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路程辗转，直至11月26日，梅思平才从上海绕道香港飞至重庆，周佛海见到他未及多言，立即拉着他去见汪精卫。
听见通报，汪精卫早迎了出来，望着一身风尘的梅思平，一迭声地谢劳，梅思平则得意洋洋，从皮包中拿出协议记录，“啪”地一声扔在桌上。“成了，”他如释重负地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一条条逐项阅过，两道眉毛锁在了一起，脸色也愈见难看，最后，索性将它推过一边。
周佛海、梅思平俱在一旁观察汪精卫的神色变化，见汪如此，知道他对协议有所不满。但都不作一言，静观其变。
见他们都不开口，汪精卫开始发作了，他手指着条文数落着：
“太苛刻了！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区域！这些条款无疑是灭亡中国之先声，汪某人不敢应诺。”
梅思平有点惊慌，“汪先生不要动怒，不满意，还可以重新商量。”
“怎么样商量法？这份协议根本就一字不能用，简直是丧权辱国，谁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弄一顶汉奸帽子戴上。依我看，一概推翻，重新讨论。”汪精卫气冲冲作出决定。
汪精卫的指责，未免让梅思平下不了台，他十分恼怒，刚要反唇相讥，却见周佛海向他使眼色，故忍住怒气坐下，却嘟着嘴再不发一言。
一向不让人的陈璧君今天却特别宽宏大度，见客厅气氛紧张，连忙出来打圆场。
“思平旅途辛劳，还未休息，我已吩咐厨下烧几个特色菜，算是为你洗尘，大家吃完饭再谈。”
周佛海立即站了起来，“好啊，我这也沾思平兄的光，天上神仙府，地下宰相家，汪先生家的饭菜深得孔老夫子真传，食不厌精，包管让你余味在喉，三日不去。”
酒足饭饱，周佛海、梅思平被安排在厢房中休息。
梅思平向周佛海诉苦，诉他费尽周折，来回奔波，唇干舌焦，却招来一通指责。他负气地说：
“汪先生骂我卖国，其实我卖国还不是为了他，不然日本人能扶他上台吗？”
周佛海连忙安慰：
“汪先生为人你应该了解，无一定主张，忧柔寡断，容易变更。故十余年来与蒋先生争雄，屡遭失败也。虽然如此，却也耳根软，只要我们持强硬态度，他尽管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
果然，下午重新讨论时，形势就出现了逆转。
汪精卫依然怒气未消，虽然上午的火发作得有点过了头，陈璧君刚才私下批评了他，但周佛海二人却也好像与他对着干，不吭一声，这使他感到面子上过不去。
“不必再谈了，这样的条件我是不会接受的。”语气尽管激昂，但却留下虚弱的尾音。
“好！好！好！”周佛海一迭声叫着，腾地站了起来。
“汪先生既然决定，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宣告结束。”周佛海以退为进，将了汪精卫一军。
“可怜天下百姓苍生。”梅思平也缓缓从沙发上站起，似不胜痛苦，绝望地夹起皮包，做欲走状。
陈璧君慌了，一跺脚：
“汪兆铭！”
众人皆吃惊地回过头来，陈璧君与汪精卫一向感情甚好，彼此之间称呼也极为亲热，陈璧君私下一般称汪为季新哥，人面前多称汪先生，从未听她正言厉声大呼汪精卫其名的。
“梅先生一片好心你难道不领情？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手里？华北又在谁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抗战！抗战！日本人能打下南京，打下武汉，就打不下重庆？就打不下西安？就打不下成都？就打不下昆明？到时再往哪里退？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你愿意与老蒋陪葬，我还不愿呢？”
陈璧君火气越来越大，愈发口不择言，她讥讽说：
“对了，我忘了，你和蒋介石还换过兰谱，他还叫你一声四哥呢？生死与共，甘苦同尝，呸！听起来都叫人肉麻。中山舰事件，是谁玩弄阴谋将你赶走，飘泊异国，无以为家。这么多年来，姓蒋的对你可从来没手软过。我瞧你这个副总裁也做得难过，纯粹是个花瓶，是个摆设。”
也难怪陈璧君发急，眼看着已经水到渠成，汪精卫又发起书呆子气，奢谈什么爱国卖国的大题目，岂不将坐失良机，长期以来朝思暮想的领袖梦还有圆的日子吗，她陈璧君自然再也成不了第一夫人，永远矮宋美龄一头，想到这里，怎不令她又酸又急。
陈璧君的一通骂，让汪精卫无地自容，不过倒也提醒了他，大丈夫处事，怎能如此婆婆妈妈，反不如一巾帼红颜。再说，失去这次机会，也许真的永远成了俯仰人下的臣僚了，这是他最不甘心的。
汪精卫终于改口了，他羞羞答答地应允说：
“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
周佛海、梅思平心中一宽，只要第一步迈出去，下面想收脚也困难了。
