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大量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归地主所有。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一、阶级社会
土地改革前农村阶级阶层土地改革以前，纳家户村作为农村的一个基本单元（当时为永宁县一区五乡），和全国所有农村一样，仍然保留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即以封建所有制为基础，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个对抗的阶级。剥削阶级包括地主和富农两个阶层；被剥削阶级即农民阶级，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4个阶层；另外，还有工商业者及其他职业在内的阶层。地主、富农阶层分别占全村（乡）农户的2.18%和人口的3.6%；雇农、贫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及工商业者等社会阶层分别占全村（乡）农户的97.82%和人口的96.4%。土地改革前，占纳家户村（五乡）总住户2.18%和总人口3.6%的地主、富农阶级，占有全村（乡）土地的11.78%；占总农户92.98%和总人口93.16%的中农、贫农、小土地出租者、工商业者及其他农民阶级，占有土地的87.28%，而占总农户4.84%和总人口3.24%的雇农没有一寸土地。纳家户村人多地少，全村土地人均仅2.06亩，地主家庭人均却达8.38亩，富农家庭人均4.06亩，分别是全村人均的4.1倍和2倍。地主、富农凭借占有的较多土地，或出租或典当给无田少地的农户耕种，或雇佣长工（或短工）耕种。失去土地或缺少耕地的农民为了养家饣口，不得不给地主、富农及富裕中农扛长工、打短工，所得甚少。
土改后到合作化前的阶级阶层变化土地改革是变动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分水岭，也是农村社会阶级、阶层实现根本性变化的伟大社会变革。1951年10月上旬，在永宁县统一安排下，开展了土地改革。经历了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发动群众；丈量土地、评定土地等级、划定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等生产资料三个阶段。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家具大部被没收，债权被废除，小土地出租者的部分土地被征收。是年12月，没收和征收土地工作结束，共计没收地主土地172亩，征收小土地出租者土地42.6亩，没收地主房屋51间、各类家具67件、耕畜11头、农具43件、粮食65.2石。
没收土地等生产资料，使地主阶级赖以实行剥削的基础和手段被剥夺，地主阶级作为农村中的剥削阶级被推翻，并由此接受农民阶级的监督和改造，逐步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富农阶级的基本利益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削弱和限制，其成员和地主阶级成员一样，逐步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贫雇农为主体，包括中农和其他劳动阶级在内的农民阶级，成为农村政权的依靠力量和农业生产的主力。特别是将土改中没收和征收的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等无偿地分配给无地或缺少土地的雇农和贫农后，使得原来各阶级、阶层在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上的悬殊和不合理的地位根本变化，并使原来悬殊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土地改革的胜利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部分人剥削压迫另外一部分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贫富两极尖锐对立的社会结构为一种新型的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所取代，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土地改革后，没有一寸耕地的雇农家庭人均分得土地1.91亩；缺少耕地的贫农家庭，人均耕地由原来的1.74亩增加到1.94亩，增长11.5%；中农阶层中的一部分家庭也分得了一部分土地；其他农户由原来不到一分耕地增加到人均0.62亩；地主家庭由原来人均8.38亩减少到1.38亩；小土地出租户也因征收了土地，人均由原来的2.24亩减少到1.59亩；工商业者由原来人均2.11亩减少到0.4亩。该村人均耕地较少，土改中，从一区三乡、八乡和三区八乡划拨了96.96亩，一并参加土改分配。同时，根据该村实际情况，还调整了清真寺用地，并划出26.3亩地作为公用耕地。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衣食住行的源泉，或者说是农民赖以维系生存与繁衍的命根子。土地改革使农村各阶层在土地等生产资料方面实现了平等占有，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为自己创造财富。
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把农村各阶层置于同一起跑线上。政府号召农民“发家致富”，农村竞相发展。一部分农民善于经营，走上富裕。也有一部分经营无方，或因为人口多，劳力少，或因天灾人祸，生活水平下降，农村出现贫富分化，这就是走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背景。
