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和珅成宠臣
和珅的性格是世故型的性格，他善懂人情世故，侍君二十五载，成为乾隆帝晚年须臾不可离的人物，他广结天下苯系网，在朝廷内外上下结交了大批同党和亲信，成就清朝第一宠臣。有了这些关系，久居官场的他千里为官只为财，二十多年积累起巨额财富。
其成功的为官史是他世故性格的实践演化史。
和珅（1750—1799），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其父常保本是不知名的副都统，和珅少年时贫穷而无所依。至乾隆中叶，还不过是八旗官学生，只中过秀才。以这样的基础，和珅要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珅却沾了祖上的光，开始摆脱困境。他的高祖尼雅哈那有军功，故他在父亲死后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之爵。这个世爵给和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银160两，米180石，和珅有了这笔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这一世爵给和珅在政治上带来了更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便捷之径。因为他的高祖是开国功臣，其后人就有可能随侍帝君，因此和珅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便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授三等侍卫，旋补粘竿处（其正式名称是“上虞备用处”）侍卫，其职责是协助侍卫处扈从皇帝。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是和珅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和珅巧逢机缘，得见天颜，奏对称旨，甚中上意，从此便攀龙附凤，飞黄腾达。这种突然的时来运转，可能和珅自己也未曾料到。但与他那世故型的性格没有关系，他懂得曲意奉承，懂得人情世故，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一日，乾隆帝大驾将出，仓促间求黄龙伞盖不得，乾隆帝发了脾气，问道：“是谁之过欤？”皇帝发怒，非同小可，一时间，各官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而和珅却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语言干脆。
乾隆皇帝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说话人仪态俊雅，气质非凡。乾隆不仅更为惊异，叹道：“若辈中安得此解人！”问其出身，知是官学生，虽然学历不高，但毕竟乃读书人出身，这在侍卫中也属凤毛麟角了。乾隆皇帝一向重视文化，尤重四书五经，对一些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生员，当然更加另眼相看，所以一路上便向和珅问起四书五经的内容来。这和珅原本不学无术，可对四书五经倒稍能记忆，居然“奏对颇能称旨”。至此，和珅进一步引起了乾隆帝的好感，遂派其总管仪仗，升为侍卫，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一次偶然的机遇便这样为和珅铺平了升迁之路。
耐人寻味的是，和珅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第一声叫喊，便是整人之语。仓促间一时未能找到黄龙伞盖，这本为细事，然而和珅却小题大做，以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势指责起“典守者”来。“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一语双关，它不仅是对“典守者”的指控，也有自荐其能的含义。和珅在乾隆面前的第一次亮相，便已表现出不良品性，露出踏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端倪。可惜此时的乾隆皇帝对此已不可能有所觉察了。过了几十年天皇老子生活的乾隆帝，此时更是充溢虚骄之气，对一些生活琐事变得更加挑剔了。可能和珅对此已先有所闻，因而才敢于放胆而言。结果倒真的获得了皇帝的眷顾，并取代了原来的仪仗“典守者”。
乾隆有一个特点：爱听奉承话，但又不喜欢看到人们是在当面捧他。他非常喜欢谈文讲史，对文史的整理工作很重视。相传纯庙时刊印二十四史，乾隆怕有舛谬，常亲自校核，每次校核出一件差错来，觉得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心中很是痛快。大臣们为了迎合他的心理，就在抄写给他的书稿中，故意于明显的地方抄错几个字，以便“宸翰勘正”，这是变着法儿让乾隆高兴的。这样做，比当面奉承他学识高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书稿中也有乾隆改正不到的，但经他改定的书稿，就没有人敢再动了。所以，今天见到的殿版书常有讹舛，有不少就是这样形成的。可是像和珅这样的大臣，只顾变着法儿讨乾隆的欢心，却不会管这些，以致谬种流传，遗害后人。
世故的和珅最了解乾隆的这个特点，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曲意承迎，选取最恰当的方式，博取乾隆的欢心。乾隆也最宠信和珅。和珅除了对乾隆曲意承迎外，对乾隆身边的人，特别是对乾隆喜欢的人，也百般讨好。