叛国投敌，毕竟是件大事。汪精卫深知不得儿戏，连日来，心事忡忡，长吁短叹。他甚至为自己可惜起来，当初刺杀摄政王时，何等豪气干云，海内景仰。如今却要而见颜事敌，成了石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
他的这种思想动态，蒋介石理应清楚。
于是，就有吴稚晖下跪这出滑稽戏。
吴稚晖不是第一次向汪精卫下跪，说起此人，在国民党中也是大大有名，1905年就加入同盟会，属国民党元老派，与张静江、李石曾等平辈论交。
吴稚晖与汪精卫也不是泛泛之交，北洋时期，吴在北京创办一所“海外预备学校”，陈璧君对吴的学识十分佩服，遣其男女公子远离膝下，专程北上，就学吴门，同行的还有由汪氏夫妇照料的至戚至友朱执信的两女。汪吴二家之谊由此可见一斑了。
最初，吴稚晖对汪精卫抱有很大的希望，此人性格幽默古怪，是西汉东方朔式的人物，以讽喻见长，有一次，他手捧一顶军帽，严肃地献给汪精卫。
“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不仅要做个政治领袖，还要做个军事领袖。你如果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说完，双膝一弯，就欲跪在汪精卫面前。
汪精卫大为感动，这个道理他也懂，却是力不从心，因此为难地表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以他的才智，不可能成为军事家。
吴稚晖大为失望，这个头算白磕了。
吴稚晖向汪精卫磕的第二个头是在1927年宁汉分裂之际，汪自欧返国至上海，吴急于邀汪入伙公开反共，又一次当众给汪精卫下跪，吓得汪精卫一直退到楼梯口，他实在受不起这份大礼，他此时还不愿立即撕开左派的面具。
从此，汪吴二人就势成水火，吴稚晖视汪精卫为扶不起来的阿斗，全身心地投入到蒋介石阵营。他这个人还特别偏激，例如早年酷爱桐城派古文笔法，简直如痴如醉，却因为后来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一赌气发誓曰“不复读线装书。”文笔也由古色古香一变为平白通俗，土语俚词，尽可入文，妙趣横生，尤其是骂起人来，更是刻骨锥心，据说骂遍天下，除了与冯玉祥打嘴仗吃过亏外，其余无一对手，骂无不胜。
吴稚晖输给冯玉祥，也是他自取其辱。以往他的对手，大都自恃身份，讲求风度，抹不开脸当街泼骂。倒是吴稚晖不拘一格，将那市井粗语，国骂精粹结合到一块，荤的素的，夹七杂八，兜头向对方浇去，令人难以招架。
遇上冯玉祥，则算他倒霉，冯玉祥自认“丘八”，绝不会在乎风度什么的，加之此人生性聪颖，论学问与吴稚晖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但运用巧妙。因此，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遇吴稚晖为蒋帮腔，不禁动起“骂兴”，学那诸葛亮骂王朗的笔法，痛骂一番。
“……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间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乎？”
冯玉祥的这番骂，倒也将吴稚晖为人特点“骂”得栩栩如生。
但汪精卫就不是吴稚晖对手了，那种粗俗不堪，有伤大雅的话他骂不出口，只好甘拜下风，但却对此十分气愤，你吴稚晖早已名满天下，是党国元老，何苦还要靠作践我汪精卫取悦蒋介石啊。
因此，尽管蒋汪第三次合作后，汪吴二人表面重归于好，但那份隔阂谁都心知肚明，今天汪府宴客，邀请了他，也是抹不过面子的事。谁知吴稚晖又老戏重演。
记得当时酒未过三巡，席间闲谈起当前局势，吴稚晖突然悲从中来，大声嚎啕，众人还在吃惊之余，他已当堂跪倒在汪精卫面前：
“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让这不利的战事尽早结束，只有靠你了。”
汪精卫连忙下座搀扶，未想到吴却长跪不起，情急失措之下，连忙也当面相跪。
陈璧君却看不下去了，一声娇叱：
“两位国家大员相跪而泣，像什么样子，难道不于国体有损。”
汪精卫连忙搀扶吴稚晖起来，吴犹自眼泪鼻涕横流，苦苦央求他主持中日交涉，结束战争。
席终人散，汪精卫依然神色恍惚。
陈璧君知道他还在想刚才一幕，捅了一下埋怨说：
“刚才什么样子，吴稚晖不知自重，你也跟着学。”
汪精卫没有分辩。
陈璧君却像悟出了天机，神秘兮兮：
“吴稚晖虽古怪，但却很有眼光，以前那两跪，提的都是极有见地的意见，莫不是这一次又是指点迷津？”
汪精卫想得显然比她深。
“吴稚晖早已死心塌地随了老蒋，今天一反常态，居心叵测。”
陈璧君最看不得的就是汪精卫这样患得患失，犹犹豫豫，因此抢白说：
“那周佛海不也是投到我们这边来了，和平交涉，也是人心所向，大家器重你，说明是众望所归。”
这几句话汪精卫爱听，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好吧，这件事我还得问问公博的意见。”
