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的党项羌被安置在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来自中原王朝警惕眼光下的压制和周围其他少数民族部族的侵扰，使这支黄土高原上的“陌生闯入者”处于一个艰难生存的夹缝中，200年间的战歌响彻这个部族的内部。
从8世纪开始，党项羌开始了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流徙。对他们而言，家园不再是往昔水草丰美的草场和牧帐，而是挂在马背上的一个流动的概念。他们充满传奇色彩的流动就是一次漫长的驿途，最终的驿站，便是陕北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交错地带，青草与黄沙开始接受这些带着酒歌、牧歌的高原牧族。
“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却是党项羌历史上的福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被迫撤除沿边军队而令他们入卫京师，吐蕃乘机夺取了河西、陇右等大片西域领地，昔日架通东西方文化、经贸交流的丝绸之路大动脉被切断。散布在今宁夏东部灵武、盐池一带的党项羌也常常乘机骚扰周围的地区。唐政府担心吐蕃和党项联合构成北方边境之患，下令将这一地区的党项羌迁移到夏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靖边县以东地区），同时将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到今陕西省米脂县境内。与此同时，在今陕西省的绥德、延安一带也安置了大批内迁党项羌。至此，在黄土高原区分布的党项羌基本形成了两大部落：居住在今甘肃省庆阳一带的党项羌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住在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一带的党项羌被称为“平夏部落”。统领党项羌从青藏高原、川西北高原上崛起继而再进入黄土高原上的拓跋氏，就是平夏部落中的显赫大姓。765年后，一部分党项羌离开陕北黄土高原区东渡黄河，进入今山西省境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忍受不了官吏的压迫，重新回到黄河以西的陕西境内，这是党项羌迁徙过程中抵达最东边的一支。整个党项羌在内迁过程中，足迹遍布青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区。
内迁的党项羌一方面依然保持着昔日的畜牧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和内地的经济、文化相接触，其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逐步在提高。其军事力量和财富在逐步积累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强，这使唐政府日益警惕，787年12月，唐朝出台“禁商贾以口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货易”。针对唐政府的封锁政策，党项羌越发渴望得到先进武器武装自己。于是，民间走私武器的贸易在党项羌和毗邻唐朝的边界地区兴起，不断有武器从唐朝境内流入党项羌手中。
“安史之乱”让唐玄宗选择南下四川避难，梦想着崎岖难行的蜀道能使安禄山的骑兵却步。面对追来的叛军，太子李亨选择北上宁夏。756年7月9日，灵州迎来了大唐太子李亨，3天后，灵州城南城门楼上，李亨宣告即位，把这里的行政级别从灵州郡升为灵州大都督府，并派人出使到西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各部，联合讨伐安禄山。
距离灵州只有300多公里的静边州都督府，是参与兴唐平乱的武装力量中距离灵州最近的一支。党项大首领拓跋思太就出任过静边州都督，唐中宗曾发布诏书，追赠这位党项大都督为“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使持节达等十二州军事，兼静边州都督充防御部落使”（《全唐文·赠拓跋思太特进制》）。拓跋思太死后，他的儿子拓跋守寂乘“安史之乱”带领党项羌参与平叛，因为所立的战功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来获赠“灵州都督”。
唐朝建立后，最初以州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每个州设刺史为最高地方军政长官，实行军事化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中，灵州却和全国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没设立刺史，而是设立了灵州总管。唐朝289年间，先后有4位皇帝到过这里，100多位将帅在这里度过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活。这里在“安史之乱”期间积聚了大唐帝国最能作战的军队，被平乱统帅郭子仪称为“兵精闻于天下”，也被唐代大诗人杜甫称为“神兵”。这些“镀金”将帅中，将相级别的有近30人。拓跋守寂被赠为灵州都督，是当时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中罕见的。
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党项羌作为大唐帝国的边民，守护在唐朝和突厥相邻的北部边界地区，他们的荣衰和大唐帝国的荣衰呼应着。拓跋守寂的孙子拓跋乾晖后来出任银州刺史，在银州守护着党项羌的势力范围。873年，拓跋乾晖的孙子拓跋思恭带领党项羌占据了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并自称刺史，开始在今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培育地方军事实力，他一方面讨好中原政权，一方面准备军事和行政的双重独立。
881年，拓跋思恭带领党项羌镇压黄巢起义，再次为党项羌获取了在黄土高原上立足、壮大的政治资本，也延续了党项羌拓跋氏在唐朝期间军人门第的黄金链条，不仅使黄土高原上的党项羌得到了大量和内地军人作战的军事经验，也得到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俘虏。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唐朝政府的首肯和此后合理发展军事与行政力量的“许可证”。镇压黄巢起义后，拓跋思恭被唐僖宗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核心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的白城子），不久又晋封为夏国公，统领陕北大片土地。党项羌开始进入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上军事力量储备和扩张的时期。
五代时期，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分裂势力间的争斗，使党项羌有了更多休养生息的机会。881年，拓跋思恭以“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方式，在自己统治的辖区内任命官吏，征收租税，使夏州成了党项贵族在接近内地文化过程中最早的一个帝国前期实验场，它像一个巨大的试管，实验、培育着一个新帝国最初的细胞。
拓跋思恭死后，他的弟弟拓跋思谏继位（文献中，此后逐渐将这些拓跋氏称为李，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里将唐朝时的拓跋氏仍称原姓）。拓跋思谏死后，由拓跋思恭的孙子拓跋彝昌继位，形成了拓跋家族在夏州的世袭局面，夏州也成了拓跋氏带领党项羌扩大势力的根据地。拓跋彝昌去世后，他的族父拓跋仁福继承了定难节度使的位置；拓跋仁福去世后，他的儿子拓跋彝超代理职权。拓跋仁福执政期间，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惧怕仁福联合契丹，得知拓跋仁福去世，便发布了让拓跋彝超和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彰武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并派人前去接收夏州地区，引发了拓跋部打响了夏州保卫战。战斗中，党项羌联合了周围其他西北少数民族的骑兵万余人，迎击唐兵，双方战斗了数月，夏州一直没有失陷，拓跋彝超兄弟登上城楼对唐军说：“夏州是一个贫瘠之地，并没有珍宝和财富可以给朝廷进贡，但我们的祖辈一直在此守卫，我们不想失去这么一个小城，何必烦国家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攻打呢？”
在唐朝兵士厌战、粮草运输供给不足、党项人占据有利地形的情况下，唐军随即撤退。这场撤退也提高了党项羌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威望，此后的唐朝中央政权对党项羌再也不敢轻视了。
拓跋彝超死后，他的兄长拓跋彝殷继续执掌夏州政权。944年，拓跋彝殷带兵从今陕西省神木县北渡黄河，帮助后晋政权进攻契丹，拉开了此后100多年间党项和契丹的恩怨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