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越是取决于外部成就的证据，那么这种成就越是难以令人满足。一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家这样描述他对自己的抱负作斗争时的情景。“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起，我就觉得自己像被什么东西逼着似地努力地干。父母将我赶进学校，如果我不是门门功课都始终拿Ａ的话，即使到了10岁或11岁时，我还会感到惊恐、绝望。我以最优成绩从大学毕业，我原以为这足够可以平息一下我的自我怀疑了吧，但丝毫没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生院是否能学得好，我担心是否能做值得一做的研究，甚至当30年后我获得了科学奖励中最高的一个奖赏，我仍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够格，总觉得自己工作能获得如此赏识，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偶然碰上的。”
尽管人们心中的“我”都反对测量，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到处寻找测量方法，能大致把自我价值核算成时、码或明之类的测量单位。每个社会有各自的尺度。
美国人历来用钱作为
确定一个人价值的指标。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症剖析》一书中写道：“一句话，每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的至善即财富，我们崇拜的女神是金钱女皇，我们每日向她供奉，她驾驭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爱，我们的一切；最强大的女神，是她哺育我们成长，使我们忧郁，让我们欢欣，衡量我们的价值；她是我们行动的唯一统帅，我们为她祈祷，为她奔走，为她驰骋，为她来、去、工作、竞争，就像鱼儿为扔进水里的一块面包屑互相撕咬一样。贞操、机智、勇敢、博学、诚实、宗教以及除金钱、势力、官职、荣誉、权威之外足以使我们受人尊敬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
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与自尊心的密切关系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当人们在自己的储蓄中存入一笔可观的现金时，大多数人通常会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有些人的情绪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落而起伏，这类现象也不罕见。由于个人的经济问题是那么真实与直接，因此在精神治疗中要把患者自己引入金钱观中的那些感情色彩用十足的成分指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这些感情成分与眼前的事实关系甚微。
历来许多成功者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自己，他们不是通过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是对于本人才干与能力的肯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仔细地调查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得知，他们现在正在干些什么与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所表现的兴趣和自发性格倾向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
显然，众多实际原因阻止了人们去干最适合他们干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有某种选择时，他就应该力求满足符合他性格的兴趣爱好，如果看不到这一重要性，便会冒事业失败的风险。还有些尽管微妙但十分强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能使那些已为自己找到称心职位的人心中升起不满情绪。
许多成功者都付出了代价。在成功的过程中他们牺牲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家庭关系和友谊等。一旦他们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失去的一切。他们体验的抑郁向他们提供了一次恢复生活平衡的机会。
成功者之所以会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原因之一是成功者周围激烈的竞争气氛。它促使人们变得孤独，使他们难以找到知音。成功可能激起悲伤感，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几乎都包含着终从学校毕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终结，常常会带来失落感。一项工程完工之日也是终结到来之时。“完了”的感觉，与“我从这儿再接着朝哪儿走呢”的疑问结合起来便会激发抑郁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反思。
爱迪丝·格林22岁结婚时，知道丈夫亨利一贫如洗，两人不得不过着简朴的生活。
在亨利完成建筑学论文期间，爱迪丝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生活的匾乏。他们推迟3年要孩子，这期间，她在一所大学当秘书。亨利毕业以后在纽约的一家大公司里找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一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年轻的建筑师薪水不太多，所以爱迪丝找了个簿记员的兼职工作。他们住的是单卧室的公寓，婴儿睡在起居室。她想：“事情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不出一二年我们就能幸福了。”
夏日他们去琼斯海滩度假，冬夜他们与朋友一块儿分享一瓶意大利红葡萄酒和一张意大意肉饼。偶尔一家人去佛罗里达爱迪丝父母家作客。他们每月上两回电影院，晚上在家看电视或下棋，爱迪丝和亨利在“等待”。
亨利39岁生日被任命为公司的合股人，他的工作获得了充分的赏识。他每年收入4万美元，现在是亨利、爱迪丝和两个已经上学的孩子离开闹市、搬到郊外去享福的时候了。
在他们迁入新居后的几个月中，爱迪丝有一种不敢迈出房门的恐惧感。她整晚睡不好，和新邻居打交道也十分勉强，她还推迟了室内装演的时间。夫妻俩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出了什么事？”她忧心忡忡地扪心自问。
