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算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议一直是属于国君的。传说中国第一位世袭国君——开创夏朝的启，在刚当上国君后，就发兵征讨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叫甘的地方举行会战时，启发布“甘誓”，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天实行讨伐。从此以后，历代国君、皇帝都沿袭夏启的口吻，把自己宣布为是惟一的手握战争权力的上天代表。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君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在进行战争前出土的战国“杜虎符”先要在祖庙进行战争的推演，推演的结果是获胜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结果是失败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就小。庙算当然应该是国君主持的，但国君一个人是无法推演战争过程的，所以总得找些人来帮忙。这种参与战争策划和指挥的大臣，在春秋时是各国执政的卿大夫，到战国时就逐渐变成一些受到国君信任的职业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国和统称为“尉”的武官。
庙算后征发、组编、调动军队的权力也是属于国君的。大约从春秋末期开始，就出现了国君发兵专用的“虎符”。这是一种铸成卧虎形状青铜器具，可以分为左、右两片，左面的一片在任命军队指挥官时当场拆开交付执掌，右面一片保存在国君的宫中。当要发兵时，国君就派出使者执虎符的右片到军营传达命令，指挥官必须严格核对虎符确实为原件无误，然后执行调动出征的命令。这种虎符有的流传至今，比如秦国的“新虎符”，上面的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可见调动50人以上的军事命令都必须由国王发布。除了虎符外，还有代表皇帝的“节”（8尺长的竹竿，竿头装饰有牦牛尾巴）、由皇帝发布的书面军事征调命令“檄”（刻在1尺2寸长的木简上，紧急情况下插上羽毛，号“羽檄”）等调兵方式。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调兵虎符的传奇故事，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窃符救赵”的故事：长平大战后，秦军连续三年进攻赵国，并威胁各国不得援救赵国，魏国国君已派出晋鄙率领的10万援军，受到秦国威胁后赶紧命令晋鄙停驻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的姐姐嫁给了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为此屡次建议魏王出兵援救，魏王都不同意。公元前257年魏无忌通过魏王的宠姬从魏王寝宫偷得虎符，带了勇士朱亥等一批门客，到魏军军营，杀死怀疑他使命的晋鄙，夺过指挥权，迅速进军，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是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后，她的弟侄掌握政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准备发动政变消灭吕氏，可即使是最高武官周勃没有虎符也没有办法进入北军营垒、指挥调动北军，后来为皇帝保管符节的纪通投靠周勃，周勃才得以以代表皇帝的“节”为掩护，假称有皇帝命令进入北军营垒，夺取北军的指挥权。
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后代。唐朝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将虎符改为“鱼符”，改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挥官执掌，而且由于朝廷机构的扩大，根据不同情况，左片有的是三片，有的是五片。不过到了749年府兵制已瓦解，明确规定停止使用鱼符征调府兵。宋代只有在宋仁宗时曾一度规定使用“银牌”（上下两片，有密押图案）调兵。按照正常制度主要依靠书面命令，并且配合使用虎豹形铜符、鱼形木契作为调兵信物。《武经总要》明确规定发兵之类的机密事情必须有书面文件，在未核对文件和铜符、木契就发兵的，都要处死。在著名的南宋高宗以12道“金牌”强迫命令岳飞回师的故事，实际上“金牌”本身并不是调兵信物，只是要求日行500里传递中文件的标志。少数民族皇朝如辽朝沿用鱼符制度，金朝则有鹿符（中央调兵令牌）、虎符（地方军区调兵令牌）。元朝虽然有铜虎符，号为“虎头牌”，但主要已成为军官的地位的象征，并非令牌。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
春秋时期，国君一般都亲自率军出征作战，有不少国君负伤、阵亡或被俘的记载。比如据《左传》记载的就有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进攻犬戎之战中阵亡，公元前707年东周与郑国缟葛之战中，周桓王中箭负伤，公元前660年卫懿公在与狄军作战中被杀，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中晋惠公因战车陷入泥潭被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君亲自出战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很少见，一般都是委派将军到前线指挥，并授予将军实现庙算所决定的战略目标的全部临战指挥权，仅在和、战等重大问题上才需要向国君请示。据《六韬》一书的说法，当时任命将军的仪式非常隆重，国君要在太庙亲自向将军授予代表国君权威的斧钺，并要说将军持斧钺自天到地都可制裁之类的套语，而将军要向君王表示“军不可从中御”。战争结束后，将军率军回朝，交出指挥权。《孙子兵法》将此归结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孙膑兵法》更是将军队“不胜”的五个原因之首列为国王“御将”。
将军拥有指挥全权的情况在秦汉时期还有遗风，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文帝“细柳劳军”的故事：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说：“将军有命令：军营中只服从将军命令，不接天子诏令。”汉文帝只得派使者手持代表皇帝的“节”进军营找周亚夫，周亚夫传令打开营门，自己身披盔甲、手持兵器迎候，只向汉文帝行军礼，并要求车驾不得在军营中急驶。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其他四座任由车驾长驱直入的军营只是儿戏。不过从当时随行的大臣都大惊失色的情况来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经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随着后世太多的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篡夺政权的状况出现，制度上不再允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相反强调的是在出兵后，皇帝仍然要通过种种办法加以“遥制”，战略的指挥权和战场指挥权都力图要保留在皇帝手里。朝堂不仅要庙算，还需要进一步遥控指挥。朝廷里开始出现皇帝周围的一些亲信组成的实施这种遥控指挥的小班子。西汉末期是以大将军府来实施指挥的，到东汉时期是以皇帝周围原来的秘书班子“尚书台”来实施，凡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就挂上“录尚书事”的头衔，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变化，尚书台扩大为尚书省，尚书省下的兵部正式掌握承受皇帝命令、发布调兵指令、武官任免、军队编制等权力，而与尚书省并列的武官机构12卫大将军府，则有组织训练、出任战地指挥等权力。不过因为尚书省是处在宰相领导之下，如果兵部权力过大也就是加强了宰相的权力，所以唐末五代时期又出现了枢密院机构，由皇帝的亲信组成——开始时是由皇帝所亲信的太监组成，以后才改为文官担任——专门处理军国重事，帮助皇帝实施军事指挥，成为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副手为枢密副使。