汪精卫又想起了陈公博，风风雨雨许多年，他内心深知，惟有陈公博对他最忠心，此人又很有见识，这样大的事不能不与他商量。可是每次将这层意思透露出来，陈璧君总要迎头棒喝：
“公博这两年已经懒得不成样子，不问他也罢！”
汪精卫畏妻如虎，自然也就噤若寒蝉，不敢再提。
可是，现在已面临最终决定的时刻，不找他商量终究心不安，于是转着弯去劝陈璧君：
“公博跟随我们这么多年，现在我们要走了，怎么也得通知他一声，能说服他最好，日后也是个帮手。”
陈璧君想想也是道理，到哪里去找陈公博这样忠心不贰的人呢。
经过这么多年来官场上打滚、宦海中沉浮，陈公博自觉已看透红尘，懒得再过问那些是是非非了。抗战爆发后，他先是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主要任务是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1938年1月回国，蒋介石一度拟任他为驻意大利大使，他坚辞不就。陈公博是个孝子，他深怕离国太远，母亲已年迈体弱，不能尽孝。
接到汪精卫的电报，陈公博毫不起疑，电报说国民参政会开会在即，希望他能早一两天来重庆。陈公博想，大概汪精卫情绪不佳，又要找他叙叙旧了。
一大早赶到重庆，陈公博即登门拜访，门房还是从南京带过来的老人员，陈公博笑着一扬手，直接进了客厅。“汪先生”、“汪夫人”的一通大呼小叫。
汪精卫、陈璧君双双迎出：
“未见人先闻其声，也只有公博在这上清寺如此随便。”陈璧君似嗔实喜。
汪精卫亲热地拉陈公博坐下，陈璧君知道他们要做深谈，连忙告辞转到后面。
“公博，今天找你来，就是要商量一件大事，对日和平已有头绪了。”汪精卫开门见山。
陈公博一时摸不着头脑，两眼怔怔地盯住对方。
这席话一直延续到中午，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都不知什么时候陆陆续续来到客厅。
陈公博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他已是脸色发白，全身颤抖，这是拿政治生命在赌博，尽管汪精卫竭力为自己声辩，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殉道者”，但其实质，却脱不开“卖国”两个字。
“万万不可！”陈公博一腔忠诚地力谏汪精卫打消此念：“第一，自从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1931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对外问题，首先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振。第三，日本情形，由过去几年交涉经验看，绝无诚意可言，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胃口有多大，而猝然言和，是绝对危险的一件事。”
“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难道我们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然为共产党的俘虏。”
正因为胸中有一片悲观主义的阴云，所以陈公博竟无言以对，他甚至暗中承认汪精卫的话有道理。尽管如此，他还勉强劝道：
“我在1937年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回国，当时很多人在欧美多藉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奋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他叹了一口气，语气中已有一丝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味道了。
汪精卫抓住这句话，胸脯挺起，做出一副凛然状，指责说：
“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着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
陈璧君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早不耐烦了。
“好了，我们主意已定，非走不可了，公博既然怕落罪名，一个留在这里侍候蒋先生罢了，悉听尊便。”说完，脸色早沉了下来。
陈公博暗自叹息，有陈璧君暗中使劲，这件事恐不易挽回。他早有言，牝鸡司晨，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了大事，然而，亦坏不了大事。
他将这团火撒向了周佛海和陶希圣，这二年来，他少和汪精卫联系，也不清楚汪怎么和这些人混到了一起，最后竟冒出这样一个害国害己的计划。
望着气冲冲的陈公博，周佛海先发制人，将责任全推到陈璧君身上。
