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城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当时全国人口及城池的总数，与战国时大致相同。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等统治者接受了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田租由原来的“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并将因饥饿而卖身的奴隶免为“庶人”。特别是文、景时期，更为重视“与民休息”。文帝曾宣布免除12年田租，禁止肉刑；景帝进一步把田租改为“三十税一”，并作为定制。这些措施，对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汉书·地理志上》记载，至西汉末年平帝时（前5—前1），官府登记在案的有耕地800多万顷，人口5900万，城池1500多座。但至东汉时，由于战乱，造成许多城市被毁，人口大量流动。据《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的记载，桓帝时（147年—167）全国总人口虽然仍有5000余万，但很多城池却被废弃，城市总数较西汉时减少400余座。如春秋时吴国所筑邗城（江苏扬州），战国时楚国于怀王十年（前319），对该城进行修整，更名为广陵。秦及汉初，仍然沿用此城。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还曾封吴王濞于此。但后因战乱叠起，城中居民大多逃亡，城郭遂废圮。三国时“先属吴，后属魏，皆议重修不果”。实地勘察及发掘的考古资料，也证实该城曾于东汉时废弃。直到东晋时，桓温任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率军屯驻于此时，才又重修此城。又如汉定襄郡（内蒙古呼和浩特）武泉县城，城内出土文物，都属于西汉时期，既没有秦前的，也没有西汉后的，可见该城建于西汉初期，至西汉以后就荒废了。直到清代，才又开始有人在此建房居住。再如陕西华县城东8公里处，曾发现一座古城。发掘结果说明，该城早在西周时即已建成，春秋战国相沿使用，但至西汉时则被废弃，荒芜至今。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时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增大，而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城的范围也有所缩小。
目前考古发现的秦、汉城池遗址，仅据已发表于《考古》、《文物》等专业性杂志上的不完全统计，就已有近200座，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新疆、内蒙古及辽宁等全国各地。这些城池，在与前代城池的关系上，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沿用或改建战国时期的旧城池。战国旧城，除因战争毁坏严重，或被秦始皇认为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在下令“夷郡县城”或“毁郡县城”的浪潮中被毁掉的外，大多数仍被秦、汉所利用。以临淄齐国国都旧城为例，据勘探资料判断，秦、汉的临淄城，可以说是完全沿用了战国旧城。在临淄旧城内，曾发现大量汉代封泥、冶铁、铸币作坊的遗迹，还有汉代建筑群，说明秦临淄郡和汉齐郡郡治一直仍然利用旧城池的。邯郸的大北城等城，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汉代的中小郡县，沿用战国旧城的为数更多。也有一些郡县是在原战国城池中，重建一座范围较小的城池。如前述洛阳东周王城，废弃之后，汉代又在该城城中间废墟上重建一座小的河南县城。还有一些郡县，在原战国城池上，利用部分城墙，改造为范围较小的城池。如山西夏县汉河东郡安邑城，就是在战国魏都安邑城内西南隅，利用原城西、南两墙部分城墙改建的。山东曲阜汉鲁县城，以及位于燕下都东城南与贯城村附近的汉安县城等，都是采取类似方法改建的。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一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都，至秦、汉时，被降为郡、县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失去了原来所处的一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重要地位的结果。
另一种是在前代居民点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的外围建筑城墙、外壕等防御工程而新立的城池。如河北黄骅汉城、湖南宁远的汉冷道县城以及河北武安午涉汉城等，都是构筑在前代居民点上的。如午汲遗址，自春秋战国以来，人口已比较密集，但至东汉时才修筑城墙、外壕等防御工程。
再一种是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建新的城墙，置建郡县。如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东南2.5公里的郢城，就是如此。但规模比纪南城要小得多。
秦、汉时期的城池，就其规模、性质等而言，大致有四种类型，即国家首都、一般郡县、边陲郡县及少数民族政权所筑城池。
国家都城
国都，是皇帝和王朝中枢机构所在地，是全国统治的心脏，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对他的位置、规模以及内部布局等极为重视。不仅要使它符合军事方面的需求，而且要使它符合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需求。从宏观上说，地理形势、交通状况等各方面，必须有利于和便于控制全国。从微观上说，地形条件、工程设施等各方面，必须有利于长期防守，当然也必须有利于对内部可能发生的叛乱进行防范。
