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了，母亲喊起了我。妻子把背包打好了，桌子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我顾不得洗脸，匆匆赶到学校，和校园作最后的告别。
那群黄鹂鸟照例欢叫着欢迎我。打开教室的门，我收拾了一下讲台上的粉笔和教科书。再见了，我心爱的校园，我洒下了汗水的讲台。
回转身，我在黑板上写下了这句话：
“同学们，实在对不起大家，你们的老师违背了当初的誓言，不能教你们了。长大后，你们就会明白我离去的原因的。新来的老师会比我更优秀，他会把你们培养成人、成才的。”
写完，我拍拍手上的粉尘，锁上门，快步回家。一会儿天一亮，或许就走不成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在这所学校工作了7年了。我曾经下定决心在这个偏僻的三尺讲台上站下去，可是，父母多病需要好多的钱治病，妹妹上学需要好多的钱。民办教师的希望还远在天边，我实在不能再这么硬撑下去了。
几天前，枣庄的好友金年兄给我找了个在煤矿当文书的工作，每周编发一期报纸，搞搞宣传，每月工资是我干教师一年的收入。父母动了心，妻子动了心，我也动了心。毕竟，我不是圣人啊。
昨天下午，我上完了最后一节课，批改完了最后一本作业，已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了。母亲为我借来了路费，打好了外出的行囊。妻子把我那双白球鞋刷干净了，晾在了窗台上。
村子里传开了开木门的声音，水桶“吱哟”的声音。东边天上的红霞越来越艳。那几颗星星越来越淡。天就要亮了。
我小跑回家，三下五除二扒拉上那碗荷包蛋，妻子去给我拿球鞋。窗台上空空的，鞋没有了。她问母亲：“你拿鞋了吗？”母亲说：“没呢，昨下午刷好就放那里了，咋说没就没了呢？”
一家人在这里翻天倒地，大门口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会儿，邻居家刘三叔拽着女儿刘洁进了我家，刘洁的手里拿着我那双球鞋。孩子哭成了泪人。
母亲走过去，给刘洁擦着脸上的泪水，问她爹这是怎么了。
我也纳闷了，鞋怎么在他爷俩手里？刘三叔说话了：“老侄子，实在对不住啊，昨天下午几个孩子把你的球鞋偷去藏在了草垛里了。今天早晨我扒草喂牛扒拉出来的。这几个孩子，不知玩的什么鬼花招。”
我问刘洁为什么，刘洁哭得更厉害了。“老师，俺们几个同学听说你要走，不再教俺了，俺几个商量了，只要把你的鞋藏起来，你没鞋穿就走不成了。”
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常会书记也从人群里走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说：“老侄子，你去枣庄的事我都知道了。看看你这个家，也真该出去闯闯了。唉，怎么说呢，只怨这帮孩子没福分摊你这个好老师，你安心走吧，家里老人有我，有大家呢。”
同院的人都在说着惋惜离别的话。
我鼻子一酸，泪水顺着双颊流下来了。
是的，我没有走成，还是留下来了。
这是1989年初秋的一天。
这一天，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但在这个小山村关于这双白球鞋的故事或许是独一无二的。
(张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