，在大垅村央了一位亲戚，用摩托车把他们三人搭到了珠田乡卫生院，在这位亲戚的帮助下，这才终于让儿子住上了院。
第一次出山的王小东，面对着珠田乡集镇上的花花世界，有点眼花缭乱。原来在村里听别人说的东西，他第一次亲自感受到了。他用纯朴的双眼，接受着让他感到新奇的所有，电灯、电话、电视、汽车，甚至连卫生院里的一只会响的喇叭，也让他备感好奇。特别是儿子住院的那几天，病房外不远处医生办公室里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更是让他着迷，一有空，就站在门口看个不停。
儿子的病，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感冒咳嗽引起的肺炎，不到一个星期就治好了。
儿子出院后，他跟父亲一起，把儿子抱回来了勾仔垴。人虽然回来了，可王小东的心却没有回来。
几天后，王小东瞒着父亲，偷偷地从山里跑了出来，学起了泥水匠。他发挥山里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一门心思跟着师傅学，不到半年便出了师，可以单独接活了。
然而，就在王小东准备在外面长期做泥水工时，父亲却病倒了。王小东不得不告别山外的生活，回去支撑这个家。让王小东没想的是，他学了一身的手艺，回到山里好几年，却从来没有一户人家请他做过泥水。不是他的泥水技术不好，而是因为山里人穷，哪家做得起房子呢？即使要加盖点土坯房，也用不上他这个泥水工，家里人烧点土坯，自己盖就行了。王小东这个泥水工，空有一身技术，在这里也赚不到钱。
就这样，王小东学艺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在勾仔脑被传为笑谈。村民编了这样一句歇后语：“王小东学艺——没有用武之地”。
六岁孩子阿龙的家
修水县复源乡，是修水县一个深山区里的乡，如今在互联网上已经能查到这个乡的资料。可是，只有当你到了那里，你才会发现，居住在这个乡的农民，与外面的世界相隔有多远！
这个乡共有78个村民小组，其中近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100多座崇山峻岭之中，每个小组的村民居住之分散，也是外界不可想象的。乡干部说，他们下乡时，需要走上几公里才能有一户人家。当地人有一句民谣，说：“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这一天，一位采访的记者来到复源乡的双港村，这是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偏远乡村，名字叫做牛车坪村。
位于马鹿山脚的牛车坪村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村落，幸运的是，尚有一条水泥路从山脚向上蔓延，两边都是一栋栋的楼房，看上去倒有些新农村的风貌与气象。只是越往山上去，路越窄，楼房的规模也就越小。到了半山腰时，就只剩一条尘土飞扬的泥巴路了，路边杂草丛生。道路尽头是3间修建得很随意的青砖平房，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这里，就是6岁阿龙一个人的“家”。
一间独立小屋的外侧，有几块青砖摞成的“灶台”以及装了陶瓷便盆的“厕所”，“设施”相对齐全，于是就成了阿龙的“主卧”。另外两间相连的平房，破烂不堪的木门象征性地掩着，没有门锁。据了解，阿龙曾住过其中一间，不过因为父亲在这里去世，如今再没有人靠近这两间房子。阿龙也没有再进去过，只是经常在门口走来走去。“是不是觉得爸爸还在里面睡觉？”记者问。阿龙没有回答，犹豫了一下，摇摇头跑开了。
小屋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是阿龙平时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搂着那条叫“老黑”的狗，望着通往外界的那条路发呆。父亲过世后，阿龙就没再下过山。
远远地看见熟悉的叔叔阿姨，阿龙显得很高兴。村委工作人员拿出盒装饼干和香蕉，非常自然地放在房间里，并叮嘱阿龙不能把饼干当饭吃。听到村干部的话，阿龙乖巧地点头，咧开嘴笑了。
但是，看着阿龙的笑意，记者忍不住要落下泪来……
月明村家长的共同决定