二、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农村社会结构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生产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根本变革。在经济上把农村生产力从封建桎梏下解放了出来，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而把农民组织起来，则在政治上起到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工农联盟的目的。从1953年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始，经过1955年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初的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直到1978年的20多年时间里，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情况是：在政治意义上，土地改革的实施，使封建制度下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彻底破产，地主阶级的家庭成员同农民阶级的所有成员一样，都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上耕耘劳动，自食其力；农业合作化的实施，使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变为集体所有，每个农村成员都是集体中的一分子，在集体所有制下，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人人都是集体中平等的一员。共同使用集体经济中的生产资料，以自己的劳动获得应得的报酬。从这个角度衡量，农村中的阶级已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意义。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阶级差别和观念始终存在。其最基本的概念和划分是以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为标准的，并仍然执行着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标准：贫下中农为依靠对象，中农为团结对象，地、富、反、坏（统称“四类分子”）为专政对象（其子女为争取对象）。尤其是在1978年以前的20多年里，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64年11月，永宁县“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中，该村（时称朝阳大队）被排为三类队（最差的为四类），是自治区和永宁县“四清”运动的重点。在批判斗争“四不清”队干部的同时，并重新划定了阶级成分。在极左思潮的指导下，扩大了专政对象。1952年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富农等阶级成分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新划定的地主11户、富农10户，分别比原来数量增加了83%和2.3倍，并出现了“资本家”和“旧官吏”成分及“四类分子”13名。原来的阶级阶层已不复存在，人人靠出勤挣工分参与集体的统一分配，工值对每个人的劳动都是等价的。由于经济不发达，可供分配的物资太少。为了共同生存，多劳多得很难实现，“大锅饭”、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由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贫富分化的阶层差别基本消失。在集体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个农民家庭都是在生产队里参加生产劳动，靠挣得的工分参加集体的统一分配。每个家庭的家庭经营收入微乎其微。因为，那20多年里，给农民划分的自留地几经收归集体，家庭副业一次次受到限制和禁止，并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不断受到批判。农民仅靠集体劳动获得的收入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即使由于每个家庭因劳动和负担的人口不同，收入会有差别。但由于农村在集体经济体制下，较长时间内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如人口和劳动力以三七分配），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充分得到体现，加之生产水平低下以及纳家户村人均耕地少等因素，生产收获和可供分配的物质总量不足，因而，不可能产生明显的贫富差别。然而在某一时间内，如1962年到1965年，因农村各项政策的调整，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从事家庭副业、强调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等，一些家庭或因劳动力多、或因会勤俭持家、或因家庭经营搞得好而收入较好；个别家庭因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因素，致使家庭收入明显下隆。但总体上讲，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村人口很难进入城市，绝对不允许自由流动和“农转非”，且户口属性具有血统的继承性，除非招工、招干、大中专招生，或参军转干，才能进入城镇社会。而招工、招干又多在城镇户口中进行，农民子女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由于农村人口分流渠道基本被堵死，导致社会结构愈来愈失去弹性，生存空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生产的同一性和结构的单一性导致社会职业结构的同一化。生产方式是人们获得物质资料的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农业集体化使农村生产关系实现了新的变化。农民必须从事集体生产劳动，才能获得所需的物质资料。在人民公社化后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不论男女老少，都无一例外地在生产队组织下进行集体生产劳动。这种生产方式，无须每个劳动者有多高的技能，也不论及谁的水平高低，只需在队长的指挥下完成规定的任务（准确地说干到了时间），就能得到应得的工分。而在“以粮为纲”的方针和单一农业政策的指导下，集体经济除了农业和种植粮食外，再无其他产业和行业。间或有一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诸如农具修造、铁器加工等，其规模较小，人员很少，并且极少承揽外来的修理加工。从事该项工作的木匠、铁匠一类人员，同种田的人一样评工记分，但除了承揽一些装卸、运输之类的重活粗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性很强的活可干。至于社员想发挥其特长从事一些手工业和商业饮食之类的行业，在不断受到限制和批判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人口管理上的封闭禁锢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凝固化和农民大军的日益膨胀。由于严格的人口户籍管理，城镇和农村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属性各异的区域。那种封闭性、禁锢性的人口管理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固然起到了控制城镇人口的超计划增长，也缓解了当时城镇粮油及副食品供应的压力，却也带来了诸多弊端：