秦至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孝公徙都咸阳，直至秦统一全国，始终以咸阳为国都。咸阳位于关中渭河之滨，史称：“名山耸峙，大川环流，凭高据深，雄于天下”；或说它“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由于渭河河床北移造成的严重破坏，咸阳城墙及护城河等的具体情况，今日已难以搞清。目前仍保留较好的部分仅有城中宫殿区。在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2公里的咸阳塬地区，分布有一系列的大型宫殿台基遗迹。每个基址的夯土台，都长宽数十米。如其中的1号宫殿台基，长60米，高6米。宫殿区附近，散布有铜器和铁器作坊的遗址。
西汉国都长安城
西汉建国之初，高祖刘邦仍选咸阳为国都。但因咸阳城已被项羽放火焚毁，所以在渭水之南重建都城长安，与原咸阳城隔水相望。刘邦选在渭水之南，也有加强都城与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联系的考虑，因这里的交通条件，远比渭水之北便利。
长安城的建设，是分为三次完成的。汉高祖刘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邦在位时（前206—前195），将秦始皇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在长乐宫西又修建了未央宫，并在两宫之间，修筑了武库。汉惠帝在位时（前194年—前188），才开始在周围构筑外城城墙及护城壕等工程。工程作业是分段、分期进行的。大约是从西北角起，先筑西墙，再筑南墙，又筑东墙，最后方筑北墙。据《汉书·惠帝纪》载，当时曾征调长安300公里内的农民和诸侯王、列侯的奴徒来修筑城墙。构筑一面城墙，需要14万5千人劳动一个月，每年征调一次徭役，用了近5年的时间，才筑完四面城墙。在筑墙的同时，还修建了城内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至汉武帝在位时（前140—前87），于长乐、未央两宫之后，又修建了明光宫、桂宫及北宫，于城西修建了建章宫，并扩建了上林苑，开凿了训练水军的昆明池。至此，都城的修建全部完成。
1956年和1957年，曾对长安城的城墙及城门进行了勘察和发掘，以后勘察工作一直未断，迄今仍在继续进行中。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基本上为方形。但由于是先建长乐、未央二宫，后建城墙，城墙必须迁就二宫位置，所以南城墙有数处曲折；北面因受河流等地形的限制，因而北城墙也有数处曲折。《三辅黄图》说“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不过是后世附会之言，并非事先有意筑成这种形状。1957年及1962年勘察时，大部分城墙犹高出地面，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之处。
平面示意图4900米，北城墙长约7200米，四边总长25700米左右，合汉代62里强，基本上与《史记·吕后本纪》、《索引》引《汉旧仪》所记长安城周围63里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内外侧均约11度左右。基部宽12—16米，高度在12米以上。与《三辅黄图》所记“城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不符。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极坚固。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与《三辅黄图》所记“广三丈、深二丈”相近似。城门处的城壕稍向外部突出。城壕上架有木桥，以便出入。
长安城每面有3个城门，四面共12个城门。经发掘发现，城门是按照严格的制式设计的，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每个门道各宽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6米。在霸城门内发现当时的车轨遗迹，宽1.5米，每个门道恰好容纳4个车轨，3个门道共可容车轨12。张衡《西京赋》描述长安城门，“三途夷庭，方轨十二”（薛综注：“一面三门，门三道，故云三途，途容四轨，故方十二轨”），从发掘中得到了证实。城门门道的间隔，有两种形制；一种间隔4米，如直城门、宣平门等；一种是间隔14米，如西安门、霸城门等。
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立木柱，再在其上架横梁建门楼。城门地下还埋有排水涵洞。涵洞宽1.2或1.6米，高1.4米，系用砖、石砌筑。城内积水通过大街中的排水沟，经城门涵洞排入城外壕沟。
城内共有8条大街，均为直线。各大街宽度基本相等，均为45米左右。每条大街，又分为三条平行道路，各条道路之间，挖有宽约90厘米、深约30厘米的排水沟。中间道路称为“驰道”，宽20米，专供皇帝行走；两侧道路宽12米，供官吏及平民行走。班固《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即指此。
城内各宫，均筑有宫墙，实际上形成内城。长乐宫宫墙周长为1万米左右，面积约6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未央宫宫墙周长为880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由于该二宫先于构筑外城城墙前修建，所以推测当初主要考虑的是其防卫性能，厚度均在20米以上。因宫墙绝大部分已经夷平，无法准确地判断其高度，但未央宫西宫墙尚保留一小段，其残高竟达11米，由此判断当时宫墙高度应在此数之上。未央宫前殿基台，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在15米以上，是全城的制高点。
武库是保管国家武器装备的仓库，是重要的城防设施之一。长安城内的武库，也修有围墙。整个平面为长方形，东、西墙各长320米，南、北墙各长800米。内部中问有一隔墙，分为东西两院。东院有4个仓库，西院有3个仓库。其中最大的长230米，宽46米，面积在1500平立米以上。库房内，紧密地排列着放置兵器的木架，木架虽已腐朽，但木架的础石仍然存在。至今仍有残存武器，如戟、矛、剑、刀、镞及铁甲等。