北宋正式建立与行政机构平级的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对等号为“二府”。枢密院长官开始称枢密使、枢密副使，与宰相并称“宰执”，以后为了防止权臣，改由其他官员来负责枢密院事务，号为“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职责是辅佐皇帝实现对军事指挥的控制，制定战略方针，调度军队，选任指挥官，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实施战役的指令。尚书省的兵部仍然保存，但只负责执掌武官的人事、军队编制等具体事务，没有调兵、指挥权力。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一般都是由文臣来担任，间或有武官担任的情况发生，但不是经常性的。比如狄青出任枢密使，遭到文臣的一致反对，即使是同情他的文官也建议朝廷为了狄青能够“全节”还是撤了他为好，最后以狄青罢官了结。武官的最高机构“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仅负责军队日常训练，以及京师地区的日常警卫。
宋朝这套制度防止了权臣专政和军阀擅权，保证了皇帝独揽军事大权，但是却大大降低了军事机器运转效率。尤其是当时受人力、马力接力传递文件的通讯条件的限制，指挥命令只能以日行400—500里的速度从朝廷传递到前线，一个来回就要十天半月，根本就无法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作出反应，而宋代的皇帝们却都热衷于从皇宫深处“遥制”远方军队。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都喜欢在军队出征前给将帅授“锦囊妙计”，强调作战方略，特别是喜欢制作“阵图”，要将帅们按图部署军队投入战斗。如宋太宗发给前线将帅的阵图号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宋朝廷内府还藏有不少类似的阵图。以后的宋真宗、神宗等都是喜欢临战发图进行指挥的皇帝。在作战过程中皇帝也力图控制战场指挥，完全无视通信条件的限制，经常滥发“金字牌”的“御前急件”。比如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军情紧急，仅1134—1135年的五个月内，朝廷就发出“金字牌”文件1023封，平均每天6封半。当时战场分布在四川到山东的广大地区，文件来回一次要四十多天。真不知当时的前线将领见到这些过时指令作何感想。
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也基本沿用宋朝的这套朝廷军事统御体制。辽、西夏、金、元也都建立枢密院，帮助皇帝进行军事指挥，但和宋朝不一样的是，这几个少数民族皇朝常常在大战区设置“行枢密院”作为中央派出机构进行指挥。朝廷对于战区指挥官一般都授予指挥全权，并不进行经常性干预。另外，这几个朝代的枢密使几乎是没有汉族官员来担任的。
明朝建立之初基本沿袭宋元制度，朝廷号称三大府：管行政的中书省，管军事的大都督府，管监察的御史台。1380年废除中书省，朝廷六部直属皇帝；大都督府一拆为五，改为五军都督府；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开始时军事统御体系回到唐朝体制：兵部掌调兵权、武官人事等；五军都督府管日常编制与训练，前、后、左、右、中都督府各领若干个地方都指挥使司的事务，分别与兵部平移公文。但是这种体制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日常工作量：六个部、五个府都直接向皇帝汇报，听取指示，更不要说朝廷还有大量的机构都要皇帝下指示。因此明成祖起就找一些文臣，给他们加上某某殿阁大学士头衔，以便于他们出入宫廷，在皇宫内替皇帝阅读文件，草拟“圣旨”。这些人因在宫殿“大内”办公，因此称之为“内阁学士”。以后内阁学士往往又兼任某部尚书，组成的工作班子就简称内阁。大学士、尤其是资格最老的大学士号为“首辅”，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凡军国大事内阁都要替皇帝处理，军事决策、调兵权力实际上也由内阁掌控，在草拟指令后经皇帝批准下达兵部。从大学士名称来看自然应该是由文官担任的职务，明朝从没有一个武官入阁。和宋朝一样，文官实际上往往不懂军事，对于遥远的作战地区情况也很少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为皇帝草拟的一般总是被皇帝批准的军事指令大多是外行意见。
清朝入关以前以及入关后初期，最高决策机构是王大臣议政会议，由满族八旗旗主聚会讨论决定重大军政措施。内阁虽然保留，但只能就一般的行政问题草拟指令。以后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王大臣会议逐渐不再是决策机构。康熙皇帝在1677年设置南书房，由翰林院中得到皇帝信任的一些翰林组成，帮助起草军政指令。雍正皇帝又在1730年设置军机房，指定一些受到信任的大臣到房，为他起草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西北方面战事下达的指令。以后常设，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处。这个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军事决策机构。进入军机处的大臣是受皇帝信任的一些部门的长官，号为军机大臣，并没有正式的品级规定，也没有人数限制，多的时候有七八名，少的时候只有三四名。他们的助手号为军机章京，同样也由各部中级官员兼任，人数也不固定。军机处办事突出机密性，军机大臣必须亲自阅读起草、抄写文件，不准找秘书誊抄。甚至有明确规定为军机处扫地端水的侍从都不许识字，年满18岁就不得在军机处服务。军机处下达的军事指令称为“廷寄”，直接交由驿站以规定的速度（日行300里到加急的日行600里）传递。兵部仍然保留，但只负责绿营兵军官的选拔、委任，以及绿营兵的装备、编制等日常事务。八旗兵事务由各旗直接向皇帝汇报，领受指令。
和宋、明等朝代发生的情况相仿，清中叶确立起来的这套军事统御体系的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全国军队都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调动，指挥官也要等待朝廷命令才可以动身，将领的战场指挥权也受到朝廷的掣肘，作战计划、作战经过都必须随时报告。往往前线已经打了败仗而作战计划却刚刚被皇帝批准。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清朝所面对的军事敌手相对弱小、军事威胁相对统治中心距离较远，并没有对其军事作战能力发生致命的损害，但当利用海洋迅速调动兵力的英国侵略者打上门来时，这套体制就完全不能应付，而到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更是难以再维持下去。
以文驭武
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上文提到的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召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的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大臣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使者、朝廷大臣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剥夺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代表皇帝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事频发，太常卿刘焉建议将各州刺史职权提升为掌一地军政全权的“州牧”（原来刺史只是监察官，没有行政权力），得到汉灵帝批准。刘焉领益州牧，并且被任命监军使者，以此掌握军事指挥权。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惯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监军，具有军事指挥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如255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263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璀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瑾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瑾逮捕邓艾。