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原始艺术密不可分的是河姆渡人的精神世界。从上述的雕刻及刻画图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具有了对称、两分的审美意识，也会利用重复连续花纹等比较成熟的装饰艺术形式，体现了河姆渡人较高的美学观念。经常出现的鸟、太阳等形象，可能与当时的原始信仰有关。根据古文献记载，东南沿海的早期部族以鸟为图腾，位于东海之滨，崇拜日神也在情理之中，伏羲、帝俊等与太阳有关的始祖神就大多发源于东方。当然，早在六七千年前，人们的原始崇拜发展到何等的程度？他们的精神世界到底又是何种模样？这些有关无形的“思想”的问题，都无法由实物资料中直接获得答案。我们也只能由河姆渡人信手留下的一些片段，来想象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史前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的发现令亚洲稻作农业发源问题集中到长江流域。后来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也不断证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区。河姆渡文化的性质一直以来不乏讨论，但比较一致的是，由此为源头的江南文化谱系对后来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原始文化都产生了影响。最关键的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令人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长江流域无疑是中华原始文明的又一摇篮。
千余载的原始东夷社会——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距今6100年到4600年间活跃于山东地区的居民创造的一个原始文化，因泰安附近的大汶口墓地而得名。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山东地区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工作重心之一，因此大汶口这个名字在考古学界非常响亮。到目前为止，大汶口文化遗址已经发现了几百处，其中开展过发掘工作的也有50多处。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研究工作较为深入和细致的一个对象，对这一原始文化的认识也比较全面。
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历程长达1500多年，文化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脉络比较清楚，为我们了解早期社会各个层面的演进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农业是大汶口文化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这漫长的1500年里，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出土农具的数量比较少，类型也十分简单，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铲。到了中期阶段，农具数量、种类都开始增加，用肩的工具开始流行。这是为绑缚于木柄上，提高生产效率而产生的变革。晚期阶段，农具在生产工具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加重，各种质料的农具都大量出土，有一些还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中继续保留使用。
大汶口文化先民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这是黄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种植的一种谷物。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约1立方米朽化碳化的粟粒，据推测原来谷物可以装满窖穴的。这样的粮仓位于一座房屋基址边上的一个普通的例子，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饮酒之风日盛。如位于沂沭河流域的陵阳河墓地，45座墓葬中就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这是一种饮酒器。它在所有遗物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以上，尚酒风俗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剩余粮食的丰富和农业生产的发达。
家畜饲养也十分的发达，尤其是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以大汶口墓地为例，用猪随葬的墓葬就占了所有墓葬的1/3以上。这种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全部用整猪的现象还不太多见。随葬猪头或猪下颌骨的数量多少，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可知猪在大汶口人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渔猎工具在生产工具中也占了较为稳定的比重。各类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的发现，说明捕捞业仍受重视。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说明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的手工业状况同农业一样，由早到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个别的利用慢轮，对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进行修整，制作器物不够规整，效率也无法提高。这一时期，同黄河中上游的情况类似，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较为发达。与仰韶文化不同的是，这里的彩陶不以黑红二色为主，有黑、赭、红、白等多种颜色，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但很多方面可以看到与黄河中上游文化的相互交流，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图案布局合理、线条流畅的彩陶应是专门的陶器制作部门生产的。如在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地中，曾经发现一座男性墓内随葬有数块石料。经鉴定为天然赭石，如果蘸水研磨即得赭红色粉末，与彩陶上所用的红色相一致。因此可以推知这几块石料是专用的颜料。此墓的主人可能就是制作彩陶的工匠。
中期阶段，彩陶开始慢慢地淡出于我们的视野，制作技术和烧造的工艺却在不断的发展。轮制陶器开始逐渐取代手制陶，它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为大汶口文化之后辉煌的龙山文化的出现打好了基础。黑陶、灰陶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多。早期则主要是红陶。由此可知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烧成温度和烧成环境都得到了改善。这一时期开始流行于大汶口文化的大镂孔花纹陶器更是陶制品中的精品。有学者认为这种装饰是由竹编器物借鉴而来，因此从一个侧面弥补了竹木器无法保存至今的遗憾。
大汶口文化晚期是陶器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内容之一是白陶的出现，这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白陶的原料是一种特殊的陶土，烧制温度需要达到1200℃以上，烧成的器物轻薄而坚硬。目前发现的烧制此类陶器所使用的横穴窑也是大汶口文化先民的一大贡献。这种陶窑的结构合理，一直为后人延续采用。另一个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薄胎黑陶的发明，龙山文化闻名遐迩的蛋壳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有趣的是，这类陶器无论是大汶口文化还是龙山文化时期都集中于山东的东南部地区，也许当时的东南部就是陶器制作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吧。
大汶口文化中玉石器发现不多，骨角器制作的技艺则很高。在大汶口早期，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精致的小件骨雕制品，一般以表面雕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到了中晚期，镶嵌工艺、透雕技术还有剔地手法都相继成熟起来。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精品。