十公主是乾隆最小的女儿，后来被封为和孝公主。乾隆非常疼爱他这个女儿，常说：“我这小女儿长得很像我，一定有福气。”还常常和这小女儿开玩笑说：“你可惜不是个男孩儿，要是男孩儿的话，我一定立你为太子。”十公主性格刚毅，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她有些力气，据说十多岁就能弯十石硬弓。她也和父皇撒娇地说：“女孩子又怎么样？我就非要学个男孩儿的样子不可。”小的时候，她常常女扮男装，跟着父皇去打猎，乾隆微服私访时，她也扮成男孩儿跟着去。有和珅跟随时，她竟称和珅为“丈人”。乾隆对他这个小女儿特别喜欢，她提出的要求，乾隆是百依百顺，她说的话，乾隆听来句句顺耳。
和珅为了讨好乾隆，就特别想法讨好这位十公主。
有一次，乾隆去圆明园游玩，和珅随驾，十公主也女扮男装一起前往。圆明园建造得十分华丽，有“万园之园”的称号。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皇帝每年赐大臣在这里欢聚。乾隆年问，每到新年，园中设有一条买卖街，这条街上，凡古玩古衣，茶馆酒肆，一切应用之物，应有尽有。这些走买坐卖的，都由那些专门为宫中办事的皇商经营。和珅跟随乾隆和十公主来到买卖街，走到一家店铺门前，见有一件大红呢夹衣挂在那里，十公主见了，微露喜欢之色。十公主脸上这细微的变化，一般人不会去注意，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可和珅却极善于察言观色，而且一看就能猜出人的心理活动。这时他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转眼之间，就以28金的高价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
和珅知道，博得十公主的欢心，也就是博得乾隆的欢心。
和珅还用许多小恩小惠，贿买了在乾隆身边的一些太监。太监虽然没有什么地位，但他们天天在宫中进进出出，他们无意间的几句话，有时在皇帝和皇后面前会起很大的作用。心跟极多的和珅深谙此道。和珅就凭着他的察言观色、小恩小惠讨得了乾隆的欢心，登上了高位。
和珅因深得乾隆的信任，每次地方上出现什么问题，乾隆总会派和珅前往加以调查处理，和珅也乐得做这类事情。他一到地方，就是钦差大臣的身份，当地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要巴结讨好于他，他可以趾高气扬，从从容容地捞钱。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向乾隆奏报：“陕甘两省，年年不雨，大旱异于他方，又加上土地瘠薄，百姓贫困窘迫，若年年依靠国家，累及国库，臣等内疚，不如在甘陕实施捐监，令民交纳豆麦，以此换得国子监生，得到应试之官。”也就是说，为了当地百姓能够活命，又不需从国库中调拨银两，只好命那些想取得监生资格的读书人交纳粮食，以此来换取监生身份，实际上就是把监生的身份明码标价向外拍卖了。乾隆明知这一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可是情形紧急，也就只好如此，遂命浙江布政使王禀望远赴陕甘主持此事，并下了一道诏书说：“准令本色报捐，该管上司，核实稽查，勿使滋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勒尔谨是问。”此后，连续3年，陕甘奏报，连年旱灾，共有15万人因捐粮而成为监生，从账面上看，所捐的粮食已经超过了600多万石。实际上旱灾是假，各级官员全都以旱灾的名义将捐粮侵吞，中饱私囊，就连乾隆特派去主持此事的御史王禀望也贪污甚多，他在给乾隆的奏报中还遮掩事实，虚假汇报：“连年监粮太多，致使仓库充盈，装纳不下，拟另建新库二十座，特奏请皇上拨银。”乾隆拨给他16万两银子，用于建造新库，没有粮食，建什么新库，这16万两银子当即被各个贪官污吏瓜分干净了。
天长日久，乾隆也心生疑虑，决定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陕甘勘查捐监实情，和珅自然高兴地领命前往。陕甘总督勒尔谨得到皇上派和珅来陕甘调查此事的消息，有些慌乱，忙召集王宜望等人商议，最后得出结论，像和珅这样的最好应付，只要给他足够的银两和美女，还怕他不说好话吗。
来到陕甘，下车伊始，勒尔谨率几百名官吏豪绅迎接，场面隆重，气氛热烈，给足了和珅面子。和珅当时是得宠以来第一次出巡地方，迎来送往中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威风。可是这些只能满足和珅的一时虚荣，他最想要的还是银子。和珅一见当地官员的表情，就对陕甘捐监的事猜到了十之八九，决心要狠敲他们一笔。在为他接风洗尘的宴席上，和珅看似无心的随口说道：“依下官看来，陕甘两省很是富足吗，为何勒尔谨大人会连年上报说民不聊生呢？”勒尔谨立刻明白了和珅不是那种刚正的钦差，心中暗喜，当下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行事。他先为和珅送去了一名千挑万选出来的西域美女，和珅初尝西域女子的滋味，惬意非常，一连几天都缠绵于卧房之中，哪里还顾得上盘查粮库。等到几日之后，他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只随便翻了翻几本账本，到一个仓库中，抓了一把小米，就作罢了。说甘肃已经查明，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不知下面州县如何，勒尔谨劝他不妨在甘肃多休息几日，再下地方不迟，和珅当然慨然应允。当天晚上，在一顿令和珅大开眼界的奢华酒宴之后，勒尔谨命人给和珅送去了两只硕大的木箱，和王申打开一看，不禁目瞪口呆，里面堆满了西域出产的奇珍异宝，很多是他平生第一次得见，和珅已经有些乐不思蜀了。第二天见到勒尔谨等人的时候，不禁笑逐颜开，绝口不提下面各州县检查之事，并随之写好了奏折，向乾隆保证，陕甘官员忠心为国，勤政廉洁，捐监之事造福百姓，各地粮仓俱是充盈满溢，皇上尽可放心。然后，就带着勒尔谨送与他的两箱珠宝和美丽绝伦的西域女子回京复命去了。回到京城，上殿面君，乾隆嘉奖他不辞辛劳，远赴陕甘为国家操劳，忠心可鉴，自然又是官职高升。和珅此行，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了。