东汉国都雒阳城
东汉国都雒（洛）阳，原为西周时成周城，战国时改称雒阳。该城位于今河南洛阳市东15公里处。北靠邙山，南临洛河，东汉雒阳城平面示意图不仅有天然屏障，而且扼交通要冲。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之初，被选作国都，并逐渐扩大城池的范围，增筑城墙，大约在汉元帝建昭元年（38）前后，城墙及城门的修建工程方才告竣。东汉所筑城墙，东、西、北三面，尚残留于地面上。1962年进行考察时，有的地段城墙残高犹达7米以上。南面城墙，因洛河改道冲毁，已无遗迹可寻。但与文献对照考证，当在今洛河河道中央。
雒阳城墙与长安城一样，全为黄土夯筑而成，异常坚固。据钻探了解：城东墙基部厚14米，西城基部厚20米，北墙基部厚25米。可能西、北两面，在筑成后，又有加强。据实测，东墙残长3900米，西墙残长3400米，北墙全长2700米，南墙应为2460米。如按南墙在河道中央计算，则东、西墙应各增300米，这样，全城周长为1.3万米，合汉代约31里，与《晋元康地道记》所记“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的数字，基本符合。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南依洛河，其他三面，城外当有外壕。
雒阳城门和长安城一样，也是每面3门，共12门。城门也是3个门道。构筑形制基本相同。大街一般宽40米。据《太平御览》引《雒阳记》说：“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惟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行人皆行左右。”说明洛阳大街虽和长安一样也是一分为三，但不是以排水沟隔开，而是改为以土墙隔开，规定也较西汉有所放宽。
《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是一种理想化的都城规划。根据实地勘察和发掘的资料，战国前的各国都城，除鲁都曲阜城和楚都纪南城稍有近似的格局外，其他各国都城均与此说不符。但此书在汉武帝时被发现后，对以后的都城建设，却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西汉长安城和东汉雒阳城，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设计思想指导下营建的。
郡县城池
郡县，是秦、汉王朝地方行政领导机构所在之地，也是一个地区的统治中心，有的还是重要的军事基地或据点，因而，根据郡县的性质、地位、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其城池的位置、工程的规模和范围的大小也就有所不同。一般说，除少数战略要点及经济特别发达的若干大城市外，一般郡县城池的规模，都比战国各国都城小得多。
两汉司隶部的河东郡，是长安、雒阳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也是京畿地区大的郡城之一，下领24县。其郡治即在前曾提及的、原战国魏前期的国都安邑故城，但郡城的城池，却只利用了原城的西南一隅，面积不足原安邑城的三分之一。
再如两汉的鲁国（秦时为薛郡治），治所即前曾提及的先秦鲁国国都曲阜城。但它新筑的城池，也是仅仅利用了鲁旧城的西南一隅，面积不足原故城的二分之一。
又如汉司隶部河南郡的河南县，是京畿地区的大县。它在洛阳东周王城中所筑的新城，周长约5400米，基宽6米左右，总的面积不足原王城的四分之一。
从目前发现的汉代郡县城池遗迹来看，一般郡县中最大者面积达5平方公里，稍小者则在1平方公里以上，但更多的不足1平方公里。如1956年发掘的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即相当典型。该城位于武安东北，是汉代冀州魏郡的武安县城，系当时的大县。城墙为东汉时新建或重修，黄土夯筑而成，墙宽8～13米，现存残高3—6米。全城呈方形，四边各长800米，面积约为0.64平方公里。
一般郡县的主要防御工程，有夯土城墙一道，宽10米左右，高8米左右，城墙顶部大致宽5米，外侧有高约1米左右的女墙，有的还有垛口。城四面各有1门，门上有城楼，门外有的有瓮城，四角拐弯处建有敌楼。城外有宽窄不等的壕沟1道，有的利用河流修改，形成护城河。城内有沿城的环城路和登城的梯道。
边陲城池
边陲郡县，大多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所以它的军事性质特点较为明显。城池的范围，比内地一般郡县小些。有的城池是修于原来的居民点上，有的是移民守边，在荒野上修建的。有的使用时间很长，与内地郡县城无甚差别。城内有官署，有居民，但也有一些属于临时军事性质的，时用时废，这种城池的构筑，一般较为简单。不论何种城池，一般都是据险扼要，构筑在易守难攻，或必须坚守的交通要道处。根据战略、战术地位的重要程度和人口、兵力的数量，城池的范围大小不同。
幽州右北平郡，是西汉北方的军事重镇。郡治即今辽宁省宁城县黑城古城。该城位于老哈河上游北岸、老哈河两条支流——黑里河和五十家子河汇流处的三角地带，距宁城县所在地天义镇60余公里，与辽宁陵源、河北平泉县交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北部草原牧区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1976年对该城遗址进行了发掘。该城系西汉时修建，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城。内城东西长750米，南北宽500米。现存城墙残高八九米，墙基宽15米。城四面中央，各有城门1座，门宽7米。门外筑有瓮城，瓮城东西长50米，南北宽33米。瓮城门设在顺城墙的走向上，必须转90度角才能进入城内。外城沿内城北城墙向东西延伸，然后向南转弯。除南城墙东南部有一段被老哈河冲塌外，其他城墙轮廓基本清楚，有的地方高出地面一二米。城墙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800米。