“汪夫人不让我们通知你，怕你太懒，待成功后再告诉不迟。设若是我们大家都走，公博是不会留下的。”
一丝苦笑掠过脸上，“倒猜透了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愿离开汪精卫。”陈公博居然感动于陈璧君对他有这样看法。
“哪里是怕我懒，而是怕我一开始就反对吧？”他说这话时已有几分自负神色，但口气依然是责备的。
周佛海自觉理屈，讪笑着以作应付。
周佛海如此，陈公博倒不便深说，他与周结识很早，又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共同背叛了原来的信仰。在国民党内，虽属不同派系，各为其主，但彼此间还留有情面。因此，也不便将话说得过重。
陶希圣却不知趣地在旁边帮腔：
“佛海兄说的是实情，都是汪夫人的主意。”
对陶希圣，陈公博就不那么客气了，陶以前曾是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一分子，此人一惯习性是见风转舵，很遭陈公博鄙视，汪精卫相信这种人，迟早是要吃亏的。陈公博气愤地哼一声，心中暗自骂道：“佞臣惑主！”
陈公博带着满腹心事，怏怏回到了成都。
他一走，周佛海、陶希圣立即加紧劝驾，没想到此事经陈公博一搅，汪精卫心思又活动开了，整天在上清寺倒背着手踱来踱去，不发一言，有时怔怔望着天空，如呆了一般。
陶希圣向陈璧君诉苦，日本人正在香港等着梅思平回话，汪先生依然态度不明，这如何是好？
陈璧君胸有成竹地劝陶希圣放心，她自有手段。
她的态度一变为温情而通达，望着整日沉思的汪精卫，体贴地说：
“季新哥，我知道你心中苦处，以你与党国的历史、感情，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割断的，但这样做，是为党国，为民族，为苍生。否则，如周佛海、吴稚晖这些昔日的敌手为何也愿实行你的主张呢？”
汪精卫不答，这场赌搏，押的注太大了，太冒风险了。
似猜中他的心思，陈璧君依然温言慰道：
“既然这样，你不妨再找老蒋谈一次，看他能否答应日本人的条件，这样你也不用铤而走险了。”
汪精卫心中一宽，不由大生感激，这正是他心中话，原不敢讲出来惹夫人生气，未想到陈璧君却处处为他着想，真是他的贤内助。
见汪精卫来访。
蒋介石的精神已高度集中起来，前不久，近卫发表的第二次声明，让他发现了其中的迹象，声明要求中国方面改变人事制度，这不是针对汪精卫而言，要求汪精卫执掌政权的先声吗？想到这点，他那口假牙都咬出了声。
但是，他的脸依然平静，他细心地观察汪精卫，对方眼露血丝，脸色发青，看来也没少费心思、少受煎熬。他不由的心中冷笑。
汪精卫坐下不久，就露出挑衅的模样，问蒋介石为何不对近卫第二次声明作出正式回答。
蒋介石讥讽说：
“汪先生太健忘了，本人于11月13日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的演说不正是对近卫声明的答复吗？”
“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
“要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慎。”
汪精卫大怒：“大话炎炎，徒作虚声，今日局势，已实不能战而必须和。”
蒋介石脱口而说：“抗战易、和平难。”这是他一贯真实想法。他是位民族主义者，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每逢异族入侵，民族存亡之际，和战之分，实际上也是奸贤之分。如今，假如中止抗日，无论是共产党，桂系、阎系、粤系，都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以行动来反对政府，另一场内战，势将不可避免，御侮之战而一变为阋墙之争了，日本人也必将渔翁得利；假如中国抗战到底而成功，无异领导抗战者将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使抗战失败，而领导抗战者为国御侮之精神仍留芳人世。想到这里，蒋介石就不禁飘飘然，身躯自觉高大了不少。
汪精卫却趁机抓住了漏洞，反驳道：
“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行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
蒋介石一怔，自觉此话不妥，但他脖子一梗，依然不认错。
汪精卫更火了。
“挽救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当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冷笑，“辞职？我还找不出有谁能代替我负这个责。”说完，扭头便走，弃汪于不顾。
汪精卫直气得暴跳如雷。
蒋介石正是要他丧失理智。
冲回家中，陈璧君尚在用饭，她吃惊地问：