多少年来爱迪丝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她必须和丈夫、孩子一起过好日子，不用再为钱不够、住房太小、没有时间等操心了。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她和亨利共同享受的许多欢乐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当初谁也未加注意，因为那时他俩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发财的那一天”。
大妇俩翘首盼望了15个春秋的时刻终于来临，可谁也没有为此作好准备。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忧郁窒息了爱迪丝的热情，以及她对亨利的性兴趣。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亨利，这个疑问多少年来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她是个好母亲吗？她能充分满足新邻居的社交要求吗？现在已不再需要她给婴儿换尿布了，不需要她赶着去干簿记活了，也不需要再给年轻的建筑师打气了，看来新的生活已经根本不需要她了。
《华尔街》杂志称成功的经理们的太太为“成功的牺牲品”，并报道了她们很高的酗酒率。
家庭中的孩子也被卷入这场伴随成功而来的抑郁困境。他们通常公开反叛，否定父母向他们灌输的勤奋加成就的生活模式，宁愿离家出走去“干他们自己的事”。
看到父母亲沉溺于竞争及种种物质享受，并将此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许多年轻人大不以为然。他们在怀疑的过程中挣扎着寻求自己的目标。他们否定父母的生活目标，并迫使父母们也对自己的成功痛加反思。
引起抑郁的原因不论是与孩子的冲突还是什么其它事情，抑郁通常都在人们经过奋力拼搏终于实现自己目标的那一刻降临。正是在这一时刻，人们必须对自己是谁、生活是怎么回事、从此该何去何从等一连串问题加以反思。
获得内省力的机会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认识自我总是抱抵制态度。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仅抑郁症能提供我们一次获得内省力的机会，就连心理“崩溃”也能在一场严重危难，譬如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加速人们重新考虑今后生活的进程。当我们失去一个亲人、一个职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时，抑郁症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个人对此的依恋心越重，跟他的自尊心或依存需要关系越密切，抑郁症反应就越强烈。由于蒙受损失继而出现抑郁症最常见的境遇有：亲人的死亡，以及与深深挚爱的情人断绝关系等。
弗洛伊德在题为《悲哀与抑郁症》的论文中试图区分这种悲哀性反应与抑郁症。他认为，失去亲人时，悲痛是正常的反应，而抑郁则是异常的反应。他提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根源在于有关双方原先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尤其是对死者是否怀有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和愧疚。
事实证明，这样的区别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将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对损失高度敏感，或者该损失的某种性质使患者如不接受专家治疗便无法处理激烈的感情，这种抑郁症就更加复杂。而蒙受打击时，体验不到抑郁感则病情要严重得多。
未产生抑郁只会使应急反应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影响患者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压制了人们体验与表达感情，期望每个人都能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对自己也这么做。无论精神压力的性质如何，除非他身体出了毛病，人们总指望他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压力时，人们情愿肉体上出现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必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不致招来非难。
然而，如果谁蒙受重大损失，却不能对痛苦的心情作出反应，那正是这个人，今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倍受慢性抑郁症的摧残，这种摧残总是以肉体疾病的面目出现。当处境确实不幸，当损失的确无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溃一次也无可非议，而且不无助益。急性抑郁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处在我们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事情说变就变，而且往往毫无先兆，谁也免不了蒙受损失。精神病专家们在研究文化对于各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时指出，明显的抑郁症在结构紧凑、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发病率较高，因为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一目了然，抑郁症几乎无法躲避。他们的研究还显示，一个动荡社会的特征则是隐蔽的抑郁症发病率极高，因为那里价值观念系统混乱，有时甚至到这种地步：人们几乎弄不清去何处寻找衡量自尊心的标准，此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遇到多次环境变动。
由于在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社会，人们除了患抑郁症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作为对生活中精神压力的反应，从沉涵于反社会的暴力到终日吸毒酗酒；在处理人际方面问题时，常常简单地采取断绝关系的解决方式，譬如离婚。这样一来，抑郁症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任何形式的变动，如果涉及对个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为抑郁的催化剂。孩子长大成人及成人步人老年的过程都包含着一系列变化。一生中的每个转折关头，从童年到结婚到衰老，都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东西。为了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人必须以直接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抑郁。
