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
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在这一章里，老子说最好的国君，由于他以自然无为处事，任人民顺应自然、自由生存而不强加制约，所以人民就只知有个国君存在而感不到君主之威。比最好的国君差一些的，虽不是自然无为治国，但是尚能以仁义治国，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亲近、赞誉与拥护；比这种国君再差的制定刑法治国，人民畏惧刑法而惧怕于他；最差的国君，只图自己享乐、满足个人欲望、地位，不顾国民的死活，残害欺骗国民，使民不聊生，以致人民轻蔑他，甚至反抗、打倒他。
最好的国君，以自然无为治国，看起来似乎很悠闲的样子，他不轻易发号施令，让人民顺应自然，自由地生活。他默默地完成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的大业（无不为），却不言己功，使百姓皆认为这种自由自在的太平生活是自然而成的、自然应有的。
老子把这种理想的政治情境，与儒家主张实行的“德治”、法家主张实行的“法治”相对比，将其等而下之。实行“德治”，老百姓觉得统治者可以亲信，而且称赞他，这当然不错，但还是次于“无为而治”者。实行“法治”的统治者，用严刑厉法来镇压人民，实行残暴扰民政策，这就是统治者诚信不足的表现，人民只是逃避他，畏惧他。老子强烈反对这种“法治”政策，而对于“德治”，老子认为这已经是多事的征兆了。最美好的政治，莫过于统治者“贵言”，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和政治相安无事，以至于人民根本不知道统治者是谁。当然，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存在，只是老子的“乌托邦”式幻想。
这一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做老板的或其他管理人员，也需要“抓大放小”，给你的下属以充分发展的空间。这是衡量一个老板、一个领导能力大小的一把尺子。
诸葛亮的悲剧，就在于太相信自己，而总是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手下，自然也就没有将别人也可以做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没有充分“放权”。因为诸葛亮的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用才之道，首要的一条就是以诚相待，充分信赖。如果你怀疑他，那么就不要使用他；而使用他，就必须信任他。试问，你如果对他疑神疑鬼，他怎么能够放开手脚去工作呢？
用人不疑，保护和支持人才，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手段。如果一个人被信任，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便油然而生。尤其是上级对下级的充分信赖，就是对下级的最好奖赏，它将形成一股促使下级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因此，可以这样说，信任是一种催化剂，是一种助推器，它可以加速蕴藏在人体深处的自信力的爆发，而这种自信力一旦爆发，工作起来就可以达到忘我的程度。
充分授权给你的下属。在“抓大放小”的前提下，你要把本来属于下属的工作或者适合下属的工作，以及完成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权威坚决地交给下属。这样不但可以将你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对你的下属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智慧应用一”
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着：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八百元。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店主说：“不。”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个数呢？”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