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湘西的边墙
湘西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历史上这里的苗族人民曾多次进行过大规模武装起义。明代声势最大的一次起义为时长达15年。这里所说的边墙，就是明万历年间为便于镇压苗民起义、封锁苗区而构筑的。以后的统治者又不断重修、扩建。
这条边墙南起湖南凤凰和贵州铜仁的交界处，北至乾城（今湖南吉首市）东北30公里的喜鹊营，全长绵亘达190余公里。清代又向北延伸至永绥（今湖南花垣）、保靖。
今日，这座镇压苗民的边墙只剩下凤凰县黄丝桥的一座城堡，为清嘉庆年间所增筑。堡周围长180多丈，设城门3，碉楼4，箭垛300。清同治年间又进行整修，全为青石结构，非常坚固。
明代的城池
明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产生，冶炼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火器的发展，提高了火器的准确性、安全性，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特别是结合对爆炸性火器的改进，更增加了火器的破坏力、杀伤力和攻城能力，开始了火器逐步取代冷兵器的时期。
当时，城池仍然是对外抗御掠夺、对内管理民众的主要支柱。朱元璋以儒生朱升关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作为战略指导思想，对构筑城池十分重视。为了增强对火器的破坏、杀伤和攻城的防御能力，他在位期间，就建筑了城高池深、规模宏大的南京城和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等雄关重镇。朱棣即位后，又大建北京城。于是以此为开端，在元朝遗留的城池基础上，普遍改建和增筑了全国范围内的城池。用整齐的条石、块石和特制的大城砖包砌的城墙，雨后春笋般地耸立在祖国的大地上。府、州、县以上的重要城池就达1500余座，达到修建城池的最高峰。
以下仅就明代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北京、南京和西安这三座城池的构筑情况，分别加以说明。
北京城
北京地区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右依渤海，左拥太行，南襟河济，北连朔漠，是连接南方大运河的起点，北通蒙古草原和松辽平原的交通枢纽。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从西、北、东三面，直至渤海之滨，形成一条险峻的弧形地带，直接拱卫着北京地区的安全。所以从战国时代的燕国建都蓟城起，随着拥有强大草原骑兵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先后崛起，北京地区一直是保卫中原的政治、军事中心和长城防线的锁钥重镇。
明代的北京城是在辽南京、金燕京（即中都）、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明军攻占元大都后，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于洪武四年（1371）修复元大都城垣，改名北平。当时为了减少建城的工程量，将元大都城北较荒凉的部分（约2.5公里）划出城外；为了在皇城南墙和内城南墙之间增加一段防御纵深，又将内城南墙南移1公里。
朱元璋死后，其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夺得帝位。朱棣为了巩固对北方的防御，防止从大都退往蒙古的元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和充分利用他在封土燕地的政治、军事力量，于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改北平为北京。永乐五年开始营建北京城和宫殿、庙坛，并改土城为砖城。永乐十五年（1417）工程全面展开，到永乐十九年才全部完工，并正式迁都北京。
明朝中叶以后，北方的边患严重，有几次竟逼近北京。当时，城外的居民很多，需要保护，而且在北郊还有土城遗址。所以从俺答进犯，京师戒严以后，开始修建外城。外城长约14公里，东、西两头比内城宽出600—700米，这也就是今天的外城根。外城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完工，也是砖城，结构基本上和内城相同。通过这次改建，北京城的组成变为内外四重明代北京城规模示意图了。自此以后，北京城就定型了，再也没有什么改变。
明代的北京城由紫禁城（又称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组成。
1.紫禁城
紫禁城又称故宫或宫城。城墙周长3400余米，南北城墙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墙高10米，墙下部宽8.6米，墙顶部宽6.6米。城的形制是南北向的长方形。四向四门，南门是正门叫午门，北门叫神武门，东门叫东华门，西门叫西华门。在城墙的四角上均构筑有华丽雄伟的角楼，居高临下能对四面八方实施望、观察，对内可从四个方向俯瞰紫禁全城，对外可以观察和控制紫禁城与皇城之间的广大区域。尤其是角楼和四面城堞结合起来，能以兵器严密控制环护宫城的护城河，城高池深，守备森严。
——午门：午门是紫禁城的南门，也是正门。城楼建筑是红墙黄瓦，朱漆大柱，雕梁画栋，飞檐宏丽。午门高35.6米，双阙长50米，平面是凹字形。在正面和左右两侧部署兵力和火器，能严密控制午门的开阔广场和通道，据三面之险确保宫门的安全。午门又是得胜而归的将士们受皇帝迎接、慰问的地方。在午门双阙之下，东西各有一小红屋，是锦衣卫值班处所。平时站有列队的禁军校尉。遇有冒犯皇帝尊严的大臣，穿上囚衣，以绳索捆绑押赴午门，由列队校尉“廷杖”（打板子）。