西河郡之美稷县，是西汉属国都尉的驻地，也是东汉初期匈奴中郎将的驻地，后来南匈奴内附，便长期移驻于此，系汉王朝北部边陲的重要军事基地。该城位于正川河东岸，河谷两侧高崖屏立，谷中宽广，是南北交通要道。城墙遗迹，宛然犹存，现存残高尚有超过4米的。城址略呈方形，东西宽360米，南北长410米。
边陲郡县的城墙，一般都是夯土筑成，除极少数例外，通常只开一个城门。城的平面有三种形式：
1.方形或长方形。只有一道城墙，大致每边长420—600米。如内蒙古磴口市的布隆淖古城、内蒙古奈曼旗的沙巴营子古城等。以沙巴营子古城遗迹为例：城址平面为方形，现存东、西、北三面的城墙，每边长450米，残高4米左右，夯土版筑，细密坚实。北城墙上有敌楼两座，据发掘资料表明，敌楼系两层木结构的建筑。西、北两面城墙没有城门，东城墙偏南处有一豁口，宽3.5米，有路土厚45厘米，显系城门遗址。南城墙已被牛亡牛河冲毁，无法探明是否有门。城中偏北处有高台建筑遗迹，为官署所在之地，其西有手工业作坊及居民区。此城初建于战国，秦和西汉时期继续使用，东汉时废弃。该城为秦汉时何城，现尚未能确定。
2.呈“回”字形。城有内、外二重，方形。外城每边长通常在1000米左右，内城在城中间，每边长约200—250米。官署设于内城，屯戍军队及居民等居于外城。如内蒙古包头市的三顶帐房古城（九原郡治城），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塔布秃古城等。塔布秃古城，即汉定襄郡武泉县城。该城外城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850米。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宽约9米，残高一般为2—3米，高处达6—7米。东、西、北三面没有城门，仅南墙中央有一城门。内城位于中央稍偏北处，为正方形，四边各长230米。北墙距外城北墙250米，南墙距外城南墙420米。城墙残高亦为3—7米。外城南北墙和内城东西墙，顶部有高低不平的土丘，连续不断，似为雉堞遗迹。内城为官署所在，居民区集中于内城以南部分。该县城北距长城仅30余公里。
3.内城位于外城一隅，城池范围更小于“回”字形城池。如内蒙古托克托的哈拉板申古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二十家子古城等。1959年，曾对二十家子古城（即汉定襄郡的安陶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外城平面方形，每边长460—475米，黄土夯筑而成。北城墙西段已毁，东、西、南三面和北墙东段保存尚好。内城在城内西南隅，每边长300—320米，也是夯土筑成。城内有官署及炼铁场、陶器窑及居民建筑遗迹。
沿北部边陲的郡县城池，多数有内、外两道城墙。这当然是由它们所处地位及军事性质所决定的，但也和晁错的建议有密切关系。晁错在上书文帝说“守边备塞”乃“当世急务”时，曾提出在边陲地区，择“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障碍），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深得文帝嘉许，所以文帝之后，内、外城之制，成为主要形制。
北部边陲的城池，城墙大多夯土筑成，但在取土不易的地方，特别是纯军事性质的屯戍据点小城，也有石块砌筑的。如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朝鲁库伦古城，就是一座纯军事性质的小石城。该城位于乌拉特后旗的西北、高勒布桑旦赛拉河西畔的大戈壁滩上。石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127米，东西长125米。城墙砌垒整齐，基宽5.5米，墙高约3米，顶宽2.6米。城墙四角向外凸出，凸出的部分也较方正，约25平方米。城门开于东墙，门道宽6.6米，外筑瓮城，长14.5米，城门南向。城门内两侧，城墙四角两侧及南墙、西墙中部，都筑登城梯道，每个台阶宽1.1米。城内西南隅，还有一小内城，方形，每边长约65米左右。城内出土大量铜镞，并有冶炼手工业所用小坩埚及铜渣，说明有些简单的兵器，如箭镞等是就地制造的。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内蒙古包头西北）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又《汉书·地理志》五原稠阳县（包头境）条下注：徐自为所筑列城，“北出石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河城，又西得宿虏城”。在北部边陲有许多城池的遗迹，至今仍皆保留，其数目远远超过上述五城。据调查者推测，认为朝鲁库伦古石城可能为宿虏城。
少数民族所筑城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有的民族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政权，并与中原地区和中央王朝，有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密切联系。除了游牧民族外，不少建立了政权的民族，都修建了防御性的军事工程。在工程的基本构筑技术上，虽然和中原地区无大差别，但在设计和布局等方面，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少，各有其民族特点。
（一）东北地区高句丽的山城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原系扶余族的一个分支。据史载，在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时，高句丽族领袖朱蒙，率其族人“至卒木川，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富尔江）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次年，地处沸流水上游的沸流国国王松让臣服于朱蒙，遂在这一带开始修建城池。后至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迁都于国内（吉林集安），国势日强，曾迫使汉王朝将玄菟郡向西迁徙。就在这时，高句丽政权在辽东浑江流域修建了一系列的城池。城址的选定，固然决定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因素，但在城的形制上，不像中原地区那样以规整的方形为主。设计、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上黑沟山城平面图是从军事需求出发，根据并充分利用地形进行构筑。