大汶口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早期保存较好的村落遗址有长岛北庄，位于胶东半岛以北的庙岛群岛。这里每座房子大约有10—20平方米大小，也有几个超过30平米的大房子。整个村落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
到了中期，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虽然当时的地面建筑都已塌毁，留下的只有地基部分，但是幸运的是考古学家在大汶口文化的一个遗址中发现了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
晚期的房屋建筑没有太大的变化。地面建筑也没有取代半地穴房子，后者仍占主要地位。有的地方出现了长条形多间的排房，这可能是其他地区民居建筑对大汶口居民的影响。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著。这些变化都为我们了解社会的演进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创造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可能进入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在同一个墓地内，墓葬的等级差异已相当突出。比如在陵阳河墓地中，最大的墓面积超过15平方米，随葬器物有160多件，还有几十个猪下颌骨一起埋入。同一墓地中的小墓，墓室大小只有1平方米，随葬品只有四五件制作粗糙的陶器。相比之下，可以说“阶级对立”已很“尖锐”了。
除了贫富的分化，社会分工也同样体现了原始社会的发展。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经十分明确，这从男女两性的墓葬中使用不同的随葬器物表现出来的。男性墓中多数随葬石斧、石凿等生产工具和石钺一类的武器，而纺轮这一类纺织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发现。并且男尊女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大量出土猪下颌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几乎没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内的随葬品整体上要比女性的高级一些。除男女分工以外，生产部门的分化——农业、手工业的各自独立，也在大汶口文化中逐渐产生。尤其在较发达的地区，出土了制作技艺高超的陶质、骨牙质产品，说明出现了专业他的工匠群体。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也日益频繁。制陶业的发展，表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制陶技术的提高，陶器的规格形态都进一步固定，生产效率也大大进步。墓葬中大量使用的“明器”，没有实用功能，制作粗糙，但个体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应有专门的生产单位生产，而不必再由家族制作供自己使用。晚期在山东东南地区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当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个，而在其他地区却只有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一两个。这似可说明，当时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主要在鲁东南生产，但产品的流通则十分广阔，遍布整个山东半岛。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有的还在所刻的符号上涂上朱色。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出土。研究者大多认为这种器物是跟祭祀有关的礼器。刻画其上的文字都是单个出现的，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另外还有带柄钺的象形以及带柄锛的象形等等。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有零星的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出现于周围其他原始文化中。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是将一组龟腹甲相合，并在龟甲边缘钻孔令其缀合的一种器物，内部还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随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
大汶口人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习俗，就是拔牙。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据此推测，当时人们在成年后就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今人来讲，拔掉门牙无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中国的古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甚至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而最初带动这种“时尚”的恐怕要上溯到大汶口人了。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由此也能想象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
根据古史传说，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分布区域。东夷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太昊、少昊和蚩尤的时代。根据古史学家的推测，大汶口文化相当于传说中的太昊和少昊时代，甚至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中太阳和山形的组合符号就是“昊”族的族徽。虽然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来说明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但是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却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甚至商代先民的很多文化传统，如好酒和酒器的盛行，如对龟灵的崇拜——这些都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影子。这些零星的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大汶口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所占的显要位置。
中华文明起源的前奏——红山文化坛庙冢
红山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8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内蒙古东南部调查时，曾经发现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19年起，法国著名学者桑志华、德日进也在内蒙古东南部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曾对重要的红山前遗址进行过调查。中国的学者在早期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工作中，更是劳苦功高。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曾作过专门调查，在当时材料匮乏的情形下，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西辽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另一位著名学者裴文中则在40年代提出并设想了长城以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由北往南的移动路线。到了5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的时候，根据当时已经重病的梁思永的意见，将这类物质遗留单独分列一章来讨论，并且正式给它定名为“红山文化”。从此，这一类史前遗存在研究长城南北的史前文化互动关系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