2.皇城
皇城在紫禁城外面，周围长9公里以上。城墙高5.8米，墙基厚约2.1米，顶面宽约1.7米。共设四门：正南是承天门（今天安门），门上构筑有宏伟高大的城楼。皇城在紫禁城和内城之间，其作用是护卫紫禁城和支援内城作战。
3.内城
内城原称京城，是北京城的主体防御工程。内城之称是后来增筑外城才有的。这个内城的轮廓实际上就是明朝前期的北京城。它的特点是结构和战斗设施齐全，防御工程的构筑严密而坚固。其构筑的设施主要包括城墙、城门、敌台、角楼、钟鼓楼及护城河等。
（1）城墙：内城墙的周长为25公里。东西长6650米，南北长5350米。城墙高13米，底宽19.5米，顶部宽16米。城墙的内部是分层夯实的黄土，基础顺向砌筑两米高的石条，墙体内外两面包砌两米厚的城砖，城砖长49厘米，宽14厘米，厚13厘米。砌筑时逐渐倾斜上收，墙砖按顶顺交错垒砌，砖石缝隙灌满灰浆并严密勾缝，使结构胶结成为整体，防止不均匀下沉，确保城墙的整体稳固。城墙顶部以三合土灰浆灌实抹平，而后再铺砌城顶方砖，将砖缝以灰浆填平，防止雨水渗透。为保障守城士卒的作战和提供防护安全，在墙顶外侧构筑雉堞共11038个。
（2）城门和瓮城：内城有9座城门。西、东、北三面各两座，南面3座。南面3座之中，中间1座是内城的正门，叫正阳门。正阳门瓮城形式示意图正阳门在永乐十八年（1420）构筑，是全城最高的建筑。城门楼三重飞檐，两层楼阁，朱红的梁柱上饰以重花彩云，屋脊高约42米。正阳门是卷拱门洞，宽7米，高10米，可以双车并行通过。在城门洞入口处，设置木质双扇对开的大门。门扇外包铁皮并密排铁钉。为加强正阳门防守的坚固程度，在正阳门前构筑半圆形瓮城一座，就是北京现在的前门。在瓮城门顶上，构筑有高达35.5米的宏伟箭楼。城门本是在城池守御作战中的一个薄弱部位，但由于构筑了瓮正阳门箭楼正面形式示意图城、城楼，开设射孔，增加铁制闸门，在守御兵力控制下，不但能对正面射击，而且能对城墙、城门的两边实施侧翼瞰制，从而借瓮城形成能独立进行战斗的坚固支撑点。
（3）角楼和敌台：北京城池内城的四角，分别构筑角楼。角楼突出城角外墙面20米。角正阳门箭楼侧面形式示意图楼高约30米。每座角楼都有良好的北京城敌台、女墙示意图视界和广阔的射界控制着左右两个方向，并与城墙上相邻的敌台构成交叉和侧面射击。城池敌台和长城线上构筑的敌台不同之处是单面（外侧）突出墙面。北京的内城共有敌台172座，敌台的间隔约在60—100米之间，构成配置兵力和兵器的守备点。它是守御城池的骨干工程，也是确保连续墙体稳定的重要结构措施。
（4）钟楼、鼓楼：在城北的北部中心区，设有钟楼和鼓楼。在有敌情和对敌作战期间，可向城内外报警，在战斗中，可观察和发号施令及发出调兵遣将的信号。因此，内城的钟楼、鼓楼便成为观察情况和指挥作战的中枢。
（5）储备库房：为保障士卒的作战安全，在每个敌台后面的城墙上，构筑一所三开间的营舍城铺，供守御士卒掩蔽和休息。全城按城墙分段构筑有9个掩蔽库，90座火药库，135个存放各种军用作战物资的储备库。
（6）护城河：为增强内城的防守能力和加大障碍程度，在戒备森严的内城墙之外约50米处，结合地势，环城构筑一条宽30米、深5米的护城河。在城上火力的有效控制之下，形成防守城池的以阻助打、阻打结合的防御工程措施。北京城水关形式示意图这就给攻者以极大的困难，不论是浮渡、涉水、携梯架桥，或以坑道实施穴攻等，都难奏效。北京内城的护城河起于玉泉山，经高梁桥至内城西北分为两支。一支沿城北转城东，再折向城南，入德胜门的西水关。一支沿城西转向城南，再折向城东。护城河环绕的9座城门外均筑有石桥，保障正常交通。当敌人攻打城池时，迅速关闭石桥外的铁栅阻绝交通。凡有水道通过城墙之处，在城墙下跨水道设置水关，水关是内外三层，每层都护以铁栅，以防止敌人由水栅潜入城内。
4.外城
明代中期，由于蒙古统治者派骑兵多次南犯，甚至迫近北京城袭扰。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率鞑靼兵曾攻到北京城下。为了加强对京师的守御，明世宗采纳群臣建议，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开始增筑北京外城。原计划以外城环围内城四周，但因财力不济，只修筑了环抱南郊的外城，结果使北京城池的平面形状，由内城和外城结合构成一个凸字形轮廓。外城城门7座。南墙上有3座（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东西墙上各有1座（广渠门、广宁门），北墙城门5座，其中间三门为内城南墙的3座城门，其余为外城新增筑的两座北门（东便门、西便门）。外城周长为15公里，城墙高6.5米，城底部宽6.5米，顶部构筑雉堞9487个，以供箭、弩、铳、炮等射击。每座城门上都筑有雄伟壮丽的城楼，城门外都以半圆形外瓮城加强回护。瓮城门上都构筑有高大的箭楼。在外城城墙的四角城顶上均构筑有角楼，整个外城城墙上构筑敌台60座，使角楼和敌台，敌台和敌台之间构成交叉火力，能够有效地打击接近外城的敌人，使城池的守御更加坚固。北京外城的护城河也起自玉泉山，分流至外城的西角楼，然后绕城南流，再折向东流至东角楼。外城7座城门外的护城河上，均筑有石桥。凡水道通过城墙之处，均设置水关护以铁栅。由于加筑了外城，使北京城池的防御纵深进一步加大了，形成一个组织完善、工程设施配套坚固、由多道城垣和沟池套合成最完整的环形守御体系。城门都是拱卷结构、铁皮包门，补以千斤闸板，并以瓮城加强环护，用高大的箭楼来控制城门及接近地，使每座城门都成为可进行独立守御的作战据点。在四重城墙上均构筑敌台和角楼，以达到侧射交叉和以点制面，从而加强和提高了京师守御的稳定性。综上所述，北京城池是集中国历代都城构筑的优点，在总结城池攻防战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筑的一座规模宏伟的、典型的封建王朝都城。它具有防御组织完善、战斗设施齐全、工程构筑坚固等特点，堪称历代城池设防工程的典型。