辽宁新宾红庙子乡有黑沟山城一座，就是高句丽早期所建城池之一。该城位于浑江支流富尔江和聚流河交会点的三角地带内，构筑在海拔700米的山地上。由高达数十米的8个陡峭壁立的狭长山脊环绕而成。各山脊间的豁口，由人工修建石墙联结。城平面呈极不规整的长条形，南北纵置，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城墙由9段人工墙和8段天然峭壁墙构成。总周长1943米。其中人工墙累计共447米，峭壁墙1046米。峭壁墙一般倾斜面都不大，高则达40—80米。人工墙高低厚薄不一，一般宽2—4米，高2—5米。城墙底部，先用石块平铺，以取平基础，然后建筑基墙。基墙砌石4层，呈阶梯状逐层内收5厘。基墙以上，墙体平直，略向内倾。在峭壁外侧坡度较大时，则利用峭壁为城墙内壁，在外侧挖土垒石，取平基础，然后屏依峭壁砌筑石墙以作为城墙外壁，内、外壁之间填以碎石，构成墙体。城西北角处筑有凸出于城墙之外的石砌角台，平面梯形，西壁长12.6米，东壁长13.2米，北壁宽6米，残高4米。角台外壁以楔形石块筑砌，内壁以不规则的扁条石块干插，缝隙充填碎石。北墙中部东门瓮城平面示意图伸出约27米的山脊，顶端筑有望台，并有报警烽火设施遗迹。
东墙偏北部，筑有城门一座，并筑有方形瓮城。瓮城外偏南一侧，筑有一座与峭壁墙相连的天然小平台，长15米，宽5米，台上四边砌有石墙，是防守瓮城的敌台。北墙偏西部也筑有城门一座。
构筑人工墙内外壁所用石块，全系经过加工的楔形石，即头大尾小的扁方锥体石块，大头一端打磨为光滑的长方形石面，以此组合成壁，因而每层厚度均匀，较为整齐。人工墙墙心使用扁平石块，采取向心式交错叠压的干插石方法构筑，使所有石块牢固结合，形成整体。
西墙紧接角台的一段城墙顶部，在距外缘1米左右的位置上，筑有一行25个直线排列的方形石洞，间距1.5米，洞口每西墙外拴缚滚木石边约长20—35厘米。洞为垂直，深约30—60厘米，洞内竖立牢固木柱。这是用于设置檑木、滚石的防御设施遗迹。设置方法是将檑木用绳绑缚，悬系在墙外陡坡上，绳索上端拴在洞内木柱上，檑木内侧，堆放滚石。战斗中，当由此地段攻城的敌军进到一定距离时，守城战士便砍断柱上绳索，檑木、滚石即一泻而下，杀伤攻敌。现西墙下堆有大批石块，应是滚石实物。这种设施，在霸王朝山城、丸都山城等高句丽早期山城中，都曾发现过。
（二）西北地区的草原土城
我国历史上的西域各族，主要指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新疆地区的古代人们。他们大多从事农牧业生产。至秦、汉时，许多地方已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管辖的人，多的几万，少的仅有数百。自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去西域开始，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及加深。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路直到巴尔喀什湖一带。当时，西域各民族地方性政权共十余个，其中以龟兹、乌孙等国较大。它们都先后修建了自己的都城。
龟兹国都延城，即今新疆库车东郊的皮朗古城。该城位于沁色依河东岸，乌恰河流穿城内。城的范围颇大，城墙尚存东、北、南三面，西墙已被河水冲没。城的平面略似方形，迂回曲折，极不整齐。北墙长约2075米，东墙长约1608米，南墙长约1809米。估计总长约7公里。北墙与南墙完全相同，均系初建时所筑，夯土筑成，夯层厚6—12厘米，土质细洁，呈黄红色。残高3.8米，宽8—16米。北墙中有一段为后来补修。补修城墙的下部用土夯筑，土质粗糙，为黄褐色，内含石子或陶片等物，夯层厚20—30厘米。上部则用土坯及砂土垒筑，与其他段迥然不同。东墙保存较好，残高7.6米，宽15米，城墙每隔40米筑有马面一座，凸出墙外，长、宽各4.8米。但东墙的构筑方式、土质，与北墙修补的一段完全相同，与初建的不同。因而，可以肯定，带有马面的东墙，是后来在原城墙位置二次重修的。东墙马面的形制，已较汉边城的早期马面有所发展，基本上同于后世定型化了的马面形制。据文献记载，延城一直为后世沿用，唐时为安西都护府、安西节度使的所在地，并曾屯驻唐军2.5万人。该城遗址中除出土大量汉代文物外，还曾出土大量唐代文物。据此推断，该城带有马面的东城墙，可能建于唐时或稍早，但必然晚于徐自为修建列城的西汉中期。
城内西北角与东南角，各有一座夯土高台。西北角高台，当地人称南海墩，周长150米，残高914米；东南角高台，当地人称皮朗土拉，周长120米。两土台斜角相对，站在台上可俯瞰城内外敌人，当为敌台或堡垒的遗迹。两台附近，均有小型土台，上存建筑遗迹，当是守军居住的营舍。
从目前考古勘察的资料看，西域大小城池已发现10余座。前述龟兹城是西域中占地范围最大的一个，其他都较小。如新疆焉耆的萨尔墩古城和日孜和田古城，据认为可能是古危须国都城和古焉耆国属城。前者有内外两城，总面积约0.2平方公里，内城周长388.5米；后者全城平面略作圆形，周长505米。西域最小的城，面积不过3000平方米。如新疆哈密的焉不拉古城，位于高土岗上，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城墙仅宽3米，残高5米。不论大小城池，从目前发掘的结果表明，城墙都是夯土筑成。
（三）东南地区越族的山城
福建崇安县城村，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开始时认为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灭掉东海王余善后修建的军事据点。后经详细发掘考证，肯定为我国东南地区百越族中的闽越国王城，西汉初期时修建的，即余善王的都城。汉武帝灭余善后，驻军于此，大概在西汉末期王莽执政时被废弃。
该城城墙构筑于丘陵山坡之上，随地势起伏，平面呈不规则的菱形。对称边长约800米，宽约500米。夯土筑成，墙基宽8—10米，残高为2—6米。已发现三座城门，环绕城墙有宽约5米的外壕。