城乡两个不同的社会板块更加封闭和凝固。农民子女除非通过考入大中专学校、招工、当兵等途径，转变农民身份，或进城当工人，或到机关学校等事业单位当干部、职员。然而具有这种条件或碰上这种机会的人毕竟是极少数。1949年～1996年，通过上述途径转变农民身份脱产成为国家干部的69人（包括机关干部、乡脱产干部、教师、医生、营业员等），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学毕业分配及招干的，仅占全村人口的2.3%，每年平均只有1.4人实现这种转变。
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膨胀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在土地改革时全村总人口为2004人，1996年为4140人，44年增加了1.07倍。1952年若按每2个人中有1个劳动力，则有1002名劳动力，1996年实有劳动力2396名，增加了1.39倍。而在人口和劳动力成倍增长的同时，人均耕地却在减少，由1952年的人均2.02亩降到1996年的1.08亩（加上垦荒开田，减去新增人口占用的宅基地，由1952年的4136亩增为1996年的4474亩）。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和人均耕地的日趋减少，许多人无事可做。即使参加集体生产，也是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低下，由此农民的收入减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这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农村这些矛盾，包括生产与经济体制、人口流动与人口管理、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等诸多矛盾的日趋尖锐，必然萌发并产生一股强劲的变革社会的内在力量，这正是1978年后农村掀起的春潮般伟大变革的前提条件。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社会变动
1979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乡封闭、单一静止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社会流动加快，社会产生新的分化，社会结构朝多元方向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
单一的农业种植业向多种产业和行业的拓展，使农民由单一的生产角色向经营型角色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由原来单一的生产者转化为生产经营者，即使还普遍缺乏成本核算的意识和手段，但农民们起码要依据往年的市场行情和周围的动向安排自己的生产计划。当产业政策放开后，农民们则更多地关注干什么投入少、赚钱快、收入多。加之纳家户村自身存在的耕地少劳动力多的矛盾，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适合农民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多种经营活动便应运而生。1984年，全村有7.34%的农户（56户）从事商业、饮食业、运输、农副产品加工、建筑和建材等行业的经营。1993年，纳家户村有专业经营牛、羊户200多户。1996年抽样调查的103户中，单纯从事种植业的仅6户，占5.8%；既从事种植业又兼顾第二、三产业的农户92户，占89.3%，其中兼营一种非农产业的65户，占70.6%；兼营两种非农产业的25户，占27.2%；兼营三种非农产业的2户，占2.2%；将土地转出，专门从事饮食、劳务、养殖的5户，占4.9%。1984年，全村1921个劳动力中，有17.7%（340个）的劳动力基本脱离了土地，向第二、三产业发展，有300多人成为半农半商经营者。1996年，全村2396个劳动力中，已有27.2%（652个）的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兼营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达60%以上。农民职业角色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祖祖辈辈“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历史。有不少人已成了经营有道的个体业主，有的成了闻名遐迩的私营企业家。
历史进入21世纪，家庭经营渐趋规模化、合理化。全村1448户中，从事农业种植业占47.9%，商业占13%，运输业占9.4%，养殖业占8.8%，屠宰业占14%。
农民职业角色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结构，也恢复了家庭功能。1981年，全村种植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81.4%，工商副业占到10%；1984年，种植业收入比重降为55.8%，工商副业上升至35.5%；1996年，种植业收入比重再降到35.1%，工商副业飙升到64.9%（若按净收入计则分别为30.6%和69.4%）。目前，全村收入最高、生活水平最富裕的家庭，都是经营第二、三产业的专业户。
家庭功能得到了恢复，由集体经济时期的单纯的生产功能，变为自主的复合型的生产经营单元。多数家庭以一业为主，兼营一业或多业，一些家庭成为某一产业的经营专业户。家庭成员的分工也趋于精细、合理，既考虑到经营项目的特点，又针对每个成员的技能、特长；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相互协作。家庭功能的充分发挥，促进了家庭经营的兴旺发展。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3元；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65.76元；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460.49元；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72.88元；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381元；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835元。1984年和1996年，农民家庭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分别为92.7%和91.2%，到2009年，家庭经营收入达到93.8%，比1996年增加2.6个百分点。