明一代的北京城经历了几次战争考验，在军民共同配合下，凭借坚固的城池，曾获取过辉煌战果，但由于明朝后来政治腐朽，军队战斗力差，最后为李自成军所破败。其中重大的战役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族首领瓦刺率军入侵山西，明军大败，太监王振挟持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出征，又大败于土木堡，军队伤亡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其后，瓦剌以送还英宗为名，率军分三路入犯北京，明王朝由爱国将领于谦率诸营兵20余万列阵在九门之外迎战，当瓦剌军迫近时，主动出击，败其前锋，并趁夜袭击瓦剌大营，又获大胜。瓦剌见明军有备，采用假议和来企图瓦解明军，也未成功。瓦剌军随后又向德胜门进攻，明军以少数骑兵诱敌，主力设伏于城外民房内，当瓦刺军万余骑来攻时，城上城下的明军火器齐发，伏兵骤出，前后夹击，瓦剌军大败。以后，瓦剌军又先后攻西直门和彰义门，明军都以城上火力击远敌，城外军队击近敌，前队以“神铳”射击，后队以弓弩短兵后继，再由广大人民的袭扰协助，瓦刺军损失甚众，被迫退归塞外，使北京转危为安。第二次北京保卫战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率鞑靼骑兵进犯北京。当时嘉靖昏庸，奸臣误国，对俺答军束手无策，只派将分守各门，闭城固守。俺答虽以城坚难攻，但对近畿各地大肆掳掠，人民饱受痛苦，后来以俺答接受封爵，通贡互市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此次战争，表现出城池坚固所起到的作用。第三次北京保卫战是在崇祯二年（1629），后金皇太极率军入龙井关（今遵化东北）直逼北京，明军将领袁崇焕率军由山海关入援，曾大败后金军于广渠门外，使北京又转危为安。但崇祯中了清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了袁崇焕，一时再无得力的将领率军抗清，只能凭坚城固守。而后金军也以北京城坚，一时难以攻克，乃转掠京师外围各州县，最后退出关外。从上述几次北京保卫战说明，在当时已有火器作战的条件下，坚固的城池筑垒仍起着重要作用。
南京城
南京城是明初的都城。当时的筑城设计，着眼于因地制宜，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来据险施工，所以城池是不规则形状。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后，鉴于当时元朝势力退据北方，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各地反元义军和割据势力又正在伺机兼并。他为了巩固江南，发展力量，逐步统一中国，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指导下，从公元1366年起开始营建南京新城，至公元1386年竣工，历时21年，终于建成了这座坚固的都城，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然是控制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战略要地。
南京地形比较复杂。长江由西南向东北流过，北面有狮子山和鸡笼山，地形起伏较大，东北有玄武湖，东面有钟山，南有雨花台，西有青凉山和五台山等，再其外还有一片沼泽的莫愁湖。南京城池正是根据这些复杂地形，采取因地制宜、依山傍水的办法，充分利用江河湖泊、高山岗阜的自然条件，从便于守御的实际出发，构成多道、环形的城池体系。南京的首险长江是从都城的西南铜井镇入境，围绕都城西南部、西部、北部和东北部，构成一道长达80公里的护城天堑，而在西部和东北部的江中，又有江心洲和八卦洲两据点屹立江中。南京都城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第二道防线是依靠“龙盘虎踞，蹲狮怒目”的钟山（今紫金山）、狮子山。钟山的余脉是从都城的太平门入城，自东向西形成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鼓楼岗、五台山，一直到清凉山上的石头城。这些丘陵岗阜和江边似蹲狮怒目的狮子山衔接起来，构成瞰制大江，扼守整个都城北半部安全的要地。所以在历史上，太平门外的龙脖子，西部清凉山上的石头城。和北部濒江的狮子山、幕府山等处，均属兵家必争之地。
都城的南部和东南部，在城池附近的地势较为明代南京城构筑
规模和形势示意图平坦，有大量居民点错落其间。秦淮河和雨花台是南京城南部的屏障。秦淮河绕都城的东、南、西三面，在通济门外又分为两支。一支为内秦淮，从东水关入城，经夫子庙、镇淮桥，出西水关，长约5公里；另一支为外秦淮，也就是明代南京都城南的护城河。内外秦淮河在水西门外汇流一处，最后在定淮门西部的三汊河注入长江。雨花台，又叫石子岗，是都城南部近距离的制高点，也是决定南京都城得失安危的要点。太平天国的天京保卫战，就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争夺。石子岗是由东岗、中岗和西岗三部分所组成。中岗又名风台岗，是明代外廓防守中一个重要守备据点。除此之外，处于都城东南的七瓮桥等都是控制秦淮河的主要军事据点。总之，南京都城南部的山川形势不如北部的地形险要。
南京城是朱元璋亲自精心规划的一座规模巨大又全用特制城砖包砌的坚固城池。南京城池是从便于防守作战的实际出发，依托山川、湖泊、江河的有利地势，权成了四垣三池的明代皇都。但都城内的皇城，则基本上按照传统、即《周礼·考工记》的王城模式修建的。整个南京城池包括有宫城、皇城、都城和外廓等四重城垣，引长江之水沟通了环护和屏障城垣的秦淮河、金川河、玄武湖、燕雀湖等三道护城明代南京宫城南模示意图河水。
1.宫城
宫城的位置偏于整个都城的东部，靠近都城的东门（朝阳门）。宫城近似正方形在城东侧，城墙周长为3公里，构筑6座城门。南墙之中是午门，北墙正中是北安门，东西各一门，东是东安门，西是西安门，在南正门的两侧还有左掖门和右掖门。宫城的四角分别构筑有角楼。
