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忽必烈是元代的创建者，庙号元世祖。他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缔造者。他在位期间，首创行省制，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治理河道，强调儒学治国，使得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为元朝的统一行动奠定了良好基础。忽必烈的改制顺应了蒙古游牧民族封建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他在征服中原后，接受了发展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为主体的农业封建文明。由于忽必烈大行汉法，使得元朝的经济实力大为加强，并进兵翦灭了南宋残余势力，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一统。
忽必烈年轻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曾先后召元好问、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他在蒙哥汗时受命治理漠南汉地军国大事。
在后来的1271年11月，他在建国10多年之后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
从此，大都成为元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元大都的修建，影响是深远的。
忽必烈在大都建都，不仅使疆域辽阔的大都成为了国际化的大都市，还使之成为了一个集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大城市，使得元代经济实力、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管理方面得到了空前高涨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元代飞跃发展的一个阶段。
忽必烈的政体更新，首先是成立了中书省，由王文统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其主要助手，任中书左丞。中书省主要负责处理大多数的政务。
1263年，他建立了枢密院，负责军事。5年后，最后一个主要机构御史台成立了，负责监察和向忽必烈报告汉地官员的情况。
这些机构在各省都设有分支机构，负责执行中央政府决定的政策。这些机构负责全国事务，此外还有很多专为大汗和皇宫提供服务的特殊机构，例如内务府、将作院等。
忽必烈简化并整合了行政管理系统。他采取了高鸣的建议，废除了自唐朝起就设立的门下省和尚书省，但保留了中书省，六部也并入中书省，该机构全权负责行政事务。
由于只有一个机构负责，行政管理应该进行得更顺畅。呈报皇帝的所有奏折都要经过中书省过滤，中书省负责起草法律，解决“涉及死刑之案件并设断事官辅助之”。
中书令经忽必烈批准，得作出重要决策，由各部负责执行。左丞相和右丞相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并负责六部，而六部则负责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并在中书令患病、出行或无法视事时代行其政。
忽必烈在农业经济方面改革的关键是劝农。
1261年，他创建了一个机构劝农司，并任命8名官员开展支持农业经济的计划。忽必烈选择姚枢总领该机构，显示了他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同样，劝农司的官员又挑选了一批精通农业的人员帮助农民耕作土地。
最终，一支规模庞大的官僚队伍被组织了起来，其职责是促进农业生产以及有效利用土地。还规定以辖区内百姓人口、户数的增加、开垦田亩的数目、赋税是否公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
忽必烈还诏令劝农司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忽必烈制定政策，促进土地的恢复，减轻农民赋税。他禁止牧人在农田里放牧牲畜。此外，他希望削减封地的权力，这对保护农民利益同样是很关键的。他尽力限制对老百姓提出过分的要求。
按照忽必烈所实行的新体系，原先农民向封地领主缴税改为向政府缴税，然后，税收收入由政府和领主平分。农民每年只需缴纳一次税，不必再担心领主反复无常地征税。
有时他还会豁免那些被征召承担特别劳役者的税。忽必烈一再发布命令，要求他的使节和军队不要向当地农民滥征税。
忽必烈希望帮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促进经济的复苏。至1270年，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机制，这就是社。这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新的农村组织，大约由50户组成，每个社有一个社长为其首领，首要目标是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垦荒。
忽必烈对社所颁布的命令包括：助耕，植树，开垦荒地，改善防洪和灌溉设施，增加丝绸生产以及河湖养鱼等。社长要奖勤罚懒。
对于手工业，忽必烈在政府内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机构，用于组织工匠和保障工匠的利益。这些家庭作坊负责提供首饰、衣物以及纺织品等，以应宫中所需。另外，公共建设项目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工匠提供服务。
为了获得手工业者的忠诚，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忽必烈制定了有利于工匠的规章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定量的食物、衣物、食盐等，并豁免他们强制性劳役的义务。
规定还允许他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己制作的物品。因此，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工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对市场经济方面，忽必烈的政策使商贾兴旺发达。商人总是被看作寄生虫，本性诡诈，嗜财如命，因此以前不少帝王试图规范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利润，严重的甚至取缔他们的商业活动，没收他们的赢利。忽必烈对商人并没有这种成见，他给予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贸易活动在中国境内繁荣起来了，对外贸易也很兴旺。
穆斯林商人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以及波斯的陆上贸易中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国的纺织品、陶瓷、漆器、生姜、桂皮等。