“这么快就回来了，听说老蒋邀你共进午餐的。”
“都气饱了！走！走！越快越好。让梅思平明天一早就走。蒋介石是个疯子，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陈璧君大喜，早料到蒋介石不会有好脸色给汪精卫看，如今自取其辱，倒也促成了他的决心。
梅思平走了，他要去香港向日本人复命，临行前的晚上，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一帮人为他饯行，陈璧君当着众人的面，喝斥汪精卫：
“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一次你可不再翻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决定了，决定了。”
陶希圣暗地里向陈璧君竖起拇指，表示佩服她有办法。
陈璧君得意地举杯相邀。
12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后又至上海，先后在两地同日本人进行计论具体事宜。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卫集团，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同样的没有异议。
为了让汪精卫增加一份安全感，高宗武吩咐周隆痒，去香港再见西义显，提出如下要求；
“汪先生之目的地尚未确定，我已准备接他来香港，但预想最恶的场合，或者将发生事变，须求日本总领事馆之保护亦未可知，我们有预作准备之必要。这种事不好说，现在的总领事，我们不知道他，故有事时，不便托他。若有可能，以我们所知道的田尻爱义代之，如何？请他向东京交涉，这事当然很难，务请于12月10日前到任。”
日本政府对于高宗武的要求马上照办，他们立即将在汤河原温泉从事长篇著述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召回东京，命他赴港任总领事。田尻立即动身乘陆军飞机到达广州，再换乘海军炮舰，于12月10日中午准时抵达香港，行动之利落，准确，让人感叹。
高宗武立即将此消息通知汪精卫，这也是对他施加压力。他还告诉另外一个消息，首相近卫已向日本国内记者透露，将于11日晚在大坂大礼堂发表演讲，宣布对华“新政策”，作为对汪精卫出逃的配合。他希望汪精卫千万不要“失败”。
汪精卫的上清寺公馆早忙成了一片，陈璧君一人照应不暇，又喊上他的侄子陈春圃帮忙。遣散佣仆，收拾细软，将书籍文件一一装进标有“双照楼”字样的箱中。“双照楼”是汪精卫为自己书斋所取的名字，他的一些诗词歌赋也常署名“双照楼主人。”
望着忙碌的陈璧君，汪精卫猛然想起一事，连忙唤陈璧君进入内室，问道：
“那个刘文焕处理了没有？”
这个刘文焕，乃是汪精卫的侍卫队长，此人机警勇猛，是个出色的保卫人员。但却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推荐而来。康泽是蒋介石手下得力之鹰犬，汪精卫对他的人信不过。陈璧君抚了一把凌乱的鬓发，安慰说：
“这件小事不用你操心，我早就打发他走了，你在这儿歇着。”她对汪精卫的体贴也无时无处地表现出来。
“遣散的佣人给佣资了吗？今后他们的生活不易呀！”汪精卫的心歇不下来，悲天悯人地叹息着，对这些小仁小义，他一向特别注意。
陈璧君告诉他这些都一一安置妥当，现在的问题是挑选一位忠实可靠的人将家里这一摊子先运至昆明。
汪精卫扳着指头思索，“桂连轩不行，他虽然最可靠，但我们身边总需要留一个人。许少泉怎么样？这个人是你挑选的。”
陈璧君点头赞同，此人原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朱培德的卫士排长，身高马大，精通拳术，被陈璧君一眼挑中，朱培德自然为了巴结而割爱了。因此，从1931年起，许少泉就一直跟着汪精卫，成了贴身卫士。
许少泉被陈璧君唤了进来。
“汪精卫劈头就问：
“少泉，多少年来，汪家对你如何？”
目睹这几天来汪府出现的反常，许少泉心中也略有明白，他跟随汪精卫多年，平心而论，汪夫妇对卫士一向友善，从来不打骂他们。而蒋介石则不同，一不顺心，卫士、侍从就成了出气筒，臭骂一通，打耳光都是平常事。两家卫士凑到一起，总羡慕他们跟了一个体贴人的主子。因此，他立刻回答：
“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
“那么，现在我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汪精卫停了片刻，又接着嘱咐：“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讲，只能完成，不能出任何问题。”
遵照命令，许少泉挑选了12个卫士，只告诉他们时刻待命，又调拨了一辆卡车，两辆保险车和几辆小汽车，凑足8辆之数，将汪府家私一古脑装了进去，整装待发。
