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了一部国内流行的电视连续剧《空房子》给我，其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女主角杨红英在经历了下岗、离婚等重大人生坎坷后，语重心长地对她的挚友丁亚兰的女儿珍珍说了她在大彻大悟后得出的一条人生经验——靠自己。
坦率地说，我真的为国人感到高兴，因为多年来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缺乏的就是这种靠自己的精神。这些年来，朋友们常常会问起我成功的经验与秘密，我最简短的回答恰恰就是“靠自己”，也就是一种独立的能力和精神。
我的身体里流着“靠自己”的血液
现在回想起来，我靠自己的独立精神很大程度上和我父母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高官，但父亲却在十三岁那年就离家开始了独立的学生生活，在战乱的年代里随着学校颠沛流离。祖父在1949年携家小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时，父亲毅然决然地做出了独自留在南京完成学业的决定（从此与家人断绝音信近半个世纪），后来毕业于当时的名牌大学中央大学，获硕士学位，成为国内著名的家禽学专家。
母亲出生在极似巴金先生《家》一书中描述的一个大家族里，外祖父的公司是当时国内著名的经营丝绸的商号。因为母亲是外公最小的女儿，所以也是他的掌上明珠。然而在外公家族里，“重男轻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天经地义的事。年幼的母亲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心向往走出深墙大院去接受更多的教育。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梦想成真，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取当时全国著名的北京高级助产护士学校，一时成为李家大院里表弟妹们的楷模，刮起了一场冲出大院寻找自我的飓风。外祖父虽然并不赞同母亲的选择，但在那张令人信服的录取通知书面前也不得不做出了让步。
应该说我的童年还是相当优越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人按照阶级划成了类别，我才突然从金色的童年梦中醒了过来，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因为祖父在台湾，我们家属于有海外关系一类的阶级异己分子。据父亲回忆，他当时选择留下主要是对腐败透顶、病入膏肓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海外关系”在当时是排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下的阶级异己分子，据说这样排是因为“海外关系”不见底，危险性更大。
记得有一天，一队红卫兵押着住在我们大院里的几位教授来到院里挨家挨户地抄家，虽然我们当时在学校里对批斗自己的老师早已司空见惯，可是等到红卫兵抄到自己的家，自己的父亲成了批斗对象时，才开始模糊地感到自己和家人在这个阶级社会里的卑微地位，小小年纪的我就开始下意识地知道“在家靠父母”对我们这样出身的人恐怕是行不通的。要靠就得靠自己。十几岁的我，小小年纪就懂得了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参加红卫兵不够资格，咱是“黑六类”。当兵更不用说，那根本不是“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孩子的梦。十六岁那年，我和哥哥扛起背包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江苏省丹阳县的界牌公社“插队落户”，成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老三届”中的一员，踏上了靠自己的人生征途。
“靠自己”当上船长
美丽、淳朴的江南水乡让我对大自然形成了永久的眷恋和崇拜；善良、朴实的村民们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家庭出身，在那里，阶级等级的阴影似乎也不再那么让我窒息。这期间，我种过田、养过鸡、喂过猪、看过瓜，也修过河堤，被再教育成了名副其实的“贫下中农”。朦胧中的初恋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在异乡之地形成了永久属于自己的真、善、美的价值观和吃苦耐劳的能力，也开始初步尝到了“靠自己”的甜头。这对于自己后来在学业、事业上的成功和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2年，公社渔场包租在无锡搞运输的拖轮需要增添一名水手，我因为平时劳动表现突出被推荐到“长江二号”轮上当了一名水手。这对当时的我简直就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同时也让我又一次亲身体验了“靠自己”。我更加玩命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先后通过了副驾驶和正驾驶的考试。记得考副驾驶那年，我先是一鸣惊人地拿了个镇江地区唯一的笔试100分。上船考实际驾驶操作时，看着我稚气十足的娃娃脸，主考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讥笑。前进、转弯、调头、倒车停靠，按照主考官的指令轮船在我手里像一条训练有素、正在表演的鲸鱼，漂亮利索的动作把主考官和监考们都看呆了。船靠稳了，我不慌不忙地扎起了拖把，理布条、绕绳、抽紧、切齐，短短的几分钟，一把漂亮实用的拖把呈现在考官们面前。谁也没想到，这道只占五分并被大多数考生所忽视的考题也被我一分不漏地拿了满分。“100分！”主考官激动地大声宣布，轻蔑和讥笑的眼神早已被钦佩和鼓励的表情所取代。我成了镇江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实际操作拿满分的人，成了当时长江航线上最年轻的“船老大”。除了领导船上“同舟共济”的兄弟们，拖轮上的“船老大”还是整个船队的第一把手。这段水上生涯不仅让我亲身体验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真实含义，还让我在二十来岁时就学会了果断地做决定、勇敢地承担责任、耐心地倾听不同的意见和具有团队精神。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些早期当船长时形成的品质使我后来得以在北美商界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靠自己”考上大学
1975年初，当我在船上听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公社里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的哥哥还有和我们在同一个生产队落户的同学因种种原因都没被录取。想到就要与多年来梦寐以求上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我急眼了。我连夜从无锡赶回公社。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录取名单已送到县招生办，公社的领导们都在县里开会，一切都太迟了。不肯认命的我又一口气步行十八里搭上了去县里的长途汽车。当我在会议休息室找到了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时，我面对两位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毫不畏惧地表达了自己要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并陈述了自己应该被录取的种种理由。当时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慷慨激昂的情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奇迹发生了，命运向我低头了，公社把我按照“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破格推荐上了大学。我也从中悟到了一个后来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真谛：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把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靠自己”从此成为我的人生哲学，也开始有了人生成功必不可少的自信心。
“海外关系”的阴影继续纠缠着我。当我拿到南京河运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以为凭自己已经掌握的航行经验，成为一名远洋轮船长的梦想近在咫尺。没想到报到以后才发现我所报考的驾驶专业录取的都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军人的子女。在那个理性被扭曲、人性被压抑的年代，像我这样一个“黑崽子”怎么可能去为无产阶级的远洋轮掌舵呢？我被分配到的专业是：船舶木工。我的抗争、申辩都在阶级的这堵厚墙上撞得粉碎。我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服从党的分配，要么回农村继续接受再教育。我理智地选择了前者。这个经历加上当初上山下乡时的无奈抉择逐步形成了自己人生哲学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平静地接受不可以改变的事实，靠自己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命运。然而，接受并不等于消极被动的认命。英语有个谚语：就算是个柠檬（柠檬在英语中又有令人讨厌之物的意思）也得拿它做杯柠檬汁。
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分配在南京金陵造船厂工作。有意思的是，我不但用学到的手艺为自己打了独具特色的结婚家具，当年学的木工工艺、机械制图、模型制作竟然在后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办公用品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副总裁的工作中起到了独特的、举一反三的作用。好几次我对产品设计和包装的独到见解让参加会议的生产厂家和设计公司惊讶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国有句古话：艺多不压身。岂止是不压身，后来的工作经历让我意识到一个真理：三百六十行，行行相同，全看你会不会融会贯通和触类旁通罢了。
回头看当年，“靠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曲曲折折，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分：
漫道人生几十载，何尝见到贵人来？有道上帝终相助，独立自强恩惠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