他们把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铜钱等从东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运往西方，并运回宝石、犀牛角、药材、熏香、地毯、胡椒、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等。在当时，一些中国瓷器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
个体商户和商人协会在蒙古语中叫做“斡脱”，他们对我国的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元代法律要求，外国客商进入中国以后，必须立即把他们的贵金属换成纸币。这项政策给政府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商人也愿意遵守这项规定，因为政府同时赋予他们开展对华贸易的权力以赚取丰厚利润。斡脱向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而朝廷则大力扶持斡脱。
例如，在蒙古征服战争期间，斡脱向蒙古贵族提供了急需的贷款。作为报偿，忽必烈于1268年设立了一个斡脱监管机构。
该机构负责把来自蒙古贵族或政府的资金贷款给斡脱，月利息仅为0.8%，对比其他借贷者3%的月利息要低得多。
为了促进贸易并增加商人的利益，忽必烈决定在其辖区内流通纸币。忽必烈是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纸币流通系统的蒙古统治者。
忽必烈在执政的第一年，设计出了3种类型的纸币，其中之一在他任期内一直在使用。第一种汉语叫“丝钞”，是以丝绸为本位的货币。其他两种中统元宝钞和中统银货，则是由银子储备支持的银本位货币。中统元宝钞最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成为最流行的货币。
这些纸币在当时可能很容易得到并且使用很广泛，因为马可·波罗在叙述他13世纪在华生活的时候，曾对纸币有过详细的描述。至少直至1276年，这套货币系统运行良好，部分原因是忽必烈严格控制了纸币的发行量。
忽必烈帮助商人的其他方式还包括运输系统的改善。忽必烈大力提倡修路，在路的两旁种有杨柳和其他树木为道路遮荫。
另外，他还建立了驿站，虽然最初是专为传送官方邮件而设计的，但是也用于方便贸易活动。除了接待旅行的官员和外宾之外，驿站也用于客商的客栈。
在忽必烈统治末期，就有1400多个驿站，拥有可供役使的马大约5万匹，黄牛8400头，骡子6700头，马车4000辆，小船将近6000艘，绵羊1150只。
每个驿站的规模不等，但都有为旅客投宿准备的客房、厨房、大厅、牲畜圈棚、粮仓等。在一般的情况下，信使骑马在驿站协助下一天内能跑400千米，以递送重要信息。这在13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
忽必烈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贸易，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商人的关心。他的统治是很成功的，商人的生意异常兴隆。
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行业群体，在忽必烈的统治下似乎也比在汉人皇帝统治下过得好。比如，医生就是一个受到元代政府青睐的职业注重实用的蒙古统治者重视医学，因而使之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医师的职业收入丰厚，并可通过影响患者，实践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理念。而且，医生经常被豁免劳役和其他赋税义务。
在政府的支持下，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忽必烈这一系列经济措施，使饱受战乱破坏的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基本上得到了恢复，有的地方甚至有了发展，为中原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也为蒙古社会制度的封建化注入了新的物质内容。
在科技方面，忽必烈非常尊崇天文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并邀请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来到中国。1258年，波斯人在阿塞拜疆的马拉盖修建了观测站。他们制造了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作出了重大发现。1267年，忽必烈邀请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中国传授这些发现。札马鲁丁带来了圆球形的天体图、日晷、星盘、地球仪以及天象仪等，作为礼物献给元廷。他还献给忽必烈一本新的更精确的日历，汉语叫“万年历”。
1271年，忽必烈终于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学院，即“回回司天台”。在这里，我国天文学家郭守敬利用波斯天象图和演算结果，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并设计出了他自己的日历《授时历》，该日历在稍作修改后在明代被广泛使用。
在忽必烈统治期间，穆斯林对地理知识的传播和地图绘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商人带来关于中亚和中东的信息。地理学在中国蓬勃兴起，并采用了阿拉伯资料中关于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资料。元代绘制的世界地图可能是以穆斯林资料为基础的，对亚洲和欧洲的标写相当准确。
他提出修建三学，设立教授从事教学，开设科举来选拔人才，考试时以讲经义为主，辞赋，策论次之。开设学校后，应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们来上学接受教育，挑选明智通理的人才负责教育方面事务。下令地方州郡对孔庙加以祭祀。以礼乐安定天下太平。
他以国家专门的资金供养天下那些不会做买卖而又没有财产的名士和老成博学的儒生，保障其基本衣食住行。在当时，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代代表定期向这位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
他建立国史院，令王鹗招募史馆编修者、学士以及起草人。尽管在忽必烈任期内，无论是《辽史》还是《金史》都没有完成，甚至在他统治期间还没有动笔起草，但是王鹗毕竟为金朝史的修撰构想了一个有组织的计划。而忽必烈及其幕僚对此构想及其初步实施也功不可没。
忽必烈的一系列汉化改革举措，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全面复苏，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民族交往和中外交流。
实行“汉法”加强了民族交往和中外交流，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更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