（四）东北地区邑楼族的土城
在黑龙江省国有友谊农场，最近新发现19处汉代古城遗址。它们地处我国东北边陲，过去一向认为千古荒原的处女地地带。据初步勘察，其中最大的一座为六分场四队附近的一座遗址。考古专家判定为距今两千年前，即西汉中、后期时，我国邑楼族人所筑。城为东西二城：东城周长3894米，西城周长861米。全城北面为双城双壕。东城内还有内城。内城周长471米，外壕宽16米。内城在构筑上最大的特点，是和汉武帝时徐自为所修边陲城、障相似，有马面的建筑。据报道说每五六十米就有马面一座。详情尚未公布。
（五）西南夷的石碉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在秦、汉时隶属于蜀郡，居住着当时称为冉夷的少数民族。汉王朝中央将他们和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泛称为西南夷。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在此置汶山郡。宣帝时由西部都尉管辖。这里“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即近代的碉堡。唐高宗李治的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时，注“邛笼”说：“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当时字书无碉字）”。三国时称为“石门”，隋时称为“石巢”。这是一种具有军事性质的防御工程，并非如有的人认为的仅仅是一种石砌住房。《隋书·附国传》对此叙述得较为明确。它说：“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冉夷）即其东部，所居种性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他们“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碟而居，以避其患。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塔）。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又据史籍记载，诸葛亮出祁山时，曾命大将张嶷率军攻汶山“叛羌”，当地少数民族于隘要之地，筑建石碉，在碉上堆积石块，用以掷击蜀军，接近石碉的士卒，被石击中，“无不糜烂”。张嶷见强攻难下，后改为政治说服，才终于争取该族各部落归附。后至清乾隆时，清军进攻大小金川，该地少数民族，也是据守石碉与清军战斗的。
在理县、汶川、茂汶以及马尔康等地区，至今仍有大量的这种石碉，也有不少古代石碉的残破遗迹。碉墙全为石块砌筑，结构简单，但极为坚固。有些古代石碉遗迹，经过地震及长时期的风雨侵蚀，至今仍屹然峙立。据实地考察，石碉有不同形式。有的粗大，最高不过三四十米，多为八角形。有的细高，可达六七十米，多四角形。一般底部直径约为10米左右，门开于距地2米的位置，用梯出入。碉墙厚约1米，内分为若干层，顶部有的筑有类似雉堞的边墙；有的筑有木结构的楼房，并用木材构筑一至两层凸出于碉墙外约1—2米的平台，类似近代楼房的凉台，似用于消灭碉下死角。康定瓦泽乡义子甲布遗址，有一由3个八角石碉连接而成的大石碉，有通道可以互通。石碉位置，多在峡关要道，悬崖陡壁之处。居民稠密的聚居点，也筑有石碉，如丹巴的格宗一大居民点，共有石碉10座，分布于山坡之上。
藏语称这种石碉为“赞宗”，据《藏文大辞典》解释为：堡垒、碉堡。若尔盖人称为“劳扎”，劳为舌头，扎为界限，即看守边界之意。这种石碉，只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大渡河岷江流域及云南北部少数民族地区有，内地及西藏、甘肃、青海等地则无发现。汉代西南少数民族建筑的石碉，是我国兵垒发展史上最早的碉堡。
秦代长城
战国末期，正当秦始皇积极进行统一战争，中原地区战争方酣之时，原来被赵将李牧歼灭10万余骑、远遁漠北不敢侵扰赵边的匈奴，乘秦、赵无暇顾及之机，向南扩展。至秦始皇消灭六国之际，匈奴已南逾阴山，越过黄河，占领了河南地（内蒙古河套地区）及其以东的九原、云中诸郡部分地区，并不断抢掠陇西、北地、上郡各地，不仅劫掠人畜财物、破坏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秦都咸阳及整个关中地区的安全。
秦始皇在灭六国后的第一年（前220），即亲自到西北边陲地区进行视察。由咸阳出发，先至陇西郡（甘肃临洮），然后沿秦昭王长城走向，巡视了北地郡（甘肃庆阳西南）及鸡头山（宁夏隆德东）地区。回咸阳后立即派内史蒙恬率一部兵力进屯上郡（陕西榆林南），负责西北边防，并进行北击匈奴、收复失地的战备工作。
秦始皇在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前219、前218年）连续出巡内地，视察了原韩、魏、齐、楚及赵国地区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如下令“坏诸侯之城”，即毁掉妨碍统一的、原各国所筑内地长城军事据点，以及“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防止人民用以反抗秦王朝。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再次巡视北部边疆，先至碣石（辽宁绥中东南），尔后沿原燕长城和赵长城走向，经右北平（天津蓟县）、渔阳（北京密云西南）、上谷（河北怀来东南）、代（河北蔚县东北）及雁门（山西右玉东南）各郡到达上郡。在向蒙恬了解了当面敌情及战备状况后，认为中原局势已经稳定，平定百越的战争也已接近尾声，于是决定将战略主要方向转向威胁最大的匈奴，下令蒙恬率军30万进击匈奴。他的作战指导是首先收复河南地，尔后再北渡黄河，收复高阙、阴山，将匈奴驱逐至阴山以北地区。
