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往拉萨送信。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没有驿站的差马替换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1000多公里路，他们只用了16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四十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的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有后半部分：
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3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5个代本为首40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
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党政府所规定的基本做法是，对外民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王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求人民幸福的一切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合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做法。此事包括共产政府在内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倘若不考虑汉藏和谈，毫无疑问解放军很快就会进藏。到那时，无论从军队的数量、军纪、作风哪方面相比，我方全无抵抗的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到那时，救主全知佛王为首的以下人等都难以安身，黎民百姓更不在话下。总之，连牛马牲畜也要遭受灾难的，如何是好，敬请慎重斟酌为拜。
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拉萨市民和噶厦的官员都把他们看成是了解“红汉人”的权威人士，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0月10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原来，对于阿沛等四十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
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如果被包围，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块停机坪。
噶厦对回电信以为真，便在布达拉宫后空地上撒了白地做飞机降落的标志，并派十六代本到藏北布防，阻止解放军进军。藏历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40名贵族官员和200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一路上风雪交加，含辛茹苦。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乘虚而入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大家义愤填膺。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17岁的达赖滞留在亚东镇一座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诵佛，一筹莫展。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总算看清了无可挽回的大趋势，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最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美国代表大使约韩·韩德逊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如果采用战争的办法，那么西藏现有的内部权力势必丧失。英国大使约翰·米宪拉尔音也说，原来印度属于英国期间，我们能够从各方面给予援助，但是印度现在已经独立了，西藏政府还希望从英国政府得到援助，只能使藏人感到受骗……”
自从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悍然制造“驱汉事件”以来，这是噶厦政府最为哀惋，最为清醒，也最为明智的一封公文。
这是现实的军事较量，周围的国际环境，内部的各派斗争，所得出的一个新的意向，表现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愿望，因而也就必然会有新的前途。
这次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他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之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除汉人”；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前后几次拍着胸脯说壮胆话开援助帐单的情景，如今噶厦政府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邻居和朋友终究不大靠得住，还是回转身来，走进自家的院子，跟自家的人和谈吧。藏人与汉人毕竟同属于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
第一次远离拉萨出去的达赖喇嘛十分懊恼，感慨万端。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
新德里，中国人民政府代表，尊敬的袁大使：
我接受西藏僧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于吉祥的十月八日担任了政教重任。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由于）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东部、西部及中心地带，西藏僧俗人民深感不安，郑重请求将政府分为留守（拉萨）和外出两部分。我政府不得不顺应民心，将“国都”迁往亚东。并由昌都总管阿沛和众拉萨政府派出堪仁二位为助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达剌喇嘛（盖章）于亚东
铁虎年十二月十一日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这一次，由于达剌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当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五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五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是一支高规格的、肩负着沉重、艰难而光荣的使命的谈判队列。
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等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部队送过“四川桥”。换上新衣的藏胞骑马送得更远。“哒哒”的马蹄声敲击着早春的高原大地。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看着他们黧黑的面孔和默默无言的眼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3月的阳光带着寒丝丝的暖意，从雪山东边照射过来。阿沛的身上，映射出熠熠的光芒。
这位41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点15分，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