2.皇城
在宫城外围构筑有近似方形的皇城。城墙的长度为9公里，南北的长度为2.5公里，东西宽度为2公里。皇城构筑城门6座，南墙正门为洪武门，呈凸字形外瓮。皇城的位置，选在都城东部，按帝王相宅的观点认为，钟山余脉到达太平门的这一段是“龙脖子”，进入太平门里的一段称富贵山（就是“龙头”）。所以宫城和皇城选在富贵山的南麓，是龙头位置，象征着朱元璋这个“真龙天子”是正得其地。尽管在地形上这一带是燕雀湖（前湖）的低洼沼泽地，但朱元璋仍下诏令几十万苦役挖三山的土石来填平，用大量的土方、巨大的砌石和采取打入木桩的方法来广泛地加固地基，终于在地势低洼的燕雀湖上堆起了雄伟壮丽、戒备森严的皇城。这就是南京人们所说的“搬三山填燕雀”。
3.都城
南京都城，结合防守作战的实际，充分利用了依山傍水的有利地形与都城城池相依托，构筑成一座典型的不规则的设防城池。都城城垣坚固，其位置走向的选择特点是东、北、西三面以山制险，而东、西、南、北四面又有河水环护。城墙东部构筑在钟山余脉的富贵山上，北部向西跨覆舟山和鸡笼山，西北部的狮子山到西部的清凉山。都城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均以秦淮河为天然屏障，又在都城的西北、北部和东部以金川河连通玄武湖、琵琶湖、前湖来环护南京都城。整个都城的主要部分包括有：
（1）城垣：南京城垣根据其地理形势和军事防守的需要，筑成南北狭长，东西略窄的不规则形状。城垣的周长实测为34360米，连同瓮城，全长37140米。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长约6公里，是明朝在全国范围内较大的城池。为兴建这一巨大工程，明朝初年征调了5省28府的20余万工匠，动员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30多个府，100多个州、县大量烧制城砖。对城砖的质量要求严格，规定砖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每块重量不得低于10公斤。还规定制砖所用的粘土要质地纯正、干燥，碾碎成粉，经过多次筛选，使粉末细度均匀，烧制出窑后质地细密，呈青灰色，并在砖上标出州、县、监制人、烧砖者和供砖户的地名、姓名及年月日等字样。
南京都城的城墙高14—21米之间，底部宽14米，顶部宽4—9米。城墙的构筑措施，先用花岗岩和石灰岩的条石垒砌基础，为使墙体坚固，基础一般伸入地下2至3米，有的地方深至5米多（如三山门北一段），最深处达12米多（如解放门至九华山一段）。在地质松软易陷、承担不住城墙压力的地段，则在基础下再用多层原木组成井字形木垛，以利用其分力作用减轻压强（如中华门西和光华门东等处）。上面再用大城砖顶顺交错地内外包砌，夹壁之间用黄土掺碎砖、砾石等分层填筑和夯实，砖缝之间灌上夹浆，勾抹严实，勾缝的夹浆多以石灰浆、糯米汁、高粱汁等和桐油及麻丝掺和而成，凝固后的胶结力极强。城墙顶部夯实刮平，铺砌城顶大方砖，并在城顶外侧构筑雉堞，共13616个。城顶内侧构筑防险保安的宇端，高1米。为防止雨水对城墙的侵蚀、冲刷，除城顶密铺方砖和严密勾缝外，顶部建成外高内低的散水坡，在宇墙下设石质明沟，以汇集城顶之水。城墙上每隔110米左右，即筑一突出城墙外约70厘米的滴水1个，在城墙根部，设略高于地表的石质明沟，以承接滴水流下之水，引入通往内河的窨井。
（2）城门和瓮城：南京都城的城门，在明代是13座。南京人民对13座城门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话：“神策金川钟仪门，定淮清凉到石城，三山聚宝连通济，洪武朝阳定太平”。这是从玄武湖北端起，向西依次记述的13座城门。
神策门：指今中央门稍东的和平门。它突出在玄武湖滨，北边是幕府山和大江，军事地位十分重要。
金川门：金川河在此出城。由于靠近江边，形势险要。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师”就是从金川门攻入南京的。
钟阜门：位于狮子山和幕府山之间，是保障狮子山突出部东侧安全的要道。
仪风门：在狮子山突出部的西侧，是明代出入江边的必经之处，攻守城池的必争之地。
定淮门：秦淮河人长江的位置，是控制秦淮河和长江的枢纽。
清凉门：是控制清凉山上石头城高地的一座城门。
石城门：指今汉西门，和城东朝阳门相对，以宽阔大道相通，保障在战时城内东西之间的兵力迅速机动。
三山门：即水西门。水陆交通方便，南面有一个通航船只的水城门。
聚宝门：即现在的中华门。地处内外秦淮之间；城外不远处即是聚宝山（雨花台），因此，地位十分重要。
通济门：内秦淮由此入城，因此，通济门旁也有一个水城门。
洪武门：指今光华门。洪武门实际是皇城的正南门，南京都城的正南门叫正阳门。
朝阳门：是南京都城的东门。是去孝陵卫、麒麟门和汤山的必经之路。
太平门：在玄武湖的东侧。城门构筑在富贵山和覆舟山之间的丘陵上。城门外的地势，左边依湖，右边靠山，是扼守钟山通向城内最近便的通道，地形十分险要，也是战争中攻守的必争之地。
南京都城的13座城门，既是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出入口，又是作战时保障城内外作战机动和输送后勤物资的通道。每座城门洞内都筑有两道坚固的防护门。
整个13座城门的城外地形，薄弱处为自西部的三山门、南部的聚宝门和通济门。这三座城门所连接构筑的城墙，呈现一个小方形的局部城墙。这个小方形城墙外部的地形较为平坦，是防护守备的薄弱环节。为弥补守御上的不足，对三山门、聚宝门和通济门采取了特别加固的工程措施。其方法是对这三座城门分别构筑了方形的内瓮城。以聚宝门为例，南京聚宝门瓮城在南宋高宗构筑南京行都时就开始构筑了。朱元璋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建，形成宏伟壮丽的聚宝门瓮城。瓮城至今已有600余年，尚保存得比较完整，可见当时工程质量是很高的。