芙蓉镇月明村，一个听上去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甚至感觉有些香艳的美丽名字，多少年来，却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
万安县几乎没有人去过这个村，因为它处于万安水库库区深处，实在太偏远、太偏远了。
范衍栋等七户库区移民，在水库蓄水的时候不得不朝后搬迁，这一搬就搬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对于大人来说，山上的生产生活不方便，熬一熬也就过去了，但对于处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熬”字可以解决问题的。
村里没有教学点，八、九岁的孩子要走上二个多小时到山下上学，春夏秋冬，日晒雨淋，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孩子上学不安全，家长们实在不放心。都说山里娃儿命贱，可在父母心中，他们也是心头肉啊！
早上，林间的鸟儿还没有开始啼叫，母亲们就挪开丈夫温暖的胳膊，悄悄地爬起来，到灶间烧一把火，把昨夜煮的剩饭炒一炒，然后喊起睡眼惺忪的孩子，让他们吃了去上学。
跨出门去，外面的天空上还闪烁着星斗，西斜的月亮还没落山呢。
一阵料峭的山风吹过，甚至在春秋季节也感觉到寒气逼人。
下山的路，影影绰绰，时而羞涩地掩埋在草丛里，时而又淘气地绕上了山崖。母亲们没空将孩子护送下山，只能点燃一根松明子，交到孩子手上。等村里几个读书的孩子都聚齐了，母亲们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一路小心，注意安全。
路上有奔走的野兽、有出没无常的蛇，这些本来就够让人担心的了，遇到天气恶劣的日子，满山风呼雨啸，甚至霜雪没路，所有家长的心一整天都是悬着的。
孩子们放学回来，衣服被荆棘挂破了，手掌啊膝盖呀，不是这里流着血，就是那里蹭破皮，这是常事。孩子们小，上学路上不懂得替自己担心，可大人却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每天每天不能轻松。经常的状况是，家里晚饭做好了，孩子还没回来。一家人找也不是，不找又怕孩子出事。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担忧和焦虑中，村里的家长们作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为了孩子的安全，宁可放弃读书，也不让他们去上学了！
当这个决定向孩子们宣布的时候，孩子们哭了，汩汩的泪水漫过他们稚嫩的面颊，然后流进了大人的心中，把他们的心腌成了苦涩的梅子。他们知道，这是在用孩子的前途和未来换取当下的安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为了孩子读书，宁可让他们天天冒着危险，让全村老老少少情绪上受着煎熬吗？
让孩子们辍学这个决定是违反国家《教育法》的，可客观情况如此，谁又能对这些家长予以追究和谴责呢？！
鄱阳县田贩街牌楼村沿山冲的村民徐宗贵曾这样对山里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做了一番对比，他说，山里的孩子，一般要到9岁才读书，因为离学校远，上学走路要走近3个小时，孩子太小，走不了这么远的路，另外父母也不放心。所以山里的孩子走出来，看起来要比山外的孩子笨一点，由于没见过世面，人家讲个笑话，他们都听不懂，理会不了人家为什么笑。而且，山里的孩子生病，小病小痛的根本就不会出去看，下山看病费时又费力，加上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所以很多孩子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体质也不是很好，智力也跟不上别人。人家外面的小孩2、3岁就上幼儿园，5、6岁，6、7岁就读书，就接受教育，相比之下，山里的孩子当然比不上别人啊！
他的这番对比是否有道理？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品味得更深。
月明村的现实、徐宗贵的感叹，在类似的山区、库区实在是普遍现象。
遂川县高坪镇牛岭村常支部书记柳先泽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村，小孩上学要走10公里。出村全部是下坡，进村全部是上坡。山里每年9月以后就会下雪，下冻雨则是经常的事。小孩子读书，经常会滑倒在路上，家长们实在不能放心。