由于农民职业角色的不同和各种产业效益的差异等因素影响，出现的收入差距愈来愈明显。据1984年和1996年分别对113户和103户抽样调查的结显示，1984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人均收入分层差距也较小。按照国家统计局20世纪80年代末制定的标准衡量，人均纯收入151元～200元的贫困户占0.9%，201元至500元的温饱户占66.4%，501元至1000元的富裕户占28.3%，1000元以上的小康户占4.4%，贫困户与小康户人均纯收入比（按151元与1000元比）为1：6.6；1996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农户仅占5.8%，1000元以上的农户达94.2%，103户人均纯收入平均值为2460元，最高值为人均19800元，最低值为人均600元，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为33：1；1996年与1984年最低值的差距是4倍，最高值的差距则达到19.8倍。
2009年，全村约有28.52%的户数人均纯收入2000元～5000元，10万元以上的富裕户占10.95%，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有34户，只占2.38%。其中约有5户人家在百万元以上，24户人家在50万元以上，10万元左右的户有134户。
富裕户一般家庭负担人口较少，青壮年劳动力多，且劳动力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家庭的产业或职业分工比较合理，不乏家庭经营的行家里手；相对贫困户在上述因素中普遍存在着差距；个别绝对贫困户则主要是缺乏劳动力，或者是年老体弱，或者是智力不全和身有残疾。从103户中各点10%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各11户）对比中可以看出，高收入组家庭共有人口37人，其中16岁～60岁的劳动力30人，占人口的81.1%；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的占30%，高中以上文化的占16.7%；劳动力中从事种植业的6人，占20%（兼业其他的2人），从事养殖的1人，占3.3%，从事农畜产品加工、商饮、运输、乡镇企业、手工业等职业的23人，占76.6%。低收入组共有人口47人，16岁～60岁劳动力30人，占人口的63.8%（比前者低17.3个百分点），无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劳动力中从事种植业的26人，占86.7%（较前者高66.7个百分点，且兼业者仅5人），从事商饮、劳务的4人，占13.3%（较前者低63.3个百分点）。如此明显的主客观条件上的差距，导致分化出不同的收入成为必然。高收入组户均收入20262元，人均收入6023.8元，分别是低收入组户均收入4197元和人均收入982元的4.8倍和6.1倍。
2009年，从事农业生产的1069人，从事工业的301人，从事建筑业的228人，从事交通运输、计算机服务、商业、住宿和餐饮业198人，其他31人。由于从事第二、三产业人数增多，加之农业生产人员在农闲参加到屠宰业中又有额外收入，收入超过万元的达337户。
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趋势。纳家户村农民职业角色的变化导致了人口的多向流动，使城乡对峙和封闭的格局被打破，城镇化趋势愈益明显。人口的流动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以农村为基点向城镇和外地流动，这种流动被称为“离土不离乡”。农民由于家庭劳动分工和职业角色的不同，有的在村上常年从事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有的到城镇或乡镇企业做临时工；有的到城镇摆摊设点，经营肉食、蔬菜、水果等生意；有的往返于城乡或城镇之间，从事短途运输和贩卖肉食、油品等农副产品；等等。这种流动一般在时间上多为早出晚归，因而流动的最大半径一般不出百公里。第二，在城镇从事时间较长且有较为固定的职业，或举家迁往城镇，这种流动称之为“离土离乡”。有的在城镇或外地当了国有或乡镇企业的合同工；有的在城镇开办了饭馆、商店、修理部等；有的常年在外从事建筑业和劳务服务业；有的创办或承包了乡镇企业；等等。他们离开了赖以谋生的土地，变农民为工人、店员、个体业主、私营企业主或经营管理人员。其绝大部分吃住在城镇，与城镇户口的职工相比，仅是户籍管理属地上的区别。而有的则在城镇买房安家，以至在城镇户口放开后，在城镇落了户，成为城镇居民中的一员。1996年，纳家户村在乡镇企业的合同职工有44人，在国有企业的职工有86人。另据对1984年第八组80户的跟踪调查，已离土离乡的5户，占6.3%，其中3户原为职工家属户。第三，城镇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流动政策使农民有了支配自身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利用各种途径到城镇去谋求职业，寻找发展和致富之路。尽管该村距永宁县城不到1公里，许多农民本来就沿城而居，但仍有15户在县城买房居住，在银川市买房安家的已有8户。
向城镇发展的趋势，使城乡分割的格局逐步被打破。这种发展趋势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其一，在客观上，农民职业的变化及从业区域的自身要求，使他们为了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只得“离土”又“离乡”，向城镇进军。其二，城乡差别使许多农民千方百计地向城镇发展。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们能像城里人一样地工作和生活。因而，哪怕是在城里做勤杂、当小工，也觉得脸上有光。因此，到城里工作成为许多农村人的一种追求和时尚。在这种心态和社会时尚的影响下，必然加快城镇化进程。其三，客观的位置和环境，正在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按照永宁县的规划，该村将成为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发展成为“民族一条街”和皮毛及农副产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