聚宝门因面临聚宝山而得名。它在不规则城墙靠最南边的方形突出部分的中央。前接长于桥，以宽达120米的秦淮水为护城河；后连镇淮桥，以宽度为28米的内秦淮水为内堑。聚宝门的瓮城是方形内瓮城，东西宽128米，南北长129米。聚宝门的主城墙和内瓮城的城墙，高度均为21.45米（含雉堞）。内瓮城的平面形状为“目”字形，其组成和结构，是由一道主城墙和三道瓮城横向墙联结而成的。内瓮城有四道城门，东西两条兵马道，城内登城坡道以及27个藏兵洞。四道城门的第一道门，在聚宝门主城墙的墙身之中，该段城墙分三层。下层长52.6米，宽128米，高11.05米。中层长47.2米，宽65.15米，高9.1米。上层为木结构的敌楼，也叫城楼，有三重檐顶。距主城门16.14米处建第二道门，并依次相距15.8米和19.3米的净距离，构筑成第三、第四道门，从而形成“目”字形状的方形内瓮城。第二至第四道门的城墙上，均构筑雉堞和城楼。内瓮城的四道城门位置，均在同一中轴线上，四道门洞都是以花岗岩条石砌成直墙半圆形的卷拱结构。为保障兵力、兵器的支援和机动，在内瓮城东西墙的两翼，以条石和城砖构筑供兵马上下城顶的斜坡兵马道。其宽达11米多，中间是2.85米宽的石砌阶梯式兵道，两边各4米宽的砖砌斜坡式马道。在内瓮第二道瓮门的左墙脚下，构筑一条宽3.15米的砖砌阶梯式登城梯道，供守御部队作战时上下机动。为保障支援城门守御作战有足够的预备兵力，和可靠的保障守备将士在攻城者猛烈炮火下的安全，在聚宝门的瓮城内还巧妙地创造性地构筑了掩蔽部队安全的“藏兵洞”。藏兵洞是在瓮城内或城墙内侧供守军掩蔽、休息的工程设施，通常是以砖石卷拱，有5—10米的防护层，里端封闭，口部设置两扇对开的木质防护门。在第一道主城墙的内侧，筑有双排共13个藏兵洞，又在内瓮城东西两侧的兵马道下面各筑7个藏兵洞。总计聚宝门整个内瓮城的藏兵洞，共构筑了27个。每个藏兵洞可屯驻兵力百余人，合计可屯兵3000余人。藏兵洞所屯扎的兵力，是防守城门和瓮城的预备队，通地兵马道的输送，他们可以迅速增援主城门和参与瓮城作战。这27个藏兵洞，不仅在当时是一种理想的掩蔽工事，在今天，仍然符合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要求。综述南京都城城池和城门瓮城的特点，其结构样式之新，材料选择之固，构筑手段之巧，战术运用之活，特别是对藏兵洞的创造性设施，无不充分地显示了明代在筑城设防上，已达到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程度。
南京都城城池构筑的创造性，还表现在把城门守御这一明显的薄弱部位，变成防御作战中的强点。聚宝门的内瓮城就是典型例证：首先，进攻者如果攻打聚宝门，必须要克服守军以火炮、火枪和强弓硬弩所控制的长干桥的阻挡。即使能到达城门，守军的火器和滚木石的打击，加上城门的坚固性，也难以在城下站住脚。在主城门的门洞中，明南京城聚宝门（今中华门）瓮城形式示意图第一道铁皮包裹的木质大门，厚35厘米，并以上下两根30厘米见方的木质门杠拴紧锁牢。在大门后面3米的地方，尚有一道整体的千斤闸门。这两道坚固的防护门即使被攻者突破，52米长的门洞仍能展开激烈的巷战，紧接着还能在二、三、四这三个内瓮城的门洞中与攻者抗争。放下某段瓮城的前后闸门，从城墙上俯射，可以全歼突入之敌。只有连续攻破这四道门的防线，并最后突破镇淮桥的内护城河，才能攻入南京城内。所以说，聚宝门的筑垒是古代中国城池构筑史上的大成，是“高筑墙”思想的典型体现。而整个南京城池的营建工程，规模显著，标志着我国古代筑城已发展到鼎盛的新时期。因此，把这段时间的筑城技术称之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先进水平，并不过誉。
4.外城
南京的外城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构筑的。主要是为了扩大防御纵深，控制都城外围一些重要的制高点，其中包括有直接瞰制京师城池的钟山，北部居高临江的燕子矶和幕府山，南部的雨花台和七瓮桥等处，并增加南京军民在被围困时所需的生存空间。
外城是利用丘陵岗阜的有利地势，以构筑土墙为主，将这些要点连成整体，拱卫着京师的安全。在各座外城的城门附近，以城砖包砌并构筑砖砌城门。南京外城的周长60公里，城门部位包砖的长度，综合在一起只有20公里。整个外城有16座城门，从京师东部的麒麟门起，向北有仙鹤门、姚坊门（今尧化门）、观音门、佛宁门、上元门，直到江边；从麒麟门向南，有沧波门、高桥门、上方门、夹岗门、凤台门、大小安德门、大小驯象门、江东门而止于江边。
明代为了巩固京师的城防安全，对北部的长江，上起铜井镇，下至龙潭镇的80公里江面，特别是在江心洲和八卦洲，都驻有重兵扼守。京师东南方向的铜山、方山、青龙山、黄龙山和珠山等外城的屏障，也都派兵控制。
总之，南京城池构筑的突出特点，是充分利用山川、江河及湖泊的自然屏障和防护能力，创造性地构筑典型的不规则的城制形式；以四城三池的多道大纵深的筑城防线，构成工程设施完善和严密的城池体系；运用高超的建筑施工技术和坚固的城砖通包整个城池；对天然地形欠理想的都城南部，则用加强筑城工程的积极措施，来保持城池的坚固和提高防御的稳定程度；对南部城墙的三座城门，创造性地构筑能打、能防、能机动和能大量屯驻防守预备兵力的内瓮城。这些措施，在中外筑城史上是罕见的。
西安城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第二年春天，大将军徐达率领明军攻克奉元城（即长安城），同年三月改为西安府，在历史上首次出现西安这一名称。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他的次子朱为秦王，负责关中的军政事务。西安城池是在明朝初年，即洪武七年至十一年（1374—1378）的5年时间里，在都督濮英主持下完成的。初建的西安城池是用黄土夯打构筑而成。到了明隆庆二年（1568），才由巡抚张祉负责把土城墙用城砖包砌，变成一座我们现在看到的雄伟壮丽且又保存得颇为完好的城池。西安城也是明代西北边防的后方重镇。
西安在明代前通常称为“长安”。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2个王朝建都于此，时间长达1120余年。这正如古人所说的“秦中自古帝王州”。