孩子也能患抑郁症，这时他们情绪上的变化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其行为中显示出来。当一个人首次意识到自己内心情感及生活的内涵，并能如实认识与体验抑郁情绪时，青春期便开始了。他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我，并开始决定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分离的时期，第一次真正地与自己的父母亲分离。
14岁的少年开始感到需要脱离，需要独立，需要和自己同龄人相处。但他对家庭仍有持续的依恋，对于自己抗拒父母的表现，感到不同程度的内疚。当今世界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特别艰难。精神病理学家彼得·布劳斯曾将青少年形容为社会的脉博。如果十多岁的青少年处于迷茫与混乱的状态，那么可以推测他们所反映的那个社会也是动荡不安、缺乏自我意识的。
美国的氛围特别使青少年难以承认抑郁和对付抑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道德准则，许多人感到困惑、幻灭。他们无法抵制性、吸毒、酗酒、冷漠的诱惑，企图以此来缓解精神压力。
青少年偶然罹患明显的抑郁症，无论对本人还是对社会都不算大问题；如果不能容忍或悲伤或失望，那才是成问题的。他们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隔膜，不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很可能将抑郁感强压下去，而以逃学、未婚先孕等自暴自弃的行为取而代之。
婚姻是另一类容易导致抑郁的大变动。无论夫妻双方在此之前认识多久，即使他们已同居一段时间，婚姻仍然要求双方的态度作大调整，并重新评价各自的前途。这时已不再是互相爱慕、卿卿我我的一对情人了，除了以夫妻这一新的角色共同应付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外，还必须以新的身份来接待亲朋好友。经济方面该考虑的事也不同了。
因此，随着放弃旧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约束——承担起一项新的更永久的义务，一定程度的抑郁也便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如果急性抑郁情绪淬然出现，而又未被正确认识，或者这种情绪被头痛、泌尿系统失调或疲劳等心理性生理疾病的表象所掩盖，那么抑郁症便可能开始吞噬夫妻关系的核心。
意识到自己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并设法改变这一模式，通常也会引起抑郁。十有八九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层的未经觉察的慢性抑郁症。
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着破坏作用。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在女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抑郁症急性发作。这时她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患了慢性抑郁症。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她长期以来一直神经过敏，性功能失调，厌恶社交活动。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人都将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癣”，而不是潜伏的抑郁症症状。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紧张谁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这种挫折最好的对付办法是避免冲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两杯。而她遇到这种情形，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女儿的风湿病诱发了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迫使她就医，使她第一回意识到慢性抑郁症剥夺了她更充实的生活。
最后，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抑郁症使活力衰退，抑郁的情绪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给他造成重重困难。然而，对大部分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言，无论“创造”这个词用的是狭义的、艺术方面的含义，还是广义的、即能以新眼光观察事物、或用独创的方式组合概念，这些人都会证明这一事实：他们全都经受过严重的抑郁症急性发作，但他们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一时的抑郁体验与绝望的痛楚，反而会成为创造意识空前高涨的前奏？答案就在创造精神的本质之中。无论按创造这个词的哪一层意义上讲，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必须能够扬弃过时的成见，因为它们只会妨碍我们重新评价形势。例如10年以前人们认为女人的阴柔气质取决于早婚、多子。过了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成见，宣扬女人应该攻读研究生，事业上有所追求，即使这意味着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无论哪一种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迫使她们在时尚的偏见前就范。
由于缺乏克服这类影响的能力，许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确地选择前途，也无法运用想象力与知识为自己创造出最合适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