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从石器时代以至夏商周开始制造生活、礼仪、战争等方面的器物，其历史时空在青铜白玉中凝固，文化古韵在红墙黄瓦间婉转，回首五千年文明，这些古代器物都凝结着令人荡气回肠的前尘故事。品赏这些古物，能够知古鉴今，格物致知，由此产生了“考古”这门文化。
我国古代记录介绍刀剑的专著，最著名的应首属南朝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陶弘景所撰的《古今刀剑录》。陶弘景字通明，曾参加过宝刀的冶炼，该书是作者研究刀剑冶炼的心得体会。
《古今刀剑录》记录了远自夏禹、近到梁武帝各个朝代所制宝刀、宝剑的数目，并对每一把刀剑的名称、尺寸、铸造过程以及铭文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研究我国古代刀剑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梁代西中郎行参军、中书舍人虞荔也著有《鼎录》一书，后被收入清代的《四库全书》、《四明丛书》中。
“考古”这一名词则出现于宋代，北宋时期的金石学者吕大临，就曾在1092年著有《考古图》一书，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进行搜集和整理。全书共10卷，比较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
《考古图》卷1至卷6为鼎、鬲、簋、爵等商周器，目列138器，实收143器。卷7为钟、磬等乐器，目列10器，实收15器。卷8为玉器，目列13器，实收9器。卷9、卷10为秦汉器，目列63器，实收67器。总共目列224器，实收234器。
《考古图》对每件器都精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重量等，并尽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所录器物的出土地可考者计90余器，出自陕西各地的占半数以上。
《考古图》在编排上注意到相互的共存关系。如卷3收“得之于河南河清”的“单羿癸彝”，同时附录出土的鼎、觚、簋、盉、甗5器。
编者又能根据器物的形制、文字和出土地推断年代。卷1“乙鼎”，即根据其“形制文字及所从得”，推定为商器。尽管所定器名，不无可商之处，但它的正确之处及学术价值仍不容怀疑，不失为我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在著录古器物的体例上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宋徽宗宣和年间，由宋徽宗敕撰，宰相王黼编纂有《宣和博古图》30卷。1107年开始编纂，成于1123年之后。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
《宣和博古图》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分为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觯、敦、簋、簠、鬲、及盘、匜、钟磬于、杂器、镜鉴等，凡20类。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本及释文，并记有器物尺寸、重量与容量。有些还附记出土地点、颜色和收藏家的姓名，对器名、铭文也有详尽的说明与精审的考证。
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成书约后于《宣和博古图》，2卷，著录商、周、秦、汉以来的青铜器及印、镜铭文345器。上为铭文摹本，下附释文。铭文间有删节脱漏，尤以镜鉴为甚。还收录了《滕公墓铭》之类伪器，但摹刻较精，有研究价值。
明代宣德年间，礼部尚书吕震等奉敕编次《宣德鼎彝谱》8卷，初仅供进呈皇帝，不曾颁行于世，嘉靖年间流出宫禁，版本较多。该书前有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序，亦题奉敕恭撰。
《宣德鼎彝谱》卷1、卷2载所奉敕论及礼部进图式、工部议物料诸疏。卷3载工部请给物料疏及礼工二部议、南北郊至武学武成殿鼎彝名目。卷4载太庙至内府宫殿鼎彝名目。卷5载敕赐两京衙门至天下名山胜迹鼎彝名目，工部铸冶告成及补铸二疏，并褒奖敕一道。卷6、卷7、卷8通为详释鼎彝名义，凡某所某器仿古某式，皆疏其事实尺寸制度，一一具载之。
到了清代，考古之风依旧不减，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命将内府庋藏的鼎、尊、彝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以便珍藏、鉴赏。
1750年，乾隆皇帝下旨，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工部尚书汪由敦，率翰林仿宋宣和年编制的《博古图》样式，主要收录乾隆帝平日对青铜器的品题：
以内府所藏古鼎彝尊罍之属案器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钩勒款识，各为释文。摹绘精审，毫厘不失，则非往之图谱所能及。
乾隆帝亲自参与了《西清古鉴》的编著，和硕庄、和硕果亲王担任监理。编纂除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外，还有嵇璜、裘白修、金德英、观保、于敏中、董邦达、王际华、钱维成等重臣，涉及吏、户、工、兵、礼五部。“虽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欧阳修等所能及”。
梁诗正等人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御定西清古鉴》，全书21册，分40卷，共收录青铜器1529件。从内容到画工、书法及刊制都代表了当时国家成书的最高水准。
沿用此书体例，清朝又编纂了《西清续鉴》和《宁寿鉴古》两部书。《西清古鉴》成为文物图谱编纂的范本。
《西清古鉴》共40卷，附《钦定钱录》16卷，共收录自伏羲氏至明代崇祯年间钱币，以及外国货币、厌胜钱共500多种，书后附跋语一篇，署名梁诗正、蒋溥诸臣。上谕末钤“乾”、“隆”、《西清古鉴》不仅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宝贵的图文库，而且既可以赏读，又具有实用价值，是一本了解历史，欣赏艺术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