自唐朝以后，由于经济重心移向江淮，安史之乱又使关中战祸不息，长安就逐渐失去都城的价值。唐末时，朱温拆屋驱民，把长安夷为废墟，佑国节度使韩建，为了防守需要，废弃外廓和宫城，重修皇城。这就是长安城池构筑史上所说的韩建“新城”，它为五代至元朝的长安城池奠定了基础。明代改建西安城池，也是在韩建“新城”的基础上进行的。改建时，保留了“新城”西边和南边的城墙，将北面和东面向外扩展了四分之一，即形成了今日西安城池的规模。西安城池经现在实际勘测，南城墙长3.4公里，北城墙长3.3公里，东、西城墙长度都是2.6公里，城池的周长11.9公里。其形制为长方形。城墙高12米，底部宽15—18米，顶部宽12—14米。西安城池共有城门4座，每座城门的墙顶上都构筑有高大雄伟、巍峨壮观的城楼。城池的四角都构筑有用于观察、警戒和作战的角楼。整个城池设有敌台98座，并在城墙顶部构筑有雉堞5984个，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4座城门上都筑有正楼、箭楼和闸楼三重城门。每座城门都构筑半圆形外瓮城，用以增强守御。在城外构筑有环护城墙的护城河，城门外设置可供升降的吊桥。城池的四角楼都构筑有突出墙外20米的角台。由于明初扩建韩建“新城”时，扩展了东墙和北墙，原城的东南角、东北角和西北角都必须拆除重建，惟独西南角可以不动，所以西南城角仍保留了唐代“新城”的圆形墙角，其余三角都是明代构筑的方形城角。在四边的城墙上，每隔120米构筑一座突出城外的敌台（马面），其高度和城墙相同。两座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巧是箭弩有效的射击范围，两敌台的兵器能以交叉和侧射的手段杀伤敌人，使其难以在城墙脚下立足。在98座敌台上都构筑有敌楼，战时可供守御者掩蔽射击，平时可以生活和休息。城墙的顶部构筑雉堞和宇墙，在雉堞上开射口，以保障守卒的嘹望和射击。
此外，明代全国还出现几十个较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其中包括：苏州、松江、镇江、常州、扬州、仪征、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原、平阳、蒲州、成都、重庆、泸州等。明代中叶后，淮安、九江、浒野、芜湖、宁波、廉州、沙市、天津、河间、保定、宣化等地也成为工商业的大城市。这些城市中，在江浙地区的有14个；在大运河沿线的有16个，沿长江的有10个。
在工商业城市中已逐渐形成行业分工。南京、杭州、苏州、松江，是纺织业及交易中心。开封、济南、常州、芜湖、荆州、南昌、成都，是粮食业中心。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南北商业及交易中心。徽州、池州、湖州、徐州，是印刷业及文具交易中心。大同、开原、洮州、河州、大理，是边地及各族茶马交易中心。福州、泉州、广州、宁波，是沿海外贸港口，等等。
明代城池的构筑形制，基本上继承了前代模式。都是以护城河、城墙作为主体结构。城墙的强度，明代基本用砖包砌，并用花岗石和条石做墙基，这方面是超过了历代的。从军事需要出发，多层次、大纵深也成为城池构筑的重要特点。明代对南京的兴建就较为典型。至于城池的设备，如雉堞、城门、瓮城、角楼、马面和兵马道等构筑形式，大体和前代城池相同。
明代的海防
明代的海患
明代的海患主要是倭寇。14世纪初，日本分裂为南北朝，日本天皇被握有实权的幕府将军所控制。明初，正是日本室町幕府时代（1338—1573），因封建割据，诸侯争权夺利，攻战不休。幕府也控制不了各地的“大名”（诸侯）。在内战中遭到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得不到土地封赏的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历史上称为“倭寇”。明初国势鼎盛，且有一定数量的战舰巡逻游弋。明成祖朱棣时，对倭寇的骚扰均能给予沉重打击，所以海患未烈。随着明朝政治腐败和国力下降，到嘉靖年间，倭寇之患日趋严重。永乐年间，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限二百，船限二艘”。这种朝贡规定，就是为了限制进入中国内地的日商人数和货物数量。但以后入贡的人数和货物不断扩大。日本各道争贡，于嘉靖二年（1523）竟杀了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大掠宁波沿海各县。明廷错误地归罪于海上贸易，撤销了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于是日本商人、武士和浪人更大规模地组织武装走私，并劫掠沿海居民。为了牟取暴利，中国沿海的豪绅奸商也成群结党，组成武装走私集团，实行亦商亦盗。倭寇和这些奸商海盗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或数百人一股，或数千人一股，大股者竟达数万。他们烧杀劫掠，攻城掠地，遂使东南沿海尽受涂炭。
倭寇从日本本土及琉球等岛出发侵扰中国沿海，大体上可以概括为3路、18个方向：
——北路向朝鲜及辽东方向；
——中路向大沽口、登莱、淮安、长江口、松江、钱塘、宁波、台州和温州方向；
——南路向福州、泉州、漳州、潮州、惠州、广州、雷州和琼州方向。
15世纪末，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欧某些国家，正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最早来到中国的殖民主义者是葡萄牙，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这时，处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王朝正由盛转衰，西方殖民主义的急先锋，遂与倭寇同时成为明王朝来自海上的严重威胁。