这一次出巡让和珅尝尽了甜头，以后，每当各地出了重大纰漏，不待乾隆指派和珅也会主动请缨。他远赴云南调查李侍尧的案件，出巡西部为乾隆建造行宫，每一次都让他志得意满，决不会空手而归。多次的出巡，也让各地方官都领教了他的权倾朝野、贪婪无度，更多的人开始倚附于他，成为他的忠实爪牙。
清朝同周边各国的联系颇紧密，互相之间使节往来频繁，各国送给乾隆皇帝的贡品也不可胜数。所有的贡品，都要先经过和珅之手，才能送到乾隆面前，和珅对这些外国送来进贡朝廷的珍宝总是留一手，这样一来，许多藩属上贡皇帝的奇珍异宝，都成了和珅的镇宅之宝。
乾隆70大寿之际，六世班禅要为乾隆祝寿，乾隆非常高兴，连忙命和珅修书回复，并让他监督在热河建造须弥福寿之庙，预备接待班禅。班禅到达热河之后，向乾隆进献了丰厚的寿礼，计有：南佐哈达、罗扎、鎏金、带宝床、宗咯珊瑚串珠、藏香、藏呢、普鲁、水晶、甘果等物。和珅经手之后，这些礼物几乎逐项减半。乾隆被蒙在鼓里无从知晓，还赞赏和珅接待有方，张弛有度。
和珅对待商人的进贡也是分门别类，各有安排。那些无关紧要的珍宝、古玩，不妨进献皇上，让皇上觉得他忠心一片，不顾私利，而那些真正珍奇的东西，则不妨私自留下，反正皇上也无从知晓究竟。
世故的和珅掌权二十余年，这二十多年中，经他手的进贡物不可胜数，他究竟从中扣留了多少，可以从嘉庆帝查抄和珅家产的清单中窥见一斑。在《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中记载：和珅“家内所藏珍宝，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可见和珅家藏的珍宝竟然比皇室所藏更加丰富珍奇。
和珅之所以能积累起数额巨大的家产，除了贪污受贿之外，与他善于理财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为了敛财，和珅除了经营房地产、高利贷外，还经营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柜箱铺、弓箭铺、鞍毡铺、小煤窑，他购置了80辆大马车，搞起了长途贩运，虽身居高官，竟不顾名誉与商人为伍，这一点嘉庆帝也骂他是无耻小人。
这些经营中，为和珅带来最多财富的，就是兼并土地，收取远远高出一般地租的租金。和珅拥有大量的土地，据传说，他有8000顷，也就是80万亩的土地；而据有实可考的清政府的档案记载，和珅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一共有1266顷，这个数字与传闻中的相差比较悬殊，究竟哪个更为真实，现已无据可查了。他的土地大都分布在直隶、热河以及京津地区。在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包括清苑、蠡县、易县、完县、青县、雄县、榕城、定兴和安肃等；北京东部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宝坻、任丘、静海、文安、蓟州、清河、大成、霸州等；北京地区主要包括大兴、宛平、通州、昌平、顺义和平谷等，另外，甚至在东北奉天的锦州地区，也有他的土地，足以见他拥有的土地之多之广。他的土地中，一部分来自乾隆皇帝的赏赐。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土地向来被看成是立国、立身之本，自古就有皇帝为大臣分封土地的传统，土地分给大臣，大臣可以收取这块土地上的地租，这被称作采邑。和珅是乾隆最宠幸的近臣，对他的赏赐不断，加官晋爵的同时，也不忘给他大片大片的土地，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加富足。
另外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和珅自己出钱购得的。土地买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土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耕种土地。但是，到了乾隆后期，社会上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等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众多的农民不堪地主的繁重租税的压榨，纷纷起来反抗，抗捐抗租。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不愿再保有土地而急于出手，把它们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大跌。和珅有天生的商业才华，他瞅准时机，压低地价，用极少的钱买人大量的土地，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收取极高的地租，买地过程中，他确实是做到了只认钱财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他曾从舅舅明保手中，以不足原价十分之三的价格买到了他的土地，连他夫人冯氏的祖父英廉的土地也没有放过。而且，他采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买”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给和珅，而不是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自然要远远低于市价了，原来的土地主可以在筹足银两支付高额的利息之后，再将土地赎回。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全归和珅所有，如果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珅的永久财产。