周佛海已于12月5日离开了重庆，飞往昆明等候。陈璧君向他交待了龙云这层关系，希望他做好联络，为汪精卫到达预作准备。
临行前，周佛海心绪起伏，他是以去昆明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离开重庆的。因此，宣传部的一些同僚都去机场送行。踏上舷梯之际，回首而望，不禁怆然而叹：
“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迄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
陶希圣也走了，他是借讲学名义尾随周佛海进入昆明的。他的心情想必比周佛海更为复杂，是助纣为虐？是别有隐情？是见机而作？或者兼而有之？只有他心中最明白了。
送走了周佛海、陶希圣两位党羽，陈璧君又忙着为自己打算了，她先去重庆南开中学为一对男女公子汪文悌、汪文恂以送到香港读书为辞退了学。然后唤来了她的远房侄儿陈春圃，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好生护送到昆明。
一切布置停当，陈璧君长吐一口气。晚上，特意命厨下烧一锅热气腾腾的狗肉火锅，香味四溢的红烧羊头，炒了四道精细小菜，拿出一瓶陈年花雕，汪精卫看她这般忙碌，禁不住好奇地问：
“你还有胃口？”
“为什么不？今后到了河内，在那个鬼地方，哪有家里这样的方便条件？再有胃口也吃不到了。”
“今天已经7号了，”汪精卫指着日历。
“知道——明天就是8号了。”陈璧君语气中甚至有点调皮，借此来缓和汪精卫的情绪，“放心，不会对日本人失信的。”
“我总怕有什么变故。”汪精卫依然满面戚容。
陈璧君安慰他：
“老蒋现在还在桂林，重庆由你当着家，谅谁敢拦住你不成。”
话音刚落，门房来报，陈布雷求见。
汪精卫的脸顿时变成惨白。
汪精卫一伙将出逃计划定在12月8日，原本是根据蒋介石行动日程安排的，按照安排，蒋现在应该在桂林为策划华南战事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怎么与他须臾不离的陈布雷突然返渝，说明蒋介石也将随后而至。这突然的变故，使汪精卫大为惊恐，担心已露出了马脚。
这种担心确有道理，蒋介石虽然把握不准他出逃的确定日期，却也风闻其事，原来他还有一条暗线，是由他的连襟，现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秘书和心腹乔辅三和樊光拉扯上的。
乔辅三与日本人交涉没有结果，蒋介石对此也不抱希望，借此探听一些日本虚实也就满足了。日本方面在香港与高宗武的交涉及一番折腾，让乔辅三嗅到了味道，获知汪精卫近期出逃，于是，匆匆通知了孔祥熙，消息也就随之转到了蒋介石的耳中。
“娘希匹”，蒋介石心中暗骂，他这几天离开重庆，就是给汪精卫留下机会逃之大吉。前几天，他就得到军统的报告，汪府已搬运一空，预计出逃日子也不远了？现在孔祥熙将这个消息传来，还能置之不理，否则太露痕迹了。
于是，他唤来陈布雷，嘱他先行飞港，并请通知汪精卫、孔祥熙、王宠惠诸位党国要人，届时去他的曾家岩官邸商议大计。
陈布雷踏进汪府，已感到异常，上清寺漆黑一片，只有客厅亮着灯光，显然诺大的院落已没有几个人住了。莫非传言是真，汪精卫真要跑了？陈布雷心头一紧。
随着抗战的继续进行，陈布雷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在抗战热潮鼓荡下，依稀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和，固然是他所愿，但绝不能以卖国为代价，做汉奸更是不能。他真的担心汪精卫会走上绝路，让先总理蒙羞；也担心周佛海利令智昏，上了贼船。他这位做朋友的，可就没有尽到责任了。
每次见到陈布雷，总感到他又憔悴了许多，青灰色长衫包裹在他那瘦小的身躯上，让人不由产生一种“弱不胜衣”之感。汪精卫将他让至客厅，客气地问：
“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见教？”
陈布雷一心想探听汪精卫的虚实，反客为主地回答：
“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冒昧打搅，只为请副总裁赐教而来。”
汪精卫自然不信这话，却也猜不透来意，模棱两可地应付着：
“这个题目未免太大，一时难以说清，大体言之，敌难我亦难，各陷窘境。”
“好一个敌难我亦难，真是一语中的。”陈布雷奉承他一句，接着问：
“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宣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较之第一次声明，语气已见缓和，态度似可转圜，不知汪副总裁可动心否？”
这句话显然有刺了，生性忠厚的陈布雷见探不出究竟，不得已才露出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