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以武力侵占印度沿海地区，和当时东方的国际贸易中心满刺加（马六甲），并以此为根据地继续向东向北扩张。正德九年（1514），葡军官阿尔瓦列斯首次航行到广东屯门（今广东宝安县南）企图登陆，未能得逞。次年，窜犯广东沿海，也未得逞。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改以派遣使节朝贡的名义，率船八艘直入珠江口，擅自占据屯门岛，建棚筑寨，劫掠居民。正德十六年（1521），广东海道副使汪铉组织军民将葡军全部驱逐出境。不久，葡军又窜犯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被明军生擒42人，击毙35人。这次胜利，是我国历史上对欧洲殖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
葡萄牙侵犯广东受挫后，转而骚扰闽、浙沿海。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巡抚闽、浙，派卢镗等率明军大破葡萄牙殖民者及其雇佣军于宁波附近的双屿，重创来犯敌军，焚毁大小战舰多艘。葡军失败后，又转而南下，利用广东海禁已开，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用贿赂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允其通商，随又借口船遇风暴，需晒晾货物，获准在澳门停留。数年后，殖民者私自扩展土地并建筑炮台，设立官署，俨然把澳门视为他们的根据地。但明政府始终掌握对澳门的所有主权，建城设官治理，编组保甲，定其户籍，禁止他们蓄养倭奴，掠买人口，偷漏税金，接买私货。天启元年（1621），强制拆毁葡人在青州岛上非法修建的大教堂；天启五年（1625），又强制拆毁葡人违法修建的城墙和炮台。使居澳葡人不得不接受明政府的有效统治。
继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是西班牙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以武力攻占吕宋。他们为了取代中国泉、漳侨商在吕宋的经济地位和掠夺华侨的财产，疯狂地驱逐华侨。仅万历三十一年（1603）就一次屠杀华侨3万人以上。
紧随着西班牙而来的是荷兰殖民者。万历四十七年（1619），荷兰殖民者占领爪哇的雅各答，修建巴达维亚城，作为在东方推行殖民侵略的中心。天启二年（1622），又强占我国的澎湖，在福建沿海掠夺物资，抢劫商船，掳买人口，破坏中国和南洋的正常贸易。天启四年（1624），明军出兵两千在澎湖镇海港登陆，在当地人民支持下，经过半年战斗，终于收复澎湖。荷兰殖民者逃往台湾省，可惜明军没有乘胜追击，以致留下很大的后患。
明代的海防战略和部署
鉴于元朝进攻日本等国失败的教训，朱元璋立足于加强国内统治，不主张对海外诸国用兵。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指出，朝鲜、日本、安南等是不征之国。他告诫子孙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后世子孙，依中国富强，贪一时之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故对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实行友好和平和经济文化交流政策。
当然，明帝国也不容许他国侵犯。明初时确定的以固守沿海寨（岛）卫（岸）和舟师出海搜捕相结合，就是海防战略的积极防御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其海防部署包括：舟师巡海；固守岛屿；扼守海岸海口和必要的近海内地等，构成歼敌、阻敌的纵深防御。
1.舟师巡海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命靖海侯吴祯征召方国珍旧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今浙江定海县北海中）无田粮之民凡11万余人，隶各卫为军，练兵防倭。洪武五年（1372），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洪武六年（1373），从德庆侯廖永忠建议：“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船，以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倭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于是任吴祯充总兵官，领四卫兵士、京师及沿海诸卫军悉听其节制。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还。洪武十七年（1384），再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洪武二十三年（1390），从卫卒陈仁言，造苏州太仓卫海舟。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各置船二，巡海上盗贼。后又命重臣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分巡沿海。
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命丰城侯李彬等沿海捕倭。又招岛人、蛋户、贾暨、渔丁为兵，防备益严。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辽东，总兵官刘江歼之于望海埚（今辽宁金县东北30公里）。从此倭寇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的侵犯，明廷数年派一大臣巡视而已。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随着朝廷政治腐朽，海防败坏，倭寇就猖獗起来。