当年冬收复了河南地，次年春主力由九原（内蒙古包头西）北渡黄河，迅速攻占了高阙、阳山（狼山）及阴山地区。另一部秦军西渡黄河，也攻占了贺兰山，匈奴北逃漠北。秦始皇在阴山地区设置了34县，重建九原郡，又迁内地居民3万到北河、榆中（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一带）屯垦。为巩固北部边陲防务，防止匈奴再度入边袭扰，根据匈奴骑兵机动性强、来去迅速的特点，沿袭战国时秦、赵、燕的国防战略方针，修建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浩大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徒适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历来不少学者，根据“可缮者治之”的记述，认为秦始皇时所修长城，主要是利用原秦昭王、赵、燕所筑长城，加以修缮和使其联结起来。其实，以当时情况推断，秦王朝拓地甚广，远已超出原来长城范围，如仍沿用旧城，则无法发挥应有的防御作用。特别是西段，尤其如此。秦昭王长城，现已经实地勘察证实，是由陇西向乐北经宁夏、陕北至内蒙古。河南地恰好弃置于该长城之外，而这个方向，又正是秦始皇的主要战略方向。假如仅沿用秦昭王旧长城，将蒙恬收复的河南地和新建各县及移民置于防线之外，根本不从军事工程的角度考虑加强这一主要方向的防御，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当然，长城不是边境线，是根据战争的需要，选择最有利的地形而构筑的线式防御工程，一些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并不受长城的约束，在长城之外有县，并不奇怪，如陇西郡的木包罕县等就设于长城之外。但这种情况不过是个别的、或出现在次要方向的，秦长城确实掩护着极为广大的地区。再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筑亭障以逐戍人”的记载，这段文字表明了沿用秦昭王旧长城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事实上，秦长城不仅西段已由秦昭王长城向西推至黄河一线，就是北段，也并非仅将赵、燕长城联结起来，而是于赵、燕旧城之北地区新筑了近1000公里的长城。
关于秦长城西段的具体位置，由于尚未得到考古勘察的证实，各家之说，都是据古籍叙述推断而来。又因古籍文字极为简略，有的甚至相互牾，所以说法并不一致。我们认为这段长城主要是利用洮河和黄河为自然屏障，以亭、障为支撑点，堑削山崖，增修堤防，并联结各点而修建的线式防御工程，和周威王十八年（前408），秦简公沿洛河而修建的长城相同。对西而言，它是秦昭王长城的第一防御地带；对北而言，它是大青山南麓原赵长城防线的第二防御地带。它南起于今临洮，与秦昭王长城南端联结，沿洮河向西北永清、黄河与洮河交会处，再沿黄河经兰州、靖远、中卫、中宁、吴忠、灵武、陶乐、乌海、磴口，然后转东至达拉特旗以东，基本上与秦昭王长城北端相连。
位于内蒙古及河北境内的中段长城，过去大多认为是在张家口附近地区，将原赵、燕长城联结起来，并加以修缮，就是蒙恬所筑的秦长城。但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勘察调查报告却可以看出，秦长城并不如此简单。它不仅利用了原赵、燕长城，而且还在其以北修筑了新的长城，形成大纵深、有多道阵地的防御工程体系。
中段长城的走向和具体位置是：最北一道西起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南的敖龙布鲁格附近地区（汉时为鸡鹿寨），向西北行，至石兰计山口（高阙）与原赵长城相结，由今固阳、原赵长城东端，继续向东延伸，经武川北至察哈尔右翼中旗一带。另外又从更北的四子王旗开始，向东经商都、化德、康保、太仆寺旗，越闪电河，再经多伦、围场、赤峰、敖汉旗、库伦旗进入辽宁境内。
秦长城的东段，尚未进行全面勘察，目前多数人认为是从辽宁阜新地区与愿原长城联结。
汉长城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导致秦王朝的覆灭。接着又发生了刘邦、项羽争夺全国领导权的楚汉战争，直到汉高帝五年（前202），项羽在垓下之战中失败自刎后，汉高祖刘邦才重新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我国北部的匈奴族，也在冒顿单于领导下，以武力统一了我国北部蒙古，建立起一个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南临阴山、北抵贝加尔湖、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的强大奴隶制军事政权。公元前201年，冒顿率军南进，攻略马邑（山西朔县），“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山西太原）下”，深入长城之内三四百公里。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上迎击因初战小胜轻敌，于次年初被包围于白登（山西大同东北15公里），几乎被俘，后以重礼行贿，才得以出围返回。汉王朝统治集团，重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遂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实施战略防御。同时对内部采取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的措施，整军经武，积蓄力量，作战略转变的准备工作。经过文、景两代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已有了大的发展。不仅“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且“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有了进行战争和组建骑兵大兵团的物质条件。汉武帝于是转变战略，开始实施反击。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匈奴进攻上谷、渔阳，汉武帝为争取主动，采取了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方针，派卫青等率主力部队由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出发，沿黄河河套北岸西进，至高阙后折而南下，大破匈奴军，尽复河南地。