调查曾经显示，修水县离最近完全小学距离在5公里以上的有744个自然村，涉及7919户37226人。复原乡湖洲村村民慎新民说，他们村里出门要过一条30—40米宽的祟河，只能竹排过渡，遇到涨水，大人出不了村不要紧，孩子们就耽误上学了。为了解决孩子读书问题，村里决定请一个民办教师来村里上课，由镇里、村里协商出钱。这个民办教师一个人教4个班，效果当然不好。可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啊。
于是，在大山里孩子的眼眸中，那一道道翠绿的山岗就化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屏障，挡住了一层又一层的视线。
三百山——一个花季生命的消失
安远县，是笔者温燕霞的故乡，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客家风情。但因不靠国道、不靠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经济一直不甚发达。这个地处江西省最南端的县境，在香港回归前后那一阵子，在外面的知名度蓦地高了起来。各种媒体广泛介绍了安远县秀美的三百山，因为三百山是东江之源，香港人的饮用水就是从这里发源，一路接纳、融和了众多支流后，浩浩荡荡地流淌1000多华里，进入香港境内的。
东江，是香港人民的母亲河，许多香港人饮水思源，组团结伴来到安远。他们感谢安远人民为保护东江水质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在水源处立下石碑，以誌谢忱和敬意。笔者1996年和江西电视台的张光烈先生联合创作了一部反映安远人民保护水源的上、下集电视剧《情醉东江源》，拍摄后曾在中央电视台和江西电视台播出。提这件事儿，安远人现在还津津乐道。三百山的许多景点也沿用了电视剧中的命名，比如“知音泉”、“情人谷”，洋溢着文人赋予的浪漫气息，也着实彰显了三百山的幽静之美。
然而，对于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当地居民来说，重峦叠嶂、水秀瀑奇的风景，同时也是山路险阻，与世隔绝的象征。
安远县扶贫移民办的黄镜明主任，从小在深山里长大，他给我们讲了他小时候读书的艰辛。
他的老家高岗村是真正的深山沟，有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绰号：半天堂。那里可以用“森林茂密，古木参天，巨藤倒挂，遮天蔽日”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山上常年水气蔼蔼，云雾飘荡，房屋田畴仿佛浮在云海之中，所以美其名曰“半天堂”。无论冬夏，气温比起山下要低上个3—4度。由于该村地势高峭，来往的道路也就跟着崎岖险峻，有一年，管辖该村的镇岗乡党委书记骑摩托车到他们村公干，结果狠狠地摔了一跤，连人带车滚到了路边上，差点儿翻进了深山沟，说起来都让人后怕。
不过，这种事对于黄镜明而言却不稀奇，他上学时常摔跤。黄镜明记得他第一次入学的学校，只有2、3个孩子读书，一个代课老师教2、3个学生，就跟过去的私塾差不多。不过，私塾先生待遇不低，而他的启蒙老师每月只能拿到350元的工资。之所以待遇这么低，大概也是“按劳取酬”吧？
后来，这个超微型的教学点取消了，他只有到离家好几公里外的地方读书，每次花在路上要1、2个小时。家里为了让他更好地学习，三年级开始让他住校——当时能住校的学生，家庭条件相对算好的。
山里的学校条件根本就简陋，根本不具备接纳住校生的硬件。可学生们又必须住校，校方也只能因陋就简了，孩子们打地铺睡，山高一米、水冷二分，睡在那种地铺上可想而知。春夏交接时，墙根和床头常有菌丝丛丛簇簇地冒出来，鼻涕虫、蜈蚣更是常客。但比起每日的奔波，孩子们还是觉得住校更安逸，哪怕冬天吃冷饭、夏天睡地下，这些都不能削弱他们那因住校得来的细微快乐。尽管如此，周末往返的辛劳还是难免的。每个周日的下午，学生们要返回学校，不然第二天赶不上早读。由于家里穷困，返校的时候，孩子们得自己带米，交给学校食堂，这样可以省去打饭的钱。每个学期，每家每户的家长要挑上500斤柴火作为米饭的“加工费”。至于菜，也是一周一带，家里备好酸菜，用瓶罐装好，供孩子吃上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