和珅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购得了清苑县王君贤、蠡县金锋、宝坻玉福、任丘玉余的土地与吉庆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塔庵、耿杓在清苑县、广善在宛平县、隆普在易州的土地。另外，和珅还趁别人有求于他之机，向别人直接勒索土地。和珅被嘉庆帝治罪后，内务府的档案中记录了他的一件罪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贝子永泽的家人霍三德到永泽在奉天的田产收取地租。霍三德仗势欺人，向田庄的庄头许五德私自索要高额的地租，并且还当面向许五德要500两银子作为自己的开销。这些过分的要求被许五德严词拒绝了，两人就为此事闹到了步军统领衙门。许五德怕霍三德因为贝子永泽的关系打赢官司，就找到了和珅的亲戚恒德，要他去请和珅照应，并且许诺事成之后送给和珅10，000两白银或60顷土地。和珅的威势谁能不怕，不久，霍三德就被判有罪发到黑龙江为奴了。和珅派人向许五德传话说，他不要土地，而要那10，000两银子，许五德付不出银两，被逼无奈，只好将他自己承种的属于贝子永泽的35顷地送给和珅。和珅大概是怕日后会有麻烦，坚持要他写下文书，言明这块土地是卖给和珅的侄子丰绅伊绵方才作罢。
和珅将他的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派出家人疯狂地收租、逼债，他的地租比普通地主要足足高出一倍有余，使得租种他土地的佃农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只好起来反抗，拒不交租。比如，和珅对顺天府通州盛家屯庄王坦的盘剥。王坦原本是当地的富裕人家，清朝入关时候，他的祖父带着14顷土地加入了内务府的名下，并且担任庄头，每年上缴地租72两，后来在乾隆三十一年的时候，王坦连同土地一起被朝廷赏赐给了贝勒府，这时的地租是109两5分，家境还算殷实，一家人过着平静安详的日子。然而，在乾隆五十四年的时候，和珅的家丁带着人来到田庄，宣布说这里的土地以及他们居住的房子全部被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以2800两的价钱买下了，从此田庄要向和珅交租，并且立刻更换了庄头，把王坦只改作了一般的佃户，分给他3顷20余亩的土地耕种。整个田庄收取的地租一下涨到了400多两，比原来多了一倍还多。王坦因为家中人口众多，3顷土地实在不足以维持生计，只好一直拖延纳租，为此，还被和珅惩处，一直到和珅倒台，按照清政府档案中的记载，他们一家人才“喜得复无租，十年冤苦始能申述”。
虽然地租的收入比不上和珅贪污收入的银钱多，但是这不但是每年固定不变的收入，而且庄园中的出产，诸如鸡、鸭、鱼、肉，以及各种干鲜果品，全都源源不断地送抵和府，相信只要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能详见其盛况。
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也是和珅敛财的手段。和珅放债的范围很广，不论是官员、商人、普通百姓，还是他的至亲好友，他都毫不手软，而且必须要借债人能拿出土地或是房屋做抵押，他才会同意。和珅权势强大，做起这种生意来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即使借债人还上不欠款，和珅也得把他们的房屋、土地收归已有。和珅觉得这种行当敛财方便快捷，不需动什么脑筋，就会有大笔的钱财涌入，所以乐此不疲，就连他的家丁向他借钱，他也要追加高额的利息，决不放过，这种高额的利息常常使得家丁即使在和珅家世世为奴也偿还不起。和珅的舅舅明保曾向他借15，000两银子，白纸黑字写明借据，每月利息一分，光是利息就有白银6450两，本息共计达到了21，450两，明保在和珅的逼迫下，不敢少一分地还给和王申。
此外，和珅还经营典当业。当时的典当业极为发达，就连皇帝也身为几个当铺的后台，和珅这样的高官，从事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统计，乾隆初期，光是北京地区的当铺就有几百家之多，和珅有当铺75座，不但遍布京城的繁华街市大道通衢，而且在今河北的保定、通州等地也鳞次栉比地分布着。就连和珅的家人刘全、呼什图等人也经营着几十座当铺，有名可查的有永庆当、恒兴当、合兴当、恒聚当、庆余当等等。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利润丰厚的收入，和珅敛财也有“海纳百川、不弃绢流”的气度，并不因为一些行业利润少而放弃不做，他还同时开设了柜箱铺、弓箭铺、粮店、酒店、古玩店、杠房、旅店等多种经营项目。在敛财这一点上，和王申的确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也为此用尽了心机，几乎当时所有能想到的途径全被他涉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