于是“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这次主要是修缮秦沿黄河长城及高阙一线长城，其目的不是满足于既得胜利，据秦长城实施防御，而是为进一步夺取阴山山脉做必要准备。阴山山脉地区，“东西千余里，草木繁盛，多禽兽”，匈奴军“依阻其中，作弓矢，来出为寇”。不夺取该山，仍难真正解决边境的安全问题。为了彻底击败匈奴，汉武帝一方面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大夏和乌孙等政权，并“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匈奴）与羌通之路”，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等，率10万以上的骑兵大兵团，连续发动四次大的战役，远出长城之外两千余里，大破匈奴军，终于迫其“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至此，作为匈奴南进的主要战略基地的阴山山脉，完全被汉王朝所控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汉武帝又下达了在阴山以北修筑长城的命令。
太初三年（前102），“汉使光录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傍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这条长城因位于阴山以北、原秦长城之外，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武帝外城”。过去对这条外长城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所以其具体位置与走向鲜为人知。有人认为“远及兴安岭山脉”。有人认为根本不是长城外的又一道长城，而是一条与长城走向相垂直的一条行军道路，这条道路因深入匈奴腹地，不久就被破坏了。有人甚至根本否认有这条外长城。近年经实地勘察，证实了这条外长城的存在。它是由两条近似平行的长城组成的复线长城。两城之间的距离为5—50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条起自武川县境内，西越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北面的一条，东起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经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伸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再转向南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汉长城相连接。
汉武帝在修建外长城的前后，随着军事力量的向西发展，由河西至西域之间也逐渐修建了长城。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元狩间（前122年—前117）“汉始筑令居（甘肃永登西北）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元封元年（前110），击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又《汉书·西域传》载：太初年间（前104年—前01）攻大宛后，“自敦煌西至盐泽（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根据这些记载看，这个防御河西走廊、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防御工程，是从永登直至罗布泊。但工程的具体位置、走向如何，它们是长城还是仅仅是烽燧列亭，从文献中难以得到明确答案。不过由于近年疏勒河流域大批汉简的出土，对这个工程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可以肯定，该工程的主体是长城，位置走向大致是由令居北至古浪有一段，又从武威经民勤至当时的休屠泽（民勤东北今已无）再转向西南，经永昌西去，经山丹、张掖、高台沿黑河、纳林河北上至额济纳旗（汉时居延）；在北大河与纳林河交会处，另有一条向西的长城，经安西沿疏勒河过敦煌西至玉门关。至于玉门关以西至罗布泊，据实地考察，仅有绵延不断的烽燧线，没有长城。但发现过罗布泊后，沿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沙漠至库尔勒的丝绸古道旁，还有一条烽燧线，直至库车西北止。烽燧结构与甘肃境内的略同。
另外在河北承德地区、内蒙古赤峰地区及辽宁朝阳地区，近年又发现一条西汉时期的长城。其走向为西起隆秦汉长城示意图化县滦河南岸的郭家屯，向东南经隆化县城南，再东北行人内蒙古宁城境，沿老哈河上游支流黑里河，经喀喇沁旗进入辽宁建平境，转向东南至榆树林子的卧佛寺古城。这条长城的东段，即在辽宁、内蒙古境内约250公里的一段，城墙有石砌、夯土与土石结合三种形式。墙宽一般为3米左右，墙外有宽约3—4米的外壕。每隔1.5公里左右，建有一座敌台。台为圆形，直径约15—30米之间。另在城墙内外制高点上，共筑有120余座烽台；内侧重要地点，还筑有障城8座。河北境内的西段，绝大部分都和玉门关以西情况相同，只有烽台线，没有城墙。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127年，汉武帝在修缮“秦时蒙恬所为塞”的同时，“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内蒙古正蓝旗南、闪电河东）地以予胡”，可能就是那时又重新构筑的。
总的来说，汉武帝时所修长城，较秦长城更有所发展，除修缮了秦长城外，还增建了外长城和河西长城，总长度达到1万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而且在主要战略方向上，都构成为多道阵地编成的大纵深防御工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