2.以卫、所为中心的沿海防御体系
沿海岸地区是明海防的主要防御地带。在重要海岸、港湾、近海岛屿、江河海口及便于登陆的地段，利用地形，依托府城、县城，构筑卫、所、堡、寨，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歼灭企图登陆之寇于近海、水际和滩头。对寇船可以直接进入的江河，如珠江口、闽江口和长江口尤为重视。除海口卫、所外，沿江而上还设有重重防御设施，以防寇船沿江窜入内地。
《海防纂要》认为，海疆数千里，欲一一守之，虽尽天下之兵不能也。所以，明廷对海防是要点防守。即择要建立卫、所。沿海卫、所建在倭寇易于登陆的地点，能通向内地重要政治、经济中心的要地，能溯江入侵的海口和重要的海湾、海港等，并修筑城池和炮台。每个卫、所都有独立作战、长期坚守的能力。它防守的海岸约为100—200公里，成为明代海防的骨干。
明初设置海防卫、所，重点是保卫两京，即南直隶的长江口和守卫北京，控制渤海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嘉靖以后，寇患南移，南直隶、浙、闽、粤逐渐形成新的海防重点。
朱元璋在位时，已从山东到浙江筑城59座，卫所守兵有58000人；在福建筑城19座，守兵有1500人。又在辽东构筑许多城堡，沿海设置许多墩台、烽堠。嘉靖以后，东南寇患猖獗，又在浙、闽大量修建城池。
从广东到辽宁，按行政区域划分防区，计有下述主要卫、所（洪武二十年所定，永乐以后，有所增改）：
广东——有广州前、左、右、后卫，南海、潮州、雷州、海南、惠州、神电、广海和碣石等卫；以及高州、廉州、儋州、崖州、海安、海朗、大鹏、平海、靖海和大城等千户所。
福建——有福州中、左、右，兴化、泉州、漳州、福宁、镇东、平海、永宁和镇海等卫；有铜山、金门、中左、高浦、崇武、万安、梅花；定海和大金等千户所。
浙江——有杭州前、后卫，台州、宁波、绍兴、海宁、昌国、温州、临山、松门、金乡、海门、定海、盘石和观海等卫；有澉浦、乍浦、三江、沥海和三山等千户所。
直隶（南）——有扬州、和州、镇海（今江苏太仓）、大仓、金山、苏州、仪征、安庆和江阴等卫；有南汇嘴中后所，宝山、刘和堡、崇明和东海等千户所。
山东——有登州、莱州、宁海、安东、灵山、整山、大嵩、靖海、成山和威海等卫；有胶州、诸城、海阳和奇山等千户所。
北平（京师）——有天津三卫，开平中屯、蓟州、永平、山海和抚宁等卫；有梁城等千户所。
山东北部（即辽东）——有海州、盖州、金州、复州、义州、广宁左、右、前、后、中屯和宁远等卫以及定辽右卫等。
3.海防指挥
明代的卫所有戍守之责，海防卫所是海防的基干。卫所受各省都指挥使管辖。都指挥使和布政司、按察司并称三司，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各省都司又分隶五军都督府管辖。朱元璋为防止统兵将领专权，规定五军都督府无权调遣军队；兵部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也不统兵。调遣军队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每逢战时，皇帝亲自委派将领任总兵官，统率征集的卫所之军出征。战事结束，兵还卫所，将归于朝。军队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
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倭寇虽有袭扰，但规模一般较小，卫所负守土之责，就地抗击或就近搜捕是可以胜任的。对入侵规模较大的，如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入侵辽东，朱棣以刘江为总兵官，全歼倭寇于望海埚，说明这一制度在明初是基本适应的。明正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力、军力下降。到嘉靖年间，卫所弊端百出，而寇患日益猖獗，烧杀掳掠遍及整个东南沿海，明初的制度就无法适应了。暴露最明显的主要有两大缺点：
一是总兵官制度不能满足战区的扩大和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为了统一指挥东南抗倭军事，嘉靖二十六年（1547），派朱纨为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明年改巡抚为巡视，也称总督。张经、胡宗宪先后担任此职。总督以下组织分区防御，按照需要由巡抚、兵备副使、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和游击等分别担任。统率部队组织战役、战斗，则通常由总兵官、副总兵官担任。谭纶、俞大猷、戚继光都是著名的抗倭总兵官。
二是东南沿海缺少战略预备队。明代的战略预备队以三大营来应付北部边防，已经捉襟见肘，对整个东南沿海就更无机动部队可言了。卫、所从明初建立起，到嘉靖时已近200年，陈陈相因，积弊甚深，战斗力已大为削弱；且卫、所是守备部队，官兵都是当地的军户，守土尚可，调用极难。而倭寇从海上来，机动性很大，或从长江口，或从宁、绍、台，或又远袭福建。督、抚掌握的部队极少，对战事吃紧的地区派兵支援都很困难，更不要说组织进攻战役来消灭业已登陆的倭寇了。对此，总督南直（指留都南京一带的苏皖地区）军务都御史张经，曾调过土兵（湖南、广西一带土司之兵）参加王江泾之战，起过一定作用。但土兵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也存在许多问题。直到戚继光等就地募兵、组训新军驰骋在浙、闽战场，才逐次击灭各地倭寇，基本上消除了东南沿海的寇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