卫瑾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瑾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八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颖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监军，但唐玄宗是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便提高宦官地位，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派遣宦官领兵出征。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于军事将领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尽管宦官监军一开始就暴露出如此严重的弊病，但从此监军却大多改由宦官担任。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宦官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刚开始宦官监军时，高适就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捕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三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758年由九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只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各自为战，居然被6万多叛军击溃，使得叛军再次气焰高涨。
委派宦官监军以后成为唐皇朝的既定国策，每一支军队都有朝廷派来的宦官监军。这种监察根本没能防止唐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监军是导致军阀叛乱的起因。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鱼朝恩提拔的，766年陕州节度使的监军张志斌经过他的驻地回长安，认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责骂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说：“天下的将军哪个想造反，都是因为你们这批鼠辈作福作威。我本来不造反，今天就因为你才造反！”把张志斌处斩后，分割其肉强迫随行的小太监吃下去。773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30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
795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侯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服，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20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通过总结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四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郎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四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五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五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文官“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以后又正式明确文官安抚使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都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10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
元朝以蒙古人任将领，虽然也沿用杯酒释兵权宋朝制置使、总领等官职，但都是武将出任，没有进一步的监视措施。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也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一般也不会像前朝那样转化为武官，只有在明末有几个事例。比如1635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柳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后来张任学在作战中战死。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崇祯皇帝，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但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军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的统帅，而全面采用明中后期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的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晚清出现的另一种“文人带兵”的情况，就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体制，即直接以文人为带兵军官。根据罗尔纲《湘军兵志》一书的统计，见于史籍的湘军各级将领182人中，文人出身的居然有104人，达到58%。尤其是统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大多数是文人书生，武官出身的只是在基层营官一级占有多数。这实在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说明当时清朝的统治确实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曾国藩又成功地将清朝的统治危机演绎为中国传统名教的危机，从而得以顺利动员如此之多的文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柳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后来张任学在作战中战死。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崇祯皇帝，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但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军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的统帅，而全面采用明中后期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的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晚清出现的另一种“文人带兵”的情况，就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体制，即直接以文人为带兵军官。根据罗尔纲《湘军兵志》一书的统计，见于史籍的湘军各级将领182人中，文人出身的居然有104人，达到58%。尤其是统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大多数是文人书生，武官出身的只是在基层营官一级占有多数。这实在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说明当时清朝的统治确实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曾国藩又成功地将清朝的统治危机演绎为中国传统名教的危机，从而得以顺利动员如此之多的文人书生投身过去无论如何不愿涉足的军旅。后来李鸿章仿照湘军体制组建淮军就没有如此突出的文人带兵现象，王尔敏《淮军志》统计432名淮军将领中只有5%是文人出身，淮军幕府则大多由文人组成，依然是传统的“以文驭武”的体制。这些幕府人员后来官至总督、巡抚的有10人，而武将中只有4人达到这个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